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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天下：南明痛史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内容简介
《亡天下》讲述了：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土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他们日益艰难地要作出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一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第一章 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
序 让历史照亮未来
公元1664年，当时已是清朝康熙三年。
杭州。刑场。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头梳明朝发式的人出现于众人面前。为首的，乃南明大臣张煌言。临刑前，他写下这样一首诗：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
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
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螳臂拦车"，一般皆比喻顽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姑留螳臂强当轮"的悲壮，恰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死愁绝中勃勃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
他带血的头颅，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最后浓浓的顿点！
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是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又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他们日益艰难地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的道路有那么多蜿蜒和歧路，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面前，有时候是那样苍白。
衰落的年代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
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嗟夫！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几人乎？"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早于张煌言十三年，已经挈妇将雏投入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他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
这样的"聪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计其数。
但是，前有史可法，后有张煌言，皆可成为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里程中"疾风劲草"的样板。
"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那样黑沉，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惰性和畏懦，也实在难以超越。他们要克服的，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而是累及身家性命的沉重肉身。于是，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冯铨、孙之獬们，这些病态的"清醒者"，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借口"。
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坚韧"的精神意识，最终匍匐于外力的刀锋利刃之下。时代的解体，正是以这些"中坚"为攻破点开始。
即使如此，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屈不挠，杀身成仁。
所以，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瞿式耜、张同敞、张煌言，这样的系列人物，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内省的核心驱动力。
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并且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体验。
这种冒死不顾、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极大拓展了作为伟大民族的想象力和视野，已经定格为统一的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希腊哲学家伊庇克泰图斯讲过："……伦理的力量，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幸福、平安以及美好的感觉……只有一种途径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超脱所有道德中立的价值观。"除了宗教以外，人性是无法超脱和超越的。战争中的红尘世界遍是陷阱与屠坑，肉身破灭与精神超越正是考验勇气和道德的最佳试金石。
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法逃遁的。大无畏的牺牲和求死渴望，成为永恒者光荣的涅槃。而眷恋贪生的依顺，成为变节者和贰臣的邪恶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国者，他们临终的思想状态皆是一种高尚的怜悯。在死亡面前，他们感受着幸存同胞、敌人、变节者的悲苦，俯视着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那是一种怎样超越人类二元性的心如止水的状态啊。
所有的苦难和折磨，所有呼啸而至的白刃和炮石，在这种超脱凡俗的伟大精神面前，变得那样苍白无力。
精神的伟大，超越了苟活生存的微渺智力。
所以，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会永远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他们的存在，中华国家短暂的四分五裂，因停滞而产生的遍体鳞伤，甚至政权一时间的分崩离析，都能在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下得以愈合创伤。
一切的幻像背后，是我们坚不可摧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依凭的英雄个体，势必成为真正的不朽者和中华文明永恒的旗帜。
正因为仁人志士的示范，我们古老的帝国才没有成为霸业的化石，也没有沦落为中空的巨大历史残骸。
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
本部南明史，在少量涉及李自成、张献忠二人的评价部分方面，作者主要采用当时"官修"史书的资料。李自成内容的参考书目包括《崇祯长编》、《明亡述略》、《烈皇小识》、《槐国衣冠》、《赤眉寇略》、《大行骖乘》、《疆场裹革》、《甲申传信录》等时人笔记；张献忠内容部分的参考书目包括《蜀碧》、《鹿樵纪闻》、《蜀警录》、《墨堂丛语》、《圣教入川记》、《蜀龟鉴》、《蜀破镜》、《行朝录》、《甲申朝事小记》、《荒书》、《三垣笔记》、《客滇述》等时人笔记。作者观点与解放后主流史学界观点有所不同，或有偏颇之处，希望读者鉴察。 2007年8月18日
第一章 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
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阴历三月十八日。
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
座中三人，一男二女，正郁郁饮酒。
男人三十多岁，身材中等，面容清秀，神色倦怠。他头戴乌纱折角向上的翼善冠，身穿明黄的盘领窄袖袍，前后及两肩，各织有晃人眼目的金盘龙，一条以金、琥珀、透犀镶嵌的玉带束于腰间，脚登皂皮靴。如此装束，非皇帝莫属。不错，此人，正是大明朝的崇祯皇帝。
在他对面，侧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是皇后周氏，一位是贵妃袁氏。
两个女人皆是盛装。周皇后头戴双凤翊龙冠，冠上满缀金玉、珠宝和绝色翡翠，一金龙，二翠凤，口衔珠滴，摇摇颤颤。身上，她着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绣着织金云霞龙纹，铺翠圈金，饰以珠玉坠子，华丽无比。袁贵妃头戴鸾凤冠，附以翠博山，大珠莹耀，花钗横斜。她也穿金绣鸾凤的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只是衣服的图案用织金及绣凤纹，不用明黄线，没有云龙纹。
难道是崇祯帝后贵妃的天地一家春欢饮吗？不，这是三个人的生死诀别时刻，他们正在喝断头酒！
北京城外，一整天下来，忽而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忽而冰雹雷电。但是，最震人耳目的，是城外李自成农民军震天的呐喊杀声和轰隆隆的攻城炮声，震耳欲聋。深处皇宫内殿，仍然能不时感受到剧烈的颤抖。
静默许久，崇祯帝尽饮一杯，瞠目对周皇后和袁贵妃说：“事已至此，只有一死！”
看到崇祯皇帝眼中的怪异凶光，娇小艳丽的袁贵妃顿时间惧从心起，鬼使神差一样，她忽然抛杯跳起，转身离席欲逃。
崇祯帝拔出腰间宝剑，趋身上前，一剑正捅袁贵妃后胸。美人顿时香消玉殒，血流遍地。
周皇后脸色煞白，不过，毕竟母仪天下多年，还能做到临危不慌。她慢慢站起，向崇祯帝深施一礼，低声说：“臣妾向陛下诀别！”言毕，未等崇祯帝开言，周皇后匆匆回到自己的坤宁宫。
国破家亡之际，这位大明朝皇后并无任何多余的言语，连遗言也没给宫女们留下一句，平静地以白绫上吊自杀。在她深沉的一声叹息过后，是颈骨断裂的可怕声音。
不久，已经有些醉意的崇祯帝摇摇晃晃赶到坤宁宫，望着吊在殿中的周皇后尸体，他忽然放声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十七年的皇帝生涯，对于崇祯皇帝来讲，只能用杜甫一句诗来概括：艰难苦恨繁霜鬓！
除诛杀魏忠贤一事略显崇祯帝的“英明神武”外，他继位后的每一步，几乎是步步皆错，一步一步带着他的大明国走向灭亡。
屋漏偏遭连夜雨——内忧外困下的崇祯帝
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家人，他在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挫折感，决定了日后他成人之后那种猜疑、偏激、固执的性格。
崇祯帝惟一比他同父异母哥哥明熹宗强的，是他酷爱读书，从小一直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
继位后，崇祯帝药到病除，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自损栋梁——枉杀袁崇焕
登基之初，由于早闻其名，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更是闻言大悦。
崇祯二年（1629年）夏七月，袁崇焕至旅顺，杀掉了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崇祯帝闻毛文龙被杀，登时大骇。如此方面镇将被杀，确实出乎意料。但由于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优旨褒答，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后来，这反而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条罪名：擅杀大将。
当时与后世，均有好事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自剪羽翼，亲痛仇快。这些人往往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口实，认为皆是由于毛文龙之死引致。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仅仅几个月，皇太极就从长城逾入内地，为此，袁崇焕急忙携军救援。
崇祯帝偏中皇太极“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如果袁崇焕不死，依他的指挥控制能力，东江镇兵将肯定会被打造成为一支恢复辽东的劲旅。而假如毛文龙不死，这个跋扈明将必定会叛明降清，日后也不会被附于袁崇焕传后，而肯定会被乾隆帝编入《贰臣传》。
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侵，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即明人口中的“己巳虏变。”
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震骇，立刻调诸路兵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在先派出赵率教入援的同时，即刻率祖大寿等人急赴前线，步步为营，途经抚平、永平、迁安、丰润等诸城，皆留兵营守。
不久，明将赵率教战死消息传至，后金兵蜂拥而至。袁崇焕大惊，急引兵趋至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立营。虽然袁崇焕手中仅有不到两万人，但他们斗志高昂，数次与后金军交战，皆得胜而还（清人自己讲是“互有杀伤”）。
见袁崇焕营盘坚固，无隙可乘，一直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便欲施用“反间计”来除去袁崇焕。当时恰好营中有两个先前在城郊牧马厂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在押，他遂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两人趁黑坐在这两个明朝太监被困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夜间，哨兵故意纵两个太监逃脱。
这两人一回城，像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上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诡计的当，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审问。
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当时才没有叛变。
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北京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
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了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口。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于是，他们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
最终，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被剐于北京闹市。
袁崇焕被杀，乃是天大的冤案，但不少无知的北京市民却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个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
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报叹息回荡于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陶庵梦忆》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鞑子”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国演义》多少年后被后金的首领皇太极当作“兵书”来使，以“蒋干盗书”为原型让崇祯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会在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遍地烽烟——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世宗）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神宗）变本加厉，天启帝（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索饷哗变，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明朝正规官军如果认真加以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中，不少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声势渐炽，首领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的造反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后来的“大西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的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油子。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本人并非农民，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至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扬长而去。
狂龙入海不回头——崇祯帝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见陕西境内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农民军。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崇祯六年冬，从各地调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围剿官军人数，已达三万多。一直号称“英明”的崇祯帝，此时也走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没老二的太监公公到各部队当监军。
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被蔑称为“流贼”，就是因为这些人善于四处游走，东打一下西杀一下，让官军四顾不暇。但华北地区多为大平原，叛乱者们无险可据，无山可藏。官军势大，进攻不懈。最后，大部分农民军被压迫于河南界内的黄河以北地区不能动弹。
见突围无望，年底隆冬时分，“闯塌天”、“满天飞”、张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称要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信。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大喜，立刻制止各部官军的围剿，向朝廷上报了六十多名即将接受“招安”的“降贼”名单，自认为兵不血刃，已经立下奇功。
“投降”名单上人名很有意思，有的像是《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诨名，有的像是《智取威虎山》里匪徒的绰号：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当为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当为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当作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当作混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计六十一名。
明军放松警惕后，不少兵卒还与即将“投降”的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物卖与对方。
数名农民军头领暗中早有串联，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然后，他们吃饱喝足，趁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黄河封冻之机，纵马狂奔，整部整部地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忽喇喇出现在中原大地。
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镇压的经验，中原平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犹如水银泻地一样，四处窜击，不仅席卷河南全境，而且在周遭的安徽、四川、湖广等地均处处开花。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明朝政府全面的祸患。
特别是河南连年大旱，当地人活不下去，见当“贼”能吃饱饭继续存活，不少人纷纷入伙，农民军军势益炽。
于是，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进入卢氏山区，与当地偷掘矿藏的“矿贼”合伙，直下湖广，连破襄阳、上津、房县等地，如入无人之境。而“扫地王”、“满天星”、“横行狼”等人西入武关，连陷山阳、镇安等地，然后北上雒南，杀向西安。待洪承畴率军来截杀时，他们南下四川，攻城略地。横行数月，农民军主力最终大多回到了陕西。
为了统一事权，明廷任命陈奇瑜总督五省军务（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他在河南陕州会师后，统军南下，打得在均县、竹山一带活动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纷纷退却，转往陕西。
大部农民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误入汉中栈道险地车厢峡。由于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弩解刀锈，衣甲多日不干，缺粮少食，几乎丧失基本战斗力。如果明军趁势进攻，这几万人只有等着挨宰的份儿。
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宝，运了几十匹骡马，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上下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用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结果，陈奇瑜派出明军小头目，一对一百，对“投降”农民军登记整编，准备尽遣这些人回乡安置。
眼见大伙都成“良民”了，明军松懈，捧着农民军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饮，搂肩搭背互诉衷肠，都表示不打仗好。结果，一夜之间，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尽杀安抚官（一百杀一个，太容易），夺马夺兵器后四处出击，立呈燎原之态。
可见，明政府对农民军“伪降”、“诈降”一直没有充分的警惕性，使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诸部农民军脱险后，自汉中逸出，回奔陕西、甘肃攻掠。
崇祯帝大怒，撤掉陈奇瑜，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军西宁士兵哗变，洪承畴不得不首先处理西宁军变。等他回来时，“流贼”们都东奔入河南。
农民军在河南集结后，共七十二营三十万左右的队伍，各推首领，于荥阳大会，商议共拒官军事宜。
崇祯八年初，过了一个肥年的农民军主力由河南汝宁入安徽，攻克颍州后，直杀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
凤阳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没敢建城墙，怕压住龙脉。结果，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蜂拥而至，杀掉当地守军数千，并派人挖掘了明帝的“祖坟”（其实朱元璋父母早就被丢于乱坟岗，皇陵仅是象征性建筑）。然后，龙兴寺和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祯帝气得发疯，在下“罪己诏”的同时，杀掉凤阳巡抚等多名高官。然后，他调集七八万大军，发足军饷，命令洪承畴在半年内一定要消灭掉所有农民军主力。
恰恰是在凤阳，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结下梁子，从此分道扬镳——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酒，张献忠就让这些小阉人为他吹吹打打，以乐佐酒。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老张索要。老张先是不给，李自成固请，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老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再让兵士把小宦者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追问乐器下落，回言张大王已经砸毁。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剑，把十二个小阉人均捅死，以泄胸中愤恨。由此，李、张二人失和。
崇祯帝要半年内平灭农民军，说来容易做起难。各路农民军返回秦地，饥民纷纷相从，规模几近二百万人。
李自成率部坚持在陕西发展，并在进攻甘肃真宁（正宁）时杀掉明军猛将曹文诏，给予诸路明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等人吃尽当地粮食后，又从陕西东出潼关杀回河南。
眼见洪承畴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廷只得让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让他剿东南，洪承畴专剿西北。
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东下安徽，对滁州展开围攻，卢象升立刻领兵去救，但扑了个空。
农民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手得利后，复回陕西。洪承畴本来在甘肃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过气来，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灭时，明军驻宁夏固原的政府军因缺饷发生兵变，洪承畴只得赶过去救火。李自成逃得性命，奔回陕西老家。
沮丧之余，明廷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两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北京，凌迟处死。
高迎祥之死，对农民军打击很大，张妙手、“蝎子块”等头目纷纷乞降。这次，他们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为免蹈前车之覆辙，几个农民军头目投降不久，均被交付各部官军斩首。
李自成方面，在米脂、绥德一带休整后，本来想渡河进入山西，见明军有备，他只得率部西行，在宁夏、甘肃一带活动。
崇祯九年初，李自成与十余支农民军联手，从秦州出发，想攻取汉中。但明朝总兵曹变蛟早已设伏，把农民军击得大败。
见入汉中不成，李自成便转头进攻四川，攻破广元后，连克数十州县，所向披靡。见明朝政府军云集川地围堵自己，李自成出四川往北，杀入甘肃境内。
在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狼奔豕突追截堵杀农民军时，东北的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
拜天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二人反感这些“鞑子”们的仪式，站立不拜。皇太极大怒，但他并未杀人，而是在打发二人回国时撂下一句话：“尔国王若知逆顺，当送子弟于我国为人质。不然的话，我必兴兵，直到把尔国打服为止。”
在动手击朝鲜之前，夏五月，皇太极先派十四弟多尔衮等人率十万大军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并明示此次进攻目的只在抢掠明朝京畿地区，抢人掠物为主，不计城池得失。
明廷以为清军会从山西入京，岂料清军选择延庆，入居庸关后，杀入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这位酷爱做木工活的皇帝估计在阴间也找不到木头做家具了）。
清军数月之间遍掠畿内，五十六战皆捷，俘掠人畜二十万，于秋九月从冷口从容退军，并派人在塞上砍去树皮，以墨写上“各官免送”，羞辱胆怯的明朝军将。
同年秋，皇太极自统大军跨过鸭绿江，对朝鲜展开大攻势。九月十日，清军挥师渡江，攻陷义州，一路势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国王逃出汉城，三十日，清军占领汉阳。
身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无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只得亲自出城入清军军营投降，正式向皇太极称臣，答应如下几项条件：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质子，常年呆在沈阳；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
还好，皇太极并未杀王灭国，订立誓约后即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群臣跪送。
由此，清朝再不用担心朝鲜反复，还可从这里征调人力、物力以对付明朝。
错把懦羊当猛虎——崇祯帝误用杨嗣昌按倒葫芦又起瓢
崇祯帝深感朝中无干事能臣。挑来选去，他选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此人系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原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
这位杨爷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清廷虎视眈眈的威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
凭公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有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
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粮），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乃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平定闽地的海贼。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依恃郑芝龙，平灭了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企盼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
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察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公公到后，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
大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拱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吓得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打自己的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大公公也乐，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老熊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的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老熊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两千多名，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却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乃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说话如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
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粮，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富心机，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密奏，希望朝廷下令让农民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对此建议，崇祯朝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清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不过来，没有认真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制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托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监军”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辫子兵们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
清军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文士出身，但这位白皙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农民军最惧与之交战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清廷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为之色动心壮，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清军正面交战。
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不过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恰好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又分兵马与他，这使得自己军力更单薄。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合集数路援军，齐锐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手下只有几千疲卒，在巨鹿附近屯兵。
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给卢象升当军粮。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自辰迄未（六个小时），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惟剩卢象升一人，身中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剑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对于如此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太监高起潜逃回城后，竟掩盖他的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阴。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一门忠烈。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空。
这时候，各地的明朝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明军人虽众，但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
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于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平民被杀二十多万。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杀掉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转战八月有多，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饱抢而归。这第五次入口杀掠，也是清军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掠扰。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究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两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农民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猾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令朝廷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如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搧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烘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他的“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当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嗣昌对这个武夫很是欣赏，上疏崇祯帝准备专门让他挂“平贼将军印”，予以殊荣，一来可以以将制将，二来卖好弄人情，让左良玉这块料日后为自己卖命。
左良玉得到崇祯皇帝从大内发出的“平贼将军”印，如打了强心针一般，出奇地卖命，不听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集结于兴安（陕西安康）一带的命令，集合生力军从渔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老张本人的家眷七人也被官军活捉。
张献忠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仓皇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像大猩猩一样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然而，悍将左良玉，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立刻写信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以陕西总兵贺人龙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此印很有威力，谁挂此印谁就可以“总统诸部”，平级的将官也要听挂印人指挥。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下诏照准。
但杨嗣昌胸无主骨，觉得临阵易将是战争大忌，很快就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收回成命。这一来，他把两个人都得罪：左良玉恨他有夺印之心，贺人龙恨他说话不算空放屁。
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携贰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遭大败的罗汝才（曹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农民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入死境。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四川处处陷没，农民军之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农民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装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农民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伟壮丽的襄阳王宫踞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滩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
望着漫天大火，张献忠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曾经几乎夺了明光宗朱常洛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大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的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别人逃得了，福王没有这福分。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声不绝，坦然就死。
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口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 《明史》中记载，杨嗣昌是“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琐，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
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奇袭侥幸。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没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安徽贵池），这给予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老张真是狠心，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老熊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恩将仇报，杀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老熊全家，一个不剩。
至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镇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那么多金银，大发叹息：“这朱老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青壮男子简选为兵，把漂亮年轻妇女挑出送入军营，然后大开杀戒，在武昌城内屠戮。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老李，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东北方面，明朝又遭到了松锦大战的惨败。
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却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清朝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降官降将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降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己，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农民军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把李自成等军几乎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清军。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明军大败，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可称的是，大战过后，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而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洪承畴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正月（崇祯十五年），城内食尽，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战精兵，可称是最精锐的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投降，剃发后穿满服跪于殿外向皇太极乞罪，叩头不止。随即，他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是，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并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解自己身上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其实子虚乌有，乃《清史稿》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的内容。至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瞎编，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洪承畴本人在皇太极活着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才日益显出这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不战不和——与清廷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清军虽然大胜，但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以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旗息鼓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清朝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原先的女真民族（满）崇尚之弓马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朱明王朝是推翻元朝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被作为一大罪状：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农民军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清廷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清廷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阴历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窜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这些降臣的大阴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清廷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清廷官员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清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密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密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那封密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这位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声称责任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卖国”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拉着皇帝这棵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安在他名下。最后，归结一个字：斩！
杀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便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它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
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
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历史机会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
势如破竹进皇城——李自成的“成功”路径
路径一：河南、湖广的攻取之路
李自成在洛阳把福王朱常洵烹杀，大军吃过“福禄宴”，休整数日，就提兵进袭开封。
由于明朝河南巡抚李仙风当时正在怀庆地区攻打“流贼”，开封守将也因洛阳告急领兵外出，致使开封城内城守力量薄弱。李自成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自领三万精兵，急行军三天三夜，准备以突袭方式攻克开封。
开封的周王倒不财迷吝啬，他在拿出五十万两白银犒军赈民的同时，发榜表示说，“民众有能出城斩贼一首的，赏银五十两”。重赏之下出勇夫，兵民踊跃，争相出城奋击。李自成军大惧，退避数舍。此时，出援洛阳的官军及时赶回，开封终于免于被攻陷。
李自成不死心，亲自骑马到城下观察地形。城上官军发箭，有一箭正射入李自成左眼，镞深入骨，差点把这位农民军头领射死。从此，李自成就成了“独眼龙”。
此后，李自成与弃张献忠来归的罗汝才合军，自河南西部入湖广，在孟家庄抓住了明朝三边总督傅宗龙（前兵部尚书）。农民军押傅宗龙去项城，想让他去赚开城门，岂料傅总督大声叫骂，立刻被杀。项城虽然未下，经此一战，李自成部下又多添了昔日的陕西能战“官军”，势力更大，便开始自称“闯王”。
项城之战后，农民军横扫豫中地区。李自成破叶县，杀守将刘国能；克襄城，杀守将李万庆。被杀的这二人，刘国能绰号“闯塌天”，李万庆绰号“射塌天”，皆是李自成从前的“革命”老战友。他们几年前投降官府后，耿耿忠心，一直忠于明朝，终成大明朝的“忠义”之士。
南阳一战，明朝猛将猛如虎、刘光祚也在与农民军作战中阵亡。李自成名震一方。
在此情况下，李自成开始了对开封的第二次攻击。
农民军围攻了三个月，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初，开封仍攻不下。情急之下，李自成指挥士兵驱使城外平民在城墙中掏大洞十余个，置火药数万斤。然后，农民军士兵百炬齐投，就等着城崩杀入城去。岂料，火药威力太大，天崩地裂一声响后，正纵马擐甲准备杀入城的农民军数千人全被崩成碎肉沫。
崩城未成，自己人大损。这样，李自成二攻开封仍旧失败。
傅宗龙死后，明廷任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这位汪爷笃信怪力乱神，调兵遣将他不急，先派人把米脂县内李自成的祖坟刨开，并从中捉到一条小蛇，四处张扬，然后千刀剁碎，宣扬说已把大贼头家的风水全部搞坏。
依理来讲，老李家好日子应该到头。可笑的是，李自成没咋的，全须全尾活得好好的，汪乔年自己却倒了大霉。由于左良玉率部逃走，农民军攻克襄城，活捉了挖李自成祖坟的汪乔年，喀嚓一刀，汪总督好日子立刻就到头了。
于是，几个月之内，李自成在豫东地区秋风扫落叶一样连战连捷，把开封外围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势在必得。
明廷十分重视开封的安全，马上派丁启睿督师，总兵左良玉等部近二十万众，号称四十万，连营黄河岸边，准备与农民军开打。
李自成有谋，为防止出现腹背受敌情况，他先派人化装成官军向开封送信，要城内军队严防死守不可轻出。然后，他集中力量迎前，在朱仙镇与明军开战。
此时的明军，各怀鬼胎，督统丁启睿又无能，面对强敌，未战心先乱。大将左良玉率先不战而退，其余诸将一窝蜂四溃，总兵姜名武被俘杀，明军大败。李自成挟得胜之气，复率兵围开封。
李自成此次围开封很有耐心，他不着急攻城，先派人四处攻堡陷城，最终把开封完完全全变成一座孤城。
被围四个多月，开封城内断食，人民大量饿死，数目达数十万之多。在吃光牛皮、鼠雀、水草、马松、胶泥之后，守军只得吃死人尸体为食，但他们就是不开城投降。
无奈之下，明军采取决河灌敌之法，挖开朱家寨黄河大堤以冲农民军。李自成当然不示弱，他反决马家口黄河大堤。但双方决堤都没见成效，河水只在城外漫浸，深三四尺而已。
最后，围久生技，农民军趁阴雨连绵河水暴涨之际，先塞堵东西南三面堤口，然后数万人一起挥锄猛挖，掘开北面黄河的上流堤坝。如此一来，黄河水洪涛横流，开封城顿时成为水中泽国，居民死伤无数。开封城中，只有钟鼓二楼、周王王城，以及延庆观等几处地势高的地方没有被淹，这几个地方保存了少部分居民的性命。不久，这些人中很快又有不少人冻饿而死，满城尸骸，惨不忍睹。
农民军掘堤时，也有一两万人躲闪不及，喂了鱼虾。
趁乱，明朝的宗室周王侥幸在明军保护下乘船逃走。
开封虽成为废城，但已非朝廷所有。
此后，自潼关入河南的陕西孙传庭部官军复为李自成、罗汝才部联军击败。河南大地几乎尽属李自成。
一直在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流窜的“革左五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北上河南，与李自成会师，农民军势焰大张。
合军后，农民军齐攻汝宁。克城后，杀掉藩王崇王与他一家人后，把顽强抵抗的明朝“保定总督”杨文岳绑起，用大炮轰碎泄恨。
河南大定。李自成、罗汝才以及“革左五营”联手，杀向湖广。以前有些历史学家将此夸之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雄才大略”与“目光远大”。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河南久经旱蝗水灾，千里萧条，几十万农民军吃饭成为当务之急。湖广乃鱼米之乡，粮草才是吸引他们的原因。
据守襄阳的左良玉部当时有二十多万，面对汹汹而来的四十万李自成联军，左良玉不战而逃，把襄阳留给了李自成。
农民军乘胜，攻克荆州，杀湘阴王全家人；下承天，击杀总兵钱中选，并刨开嘉靖帝生父的陵墓。
夺取汉川、汉阳后，李自成休军，自回襄阳，开始算计起“革命”老战友们。
李自成出手很快，迅速杀掉了罗汝才和贺一龙。他此举真够阴狠。郏县大战，他所率一军已被孙承宗大败，如无罗汝才义无反顾自香山驰下出手相救，反败为胜，他当时就会被官军杀掉。此时，在形势大好之际，为保证自己第一把金交椅的稳固，李自成竟率先下手，亲手杀掉毫无防备的、当时正在营帐中与数位美女做春梦的大恩人罗汝才。罗汝才当时以其绰号“曹操”闻名于世。先前河南一带有童谣：“郑台复郑台，曹操今再来”，他为应谶言，故以此为号。
杀人后，李自成立刻控制罗汝才全部。除少数人投降孙传庭官军外，大部分罗汝才军队并入李自成属下。
“革左五营”几位头头闻讯，为之心寒。特别是“老回回”马守应，远远躲开，不敢再与李自成联军。“老回回”当时在湖南躲得开，剩下几个人无奈何，只得听任李自成兼并己军，乖乖成为他的部将。
在牛金星等人撺掇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倡义府”，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他当时并未建国号，也未改元。之所以如此，不是李自成当时不想当皇帝，而是因为他铸钱、营殿皆不成。迷信之下，他未敢遽称国号为帝。
当时的李自成农民军，已有百万之众。
路径二：陕西“老家”的回归
襄阳、荆州、德安、承天陷落，湖广自然不保。身在北京的崇祯帝忧心如焚。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他严命身在西安的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寻找李自成决战。
当时，明王朝仅剩三大部主要军事力量，其一是辽东部队，但陷在那里堵防清军；其二是左良玉部队，但此军军头跋扈，形同军阀，很难指挥；其三就是孙传庭部。其实，如果孙传庭部在西安养锐不动，李自成无论是进攻北京或者南京皆有后顾之忧，可称是对农民军最大的威慑和牵制。
君命难违，加上陕兵能战，抱存侥幸心理的孙传庭在八月率军出关，其下有白广恩、高杰、生成虎三个总兵，共十几万精兵。由于孙传庭的身份是“督师”，他同时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在洛阳会师，檄调左良玉提军西上，以便夹击李自成。
孙传庭出关后很顺利，很快收复洛阳。如果明军步步为营，胜算还是很大。但是，北京朝中的崇祯帝死催进攻。
由于害怕自己因“逗留观望”被杀，孙传庭只得硬着头皮向南进发。
李自成自然重视河南军事。他听闻官军出潼关，立刻把湖广一带农民军调往河南。他本人离开襄阳，进入河南。由于在河南当“流贼”日久，他对当地的地形地势一清二楚。仔细考虑后，李自成决定诱敌深入，在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同时，派弱旅诱敌，吸引官军注意力。
孙传庭连连得胜，交手即克，一连打到了宝丰。此时，他思想麻痹，自以为可以解民倒悬之苦，清君父苦思之忧，天天惟一的念头就是“旦夕灭贼”。
九月初九日，官军攻克宝丰县后，向郏县挺进。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并擒杀对方名将“果毅将军”。此役中，李自成命悬一线，他本人几乎被明军擒获。
农民军奔集襄城。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智谋过人，笑言道：“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
时值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由于孙传庭孤军深入，后勤保障困难，运输速度又慢，明军粮草很快匮乏。如果此时他回师洛阳什么地方就粮休整，还不至于失去主动。但胜心益炽的孙传庭觉得开弓没有回头箭，命令军队攻破郏县就食。
郏县确实不难攻，很快就落入官军手中。此处县小地穷，根本没有什么吃食。幸好有农民军丢弃的几百匹运物骡马，被官军宰杀当粮，几天就吃个干净。
明廷闻报，立命山西、河北就近传饷输粮。
孙传庭另一个失着，在于他率军攻克唐县时，把集中在那里的农民军家属几万人杀个精尽，致使“贼满营痛哭，誓杀官兵。”至此，农民军哀兵必胜之气，已经点燃。
李自成严令部下搜掠四境，一粒粮食也不留下，致使官军不可能就地筹粮。特别有心机的是，他派大将刘宗敏领一军万余人，间道抄至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的白沙切断了官军的后勤补给线。由此，明军大惊，军心动摇。打仗打的就是给养，如果无粮，大败可期。
孙传庭此时清醒过来。他留河南总兵陈永福率部留守，自己准备率陕军回军，想先打通粮道再说。陈永福手下的河南籍士兵急眼了，大声叫骂：“你们陕西兵回军，准备先打，让俺们河南人在这里饿肚子等着贼来杀，不中！”他们跟着陕西兵也跑。
混乱时刻，李自成指挥农民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交战，变成了农民军对官军的追击战。
官军大溃逃。由于明将白广恩部的火车营士兵为逃命，解开拉军车的马匹逃跑，笨重的军车四散于路，把路堵住，逃跑的官军更乱成一团。
农民军恨官兵在唐县杀自己家属，士气百倍，一路追杀。血光飞溅下，明军有四万多被杀。他们飞遁四百多里，丢失甲仗骡马无数。孙传庭本人与总兵高杰率数千残兵有幸渡过黄河，经山西恒县逃回潼关。经此一战，陕西王牌军基本报销。
崇祯帝闻败大怒，责斥孙传庭“轻进寡谋”（其实是他自己的决断使然），削去督师之职，让他戴罪收拾残兵，图功赎罪。同时，崇祯帝升任败入潼关的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持“荡寇将军”印，协助孙传庭，以望保住陕西。
十月初六，李自成对潼关展开进攻。高杰一部先溃（他手下军皆是从前的“贼军”），白广恩随之逃跑，潼关失陷。孙传庭无奈，只得退军渭南。
李自成得势不饶人，合众数十万齐攻渭南。孙传庭知不可免，在预备队打光后，与监军副使乔迁高双双持枪跃马，高呼冲入无边无沿的农民军之中，陷阵而死。人在西安的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
可悲的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帝怀疑他未死降贼，竟不予赠谥。
潼关一破，西安自不必说。秦王朱存枢也是那种明朝皇室遗传的抠门精，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愤。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掌握中。
李自成气魄很大，下令诸部四出，稳取三边。明朝总兵白广恩、陈永福等一大批高级将领相继投降，宁夏、甘肃、青海大部分地区皆被农民军攻克。这样一来，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已经是李自成的天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他在这里封侯拜将，更定官制，开科取士，真有那么一股帝王创业开基的气息。
当时，李自成已经称帝，并改名为“李自晟”，追尊西夏的李继迁为“太祖”（这招不伦不类很失算，历史上姓李的“皇帝”不少，不知李自成为何攀上鲜卑拓拔部人为“祖宗”）。
路径三：势如破竹的“东征”
1644年正月初八，李自成自统大军从西安出发，杀向北京。
除主力军外，他仍派刘芳亮等人率一军为偏师，进取黄河以南，与主力部队相夹成钳，堵住了崇祯皇帝可能由运河一线南逃的道路，同时又可有效阻止南直隶、山东明军的北援路线。
渡河之后，平阳府不战而降。这样，李自成大军从容向太原进发，并于二月六日包围了太原城。
可笑的是，太原城内的宗室桂王拿出三千两银子募人杀贼，却被山西提学黎志升换成“记功纸票”。都什么时候了，这名贪官还想省银贪扣。
仅仅过了一天多，明军守太原新南门的军将开城投降，太原陷落。太原府众文官一大批人被杀，而那个克扣士兵赏银的黎志升却买通李自成手下，称誉其为“天下文章能手”。此人活命之余，还成为“大顺”朝的考试主审官。
得到太原重镇坚城，李自成自信心倍增。他四处发布“诏书”，展示平定天下的大志。
二月二十六日，稍事休整，李自成继续北上。
途经宁武时，明朝守将周遇吉顽强抵抗，给予农民军很大杀伤。克城后，李自成下令尽屠宁武城内人民，以儆效尤。
三月一日，农民军大军抵达大同城下，明朝总兵姜瓖未作任何抵抗，马上开门投降。他顺便捉住明朝的文官大同巡抚卫景瑗和宗藩代王交给李自成。
李自成久闻卫景瑗巡抚清廉之名，并不杀他，还要用他为官。卫巡抚忠于明廷，自己在寺庙上吊殉节。李自成想饶卫巡抚，却不饶代王，下令把这个明朝宗室全家杀个精光。
见大同守将向农民军投降，各地震动，明朝将领大多怀有贰心。驻守阳和的宣大总督王继谟本想率亲兵护送库银逃回京师，但他手下的明军士兵忽然奋起哗变，把王总督的银子和好马抢夺一空，挟取后去投农民军。
阳和军将投降后，明朝宣府总兵王承胤更殷勤。李自成还未到宣化，他已经派人送来降书。在当地的宣府巡抚朱之冯还想抵抗，总兵王承胤早已暗派人把城下大炮引信除掉，塞住炮口，使这些守城工具成为一堆废物。朱之冯哭骂之后，自缢殉国。
自从李自成占领西安，崇祯帝几乎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自知来日无多。不祥的预感，终日笼罩不去。
从朝臣中挑了半天，崇祯帝只得派大学士李建泰替自己出京督师，以图能抵御住农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李建泰文人一个，无兵略，无将才，因为他家是山西曲沃的豪富，崇祯帝挑他，也是希望他能用家财饷军。当时，大内的官帑，基本山穷水尽。
为大张其事，崇祯帝在北京正阳门（现在的前门）亲自为他饯行，金杯赐酒，手递敕书，赐其尚方宝剑，表示李建泰可斩罚一切级别的文武官员。这种礼遇，比当年对杨嗣昌高出了许多。李建泰自然泣下叩恩，誓死以报。
出北京后，李建泰刚到保定，就被李自成偏师刘芳亮部堵在那里。凭城四望，见农民军旌旗铁甲，连绵百里，马嘶人喊，势大得让李大学士拉了一裤子，马上就作了决定——投降。
保定知府不投降，率军抵抗。李建泰为农民军做内应，终于使得保定被农民军占领。
李自成本来要屠城，宋献策劝说他收买人心，认为如果不大肆杀人，可以更快拿下北京。气愤良久，李自成才收回屠城之命。
后来，清军打跑李自成，李建泰又投降了大辫子军，并被委任为弘文院“大学士”，主修《明史》。由于拉关节受贿，他不久被免官。家居时，大同姜瓖叛清复反。心怀怨恨的李建泰据太平县响应，最终被清军擒杀灭族。这个反复小人，官虽然大，却在《明史》中找不到他，《清史列传》等书的《贰臣传》中也找不到他，原来他被编入了《逆臣传》。
路径四：通往北京的大路
垂死挣扎之际，崇祯帝还有两招可想，一是南迁，二是调山海关外的吴三桂辽军入京。
山穷水尽的崇祯帝确实动过南逃的主意，即以亲征的名义“南下”。可是，明朝朋党斗争在王朝将要灭亡之时，也一点儿没有消停的意思。阁臣们个个心怀鬼胎，他们惟恐皇帝跑走后自己会与太子一同留下死守北京，所以没一个人正式出来明确表态。
傻不拉叽的书呆子直臣、时任左都御史的李邦华开口就很冲：“皇上应该留守社稷！”他建议让太子朱慈烺去南京“监国”，分封定王和永王两个王子于外。这样举措，完全是南宋国亡前的翻版。
崇祯皇帝很气，怕大臣们拥太子去南京搞出“另立中央”的事情，就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孩子家（指太子、二王）又能做得什么事！”
廷臣们争吵商议，终日不绝，崇祯帝南逃就逃不成。
这样一来，只有调吴三桂一路可走。但吴三桂部路远，短时间内不能赶到，崇祯帝只得下令先调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入援。
刘泽清人品很坏，先是谎称自己有病，得到朝廷赏银后，率部在临清一带抢掠一番撤回原地。唐通还行，率八千士兵很快抵至京城。但是，崇祯帝对将领不放心，派出太监做监军。此举惹得唐通大怒，拉起队伍回到居庸关。崇祯帝无可奈何。放在早先，他一纸诏书，早就要了唐通项上人头。
崇祯帝朱由检确实是一位沉猜之君，任期内曾诛总督七人，杀巡抚十一人。而他手下的十四任兵部尚书，不是自杀（张凤翼、杨嗣昌），就是被杀（陈新甲），或遭削籍，罕有善终者。
兵临城下之际，崇祯帝人主的威严顿失。
情急抱佛脚，兵来要花钱。没钱怎么办，崇祯帝只得让勋臣、太监们出钱助饷。
这些腐败到根儿的贪官财迷们纷纷搪塞，身为皇帝岳父的周奎仅捐出一万两，就表示自己家中再无银两。日后刘宗敏“追赃”，从周奎家抄出现银和金宝一百多万两。内廷太监们心怀怨恨，让他们出银子比割肉还痛，有人还在宫墙上写“反标”：“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所以，求来求去，明廷从官员、太监手里也没抠出多少银子，最终只得二十万两，完全是杯水车薪。李自成入京后，大板子大夹子“伺候”，一下子从这些蛀虫家里弄出七千万多两的银子，皆在农民军逃离北京时搬运出去。
明将唐通赌气离京抵居庸关，对李自成大军可不敢有气。三月十五日，他开关投降。居庸关天险一失，北京城便大敞四开地摆在农民军面前。
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晚上，农民军前哨已经出现在城下。明朝襄城伯李国桢统三大营京兵在城外迎敌，结果，迎敌变成迎宾和迫降，他带着大批火器投入李自成“怀抱”。
如此关键时候，更为奇怪的是，北京全城所有军队，皆由太监指挥。为了讨好公公们，国家将亡的崇祯帝竟然下令礼葬魏忠贤——他亲手除去的逆阉！原因只为司礼太监曹化淳一句话：“（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如此！”这哪儿挨哪儿呢？可能崇祯真的相信当初辽东胜仗确有魏公公“指挥若定”的因素吧。
李自成至城下后，派先前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谈判。
李自成开始要价根本不高，提出割西北一带予自己，立自己为王，犒军白银百万。如果崇祯帝答应条件，他就退军河南，并表示还可以为明朝内灭群贼，外遏清兵。
崇祯帝召大学士魏藻德计议，老魏深恐自己蹈陈新甲后尘，一直鞠躬俯首，始终不发一言，气得崇祯帝挥袖把他斥出。
忧懑无计之余，宦官张殷屁颠颠跑过来，说：“皇帝陛下不要愁，奴才有一妙计。”崇祯抓住根稻草，忙问何计。张殷说：“贼军果真入城，自可投降，肯定就没事了！”闻言，崇祯帝差点气死，从案上抽出一剑，把张殷公公捅死在当场。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亲手杀人。
可叹的是，北京守城士兵，仅有七八千疲卒，健锐士兵均在先前被那些派出京城到四地监军的太监们当护卫军调走。北京的宦者人数不少，城上城下走窜着的有上万人，他们颐指气使，个个都一副“监军”模样。
北京守城开始之际，还有人送饭。小宦者派人到城上胡乱送去几大桶粗饭，听凭士卒以手攒食。三月十六日以后，送饭的人也不见了，守城士兵竟有不少饿死者。
农民军开始大规模攻城。
崇祯帝手持三眼枪，率数十名宦官在城内转悠了大半圈，均不得出城门，失望而归。
农民军攻彰义门时，监军太监曹化淳开门投降，引大军入城，齐攻内城。
回宫后，崇祯帝知道大势已去。但他还存一丝幻想，于是，他唤来皇亲新乐侯刘文炳以及驸马巩永固，想让他们带家丁护送太子及二王出城。二人跪地哭诉：“国法素严，我们哪敢在家里私蓄武装家丁。即使把所有仆人带齐，也就几百个人，这些人平素皆不习武，何能出城逃跑时与贼军相抗？”
崇祯帝彻底失望。
无奈之下，他又召首辅魏藻德议事。老魏仍旧一语不发。
绝望的绝望之余，崇祯帝命宫人上酒。痛饮数杯后，他先让皇后周氏自缢。袁妃不想死，遽起离座想逃，被崇祯帝追上，数剑砍死。
接着，他手提利剑在宫内自己动手杀掉嫔妃数人后，行至寿宁宫，正遇自己十五岁的长女长平公主。
三十六岁的朱由检含泪叹息道：“汝为何生于帝王之家！”掩面朝爱女挥剑。
长平公主一声惨叫，右臂被断，昏死于地。
接着，朱由检咬牙下手，把自己的幼女、时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也亲手杀掉，以免她日后遭人玷污。
然后，崇祯帝拉住已经吓得发傻的太子朱慈烺的手，恸哭言道：“你们今日是太子、王子（二王也在场），北京城破，你们就是百姓小民……各自逃生吧，不要恋我。朕必死社稷，也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你们出宫后千万谨慎小心，见到做官的人，长者呼为老爷，年轻的呼为相公。如遇平民，长者呼为老爹，少者呼为老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兵士为长官……”
父子情深，崇祯帝泪下如雨，至嘱切切。
三月十八日夜，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逃上煤山（景山），四望之下，北京城内杀声一片，农民军已经入城。
叹息良久，崇祯帝写下遗言。然后，他与王承恩相对缢死于树间。大明王朝，至此落下帷幕。（崇祯自缢处说法很多，有说是衣帽局，有说是树上，皆无定论。）两天后，宫里一个小宦官在煤山脚下发现了崇祯的“御马”。农民军士兵追踪寻迹，终于在山上一棵歪脖树上发现了自缢而死的大明皇帝。
在这位三十六岁皇帝的白绫衣袖上，农民军士兵发现有数行潦草凌乱的字体，显然是崇祯皇帝上吊前仓猝所书。一行是：“朕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太子）行在。”
王承恩大公公陪皇帝同死，其余的大小宦者皆希冀富贵，导引李自成等人入宫，并以极高效率为宫内嫔妃按相貌为标准分出三等，详写姓名于一册，呈与李自成、刘宗敏，以供其淫乐。
献门的大太监曹化淳文化高，为博“新帝”一笑，他口诵谀文：“万姓归心，独夫授首，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
李自成并不买账，对这些公公们叱责道：“汝曹背主献城，罪应当斩！”公公们跪倒一片，好多人当时就屁滚尿流。
太监杜之秩（在居庸关投降）还算脑子快，乞哀道：“奴才们承天顺命，故来孝顺。”李自成当时心情好，没下令杀他们，叱令他们立即滚出城去。于是，数千中小宦官，狼狈出逃。农民军的孩子兵争相上去拳打脚踢以为戏乐，群呼“打老公”。昔日的大太监们没那么好运，不少人在随后的“追赃”中基本都被折磨死，算是报应。
至于锦衣卫方面，这些昔日滴水不漏的特务机关，皆作鸟兽散，一个不见。
李自成用于宫内守卫的，是他自己的“龙衣卫”，皆是他老营将士，属于自己的绝对心腹。对于原先明朝锦衣卫和东厂的中高级头目在京未逃者，李自成下手果断，整家整家予以诛杀，根除殆尽。此举，对京城百姓来讲倒是大快人心。
十九日黎明时分，得意洋洋的李自成从西长安门入紫禁城，手发三箭射承天门匾，矢失其二，仅有一箭中于“天”字下端。牛金星一旁言道，“真乃天意，此即定鼎天下之意！”李自成大笑。
入宫后，望见遍地鲜血，袁妃、公主尸身狼藉于地，李自成也叹息：“皇上太忍！”
三月二十一日，崇祯与王承恩的尸体被发现，李自成等人终于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兵卒们用两块门板把两具尸体抬至东华门阴凉处，买了两具柳木棺（仅值二十串铜钱），把帝国最有权势的两个人装了进去（一为帝王，一为首席太监）。两位爷头下皆枕以土块，尸体上蒙以草苇。
不久，自杀的周皇后尸身也被放置于侧，可能有宫女细心，尸下垫以锦褥，上覆锦被。
崇祯帝尸体暴露一天后，倒是李自成军中兵士有人看不过眼，撤周皇后尸身上的锦被，蒙于崇祯帝尸身之上。
二十三日上午，农民军终于从市集找来两个卖丧殓之物的商贩，有一个稍有良心的小宦者在旁，指挥他们为崇祯帝和周后的尸体穿戴靴帽。
农民军看守士兵在一旁见到崇祯帝空脚穿靴，周皇后脸上无蒙布，就问小宦者为什么这样做。小宦者熟悉内廷典故，躬身答道：“凤不裹头，龙不裹脚。”
可叹的是，这一龙一凤，在九天之上昂首舞爪飞扬，只是一种奢侈、离奇的梦想。
明朝所有大臣中，临“梓宫”而痛哭者，惟兵部主事刘养贞一人。
三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听见东华门方向哭声大震，惊问是什么人。兵卒禀报，乃北京城内老百姓聚集，请求新朝礼葬先帝。李自成很“顺从”民意，加上心情又好，下令可以用帝礼葬崇祯，祭祀以王礼。
有此“口谕”，明廷的光禄寺才敢以祭礼追奠“大行皇帝”。至于昔日满朝文武，敢来祭拜者寥寥，仅有数人来观，也是远远瞻望而已。他们大多惟恐表现不佳，耽误自己在新朝的任用。
四月初三，“大顺”政权派出挑夫三十多人，轮流换肩，把崇祯帝和周皇后的尸身挑到昌平州的田贵妃墓地埋葬。
由于新朝态度简慢，极其“节约”，重挖田贵妃墓的工钱都不够，当地十名士绅思恋旧主崇祯帝，凑钱“三百四十千”，勉强雇人挖开了田贵妃墓。
崇祯帝的薄皮棺材太过寒酸，当地的农民军监葬小官自作主张，把田贵妃外棺套于崇祯帝薄棺之外，总算凑齐一套“棺椁”。
至于坊间传说李自成亲自率众将士哭祭崇祯帝，说什么“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等等传闻，并以皇帝尊礼下葬崇祯的事情，皆属讹传。
首先，李自成没那种“好心肠”，其次，他缺少真正开国帝王的那种修养。
四十二天“帝王梦”——李自成的短命政权
李自成入京后，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很快就被抓住。这三个孩子皆着民间破烂衣服，帽子上与绝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贴“顺民”二字。
李自成本人没儿子，看见这三个眉清目秀的玉孩儿，心中不由自主生出怜爱，安慰他们说：“你们今日即同我儿一般，不失富贵！”他立刻唤人为他们换上新衣。
这几个孩子智商很高，但他们自幼长于深宫，没有经历过世事，说话口无遮拦，回答问话时，言及农民军，还一口一个“贼”字。对此，李自成也不怪。
李自成问太子朱慈烺：“知道你父亲的事情吗？”
太子：“知道，父皇崩于寿宁宫。”
李自成：“你们老朱家为什么失去天下？”
太子：“父皇误用庸臣。”
李自成闻言也笑：“你也明白这个道理。”
太子可能是平日听左右儒士教诲，恨恨地说：“满朝文武官员无情无义，很快就会来向您朝贺求官。”
李自成闻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对于明朝官员的贪腐，他本人感触自然不浅。崇祯帝太子之言，无形之中又加深了他对明朝官吏的憎恶。
有了这种憎恶之心，加上刘宗敏等诸将的贪婪，才最有可能是导致李自成紧接而至的对明朝北京大官们的“追赃”拷掠的起因。
对明臣敲骨榨油的“追赃”
相比朱棣篡位后建文帝诸臣的殉难，崇祯一朝不是太多，仅仅三十多位臣子，且多为文人士大夫。但这些人的殉节之烈，不愧前人。
世臣戚臣方面，宣武伯卫时春、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或阖门自焚，或全家跳井。文臣方面，首推大学士范景文，他在壁上大书“谁言信国（文天祥）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后，毅然投井自杀。户部尚书倪元璐，自缢殉国。状元刘理顺，书绝命辞云：“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山践之，吾何不然！”一家十八口阖门自缢。左都御史李邦华（劝阻崇祯帝南逃那位爷），在阁门上大书：“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他”，仰药自尽。太常寺少卿吴麟征，一直在城上指挥守卫，城陷后上吊自杀。农民军兵士久闻其名，过其门而不敢入内抢劫，叹赞：“好男子，真忠臣也！”户部给事中吴甘来，题诗堂上：“到底谁遗四海忧，朱旗烈烈凤城头。君臣义命乾坤晓，狐鼠干戈风雨秋。极目山河空泪血，伤心萍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难争讨，愿判忠肝万古留！”引佩带自缢于室。兵部主事金铉，投河自尽。其母、妻闻之，泣言曰：“我等为命妇，焉能辱于贼手！”相继投井而亡。其弟殡殓母兄嫂尸之后，亦投井而死……可称的是，城破国亡之际，紫禁城内宫女自杀者数百人，赫赫烈烈，直让成千上万降臣羞死！
李自成命人遍索皇宫，发现大内府库中只有黄金十七万，白银十三万，骇异之下，失望至极。本来，他“建国”之后，依理应该大赏将士，如今金银缺少，如何是好！
李自成回想崇祯太子一番话，又有刘宗敏等人撺掇，李自成下令“追赃”。至于明末清初士人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所记说明宫中有银三千七百万两，完全是臆测和道听途说。崇祯帝再财迷，也知道金银在国亡时只徒为敌军当赏金，他的“觉悟”不会低到那份上。可就这份类似“小说”的记载，被后世无数学者当“口实”，攻讦明廷国亡之际仍吝啬守财。
最早向大顺军“献财”的，乃大太监曹化淳，他一出手就是五万两白银，很让李自成高兴了一把。
三月二十日，新朝“宰相”牛金星发布文告：“各官俱有次日朝见。朝见后，愿去者，听之。敢有抗违逆令者，斩！”一时间，明官纷纷报名晋见。
转天，李自成等人坐于朝堂，牛金星手执花名册，一一点名，“嬉笑怒骂，恩威不测”。李自成坐一会儿就不耐烦，与刘宗敏起身离去。
忽然之间，明朝各官皆被二骑押一人，全体驱往西华门外四牌楼街。众人愕然之余，以为是将要遭受集体屠杀，不少人吓昏过去。大顺兵押送途中，棍棒交下，如驱牛羊。
忽然间，农民军中有传令：“前朝犯官俱送刘宗敏将军处听候发落”。于是，这大批人转向，被驱赶至刘宗敏处。
当时，这位将爷正拥妓欢笑，饮酒为乐，叱命兵士把朝官押回军营待审。于是，百官皆换上监狱号服，被捆系于军营的马棚待处理。他们饿了一天多，转天才复被带至刘宗敏处听审。
结果，刘宗敏根本不审，也不问，只让人传令：“以官第献银，一品必须献银累万，以下必须累千。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匿银不献者，大刑伺候。”
由于官员太多，刘宗敏自己所住的大王府容纳不下，便把其余诸人转送至部将田虎和李遇的府中。
一时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
李自成闻报，也觉有些过分，趁集会时对刘宗敏等人讲：“你们为何不帮助孤王做个好皇帝？”
刘宗敏马上顶他一句：“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说废话！”
李自成默然。
甭看刘宗敏的官衔只是“制将军”，不是“太尉”、“大司马”什么的，其实他几乎与李自成平起平坐，根本不买这位哥们“皇帝”的账。
追赃之际，官员中首遭掠死的，竟然是率京营三大营兵士在北京城外最早投降的明朝国戚、襄城伯李国桢。
这个贼臣，是崇祯帝末期最受宠信的臣子。平日别的大臣跪禀议事，惟他一人洋洋站在皇帝身边，殊无人臣礼仪。所以，从崇祯帝一直以来信用的诸人名单，就可以看出明朝不可救药：温体仁、周延儒、陈演、魏藻德、李建泰、李国桢。
李自成在北京城外初见李国桢，对他就没一丝好印象，呵斥他说：“汝受天子重任，信宠逾于百官，依理应该死国，厚脸来降，汝欲何为？”马上就令人把他绑个严实。
李国桢痛哭乞哀。李自成骂道：“误国贼，你还想活！”有了这句话，李国桢想活太难。
刘宗敏首先刑拷于他，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一夜，终于让这位李爷极痛而死。这还不算完，农民军士兵闯入其家，轮奸了宅中妇女。
至于陈演和魏藻德两个“大学士”，也该表一下。
陈演是“前大学士”，三月初因谎报战功罢相。他本来想逃离北京，因家产太多行未果。听说大顺军索银，他主动先向刘宗敏送去白银四万两。老刘喜其“慷慨”，没有立即对他加刑。稍后，其家仆告发，说他家中地下藏银数万。农民军掘之，果然遍院子土下全是白银。
刘宗敏大怒，开始对其大刑伺候，又得黄金数百两，珍珠成斛。即使如此，李自成从北京临走前，仍把陈演与一帮勋戚大臣皆斩首。
大学士魏藻德，明朝状元出身。他以谈兵见拔，但入相后对崇祯帝没有出过任何好主意，只知依从沉默。本来因为他官大，单独囚于一黑屋中。这魏大人隔门缝乞求：“新朝如欲用我为官，就把我放出来吧，别把我锁在这里。”这一来，反而提醒了刘宗敏。
丧门星刘宗敏把魏藻德提入厅堂亲自审问，首用夹刑，边夹边问：“汝居首辅，何以乱国如此？”
魏藻德边嚎边答：“我是书生，不谙政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
刘宗敏虽是大老粗，闻言也怒：“汝以书生擢状元，为官三年即升首辅。崇祯何处对不起你，竟敢诬他为无道昏君！”
于是，刘将军亲自下堂，用力搧了魏藻德数十大嘴巴。士兵见状，夹棍猛扯，老魏十指皆断。惶急疼痛之下，魏藻德大呼：“我有一女，愿献给将军为妾！”刘宗敏听了高兴，唤人立取其女，奸污后送入军营，听凭军士享用。
但是，对于献女的老魏，刘宗敏更加不屑，严命兵士加紧拷掠。一共“伺候”了六天六夜，最后魏藻德脑袋被刑板夹裂，脑浆流出而死。
魏藻德死了，农民军又把他儿子抓来索银。小魏叩头说：“我家里确实没有银子了，如果我父亲活着，还可以向门生故旧借银，现在他死了，哪里去找银子？”农民军小头目听他这样说，扬手一刀，砍下小魏脑袋。
明朝的翰林、科臣这些清贫官员最倒霉，他们家中油水实在拿不出，多被刑掠而死。
刘宗敏在大门口立数十剐人柱，杀人无虚日，无论官员、百姓，只要看上去家中有钱，肯定会被请至此处挨刑。
经过数天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七千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以便于运输。
七千万两真不是小数。崇祯帝十多年加饷摊派，从民间得银不过两千万两，结果导致民心涣散而亡国。李自成在京城榨银七千万，酷烈可知。而且，这笔巨大的数字，绝非仅仅从明朝官员身上榨出，也出于北京每户细民之家。
李自成进入京城后，马上传点大群戏子和裁缝入宫，天天换新衣，日日听小曲，很是暴露了这位“农民领袖”的低俗趣味。
但是，他在吃饭方面极不讲究，惟吃少许米饭拌干辣椒，佐以烈酒送饭，不设盛馔。
器物方面，李自成皆用昔日营中的粗陋军器，对于宫中龙凤诸精致器皿，他眼神不好，总觉“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龙腾凤跃，很感不祥，所以从来不用。
农民军士兵自然对待“文物”也不爱惜，他们以皇宫中精美巨大的官窑花缸做马槽，拆精木门窗烧火为炊。看见内库中有珍稀巧雕的犀牛角杯，士兵们把大点儿的用于捣蒜，小点儿的注入豆油当灯用，一无所惜。
见刘宗敏等诸营皆富，李自成的“老营”只得粗米马豆当粮食，这些老营官兵们怨声载道，觉得“闯王”不够意思，于是私下相率出宫淫掠，遍入民间房舍抢财奸淫。
可称的是，李自成本人不是很好色，一直不喜欢“弄那事”。他在皇宫中仅幸掌书宫女窦氏一人，卫兵们称之为“窦妃”。
客观上讲，如果讲李自成入京后啥正事没干，也是胡说八道。
当时，西北、华北、山东、河南所有地区以及湖北、江苏大部地区，皆是“大顺”政权辖地。在不停选派对地方实现真正管辖的同时，李自成派出部分军队南下，准备彻底消灭残明军队，一统天下。
大顺军初入城的前十天左右纪律特别严明，士兵犯抢劫及强奸罪的被钉死剐杀了数百人。只是后来，随着时日推移，农民军军纪日益败坏。
山海关前的败绩
四月中旬，听闻山海关吴三桂“造反”，李自成坐不住。他想让刘宗敏、李锦率军出征，但二将耽于京城内的淫乐享受，摇头不应。无奈何，李自成只得“亲征”。
为了保险，他下令在平则门处决了以大学士陈演为首的明朝大臣一百多人，并派兵把北京城内拷掠而来的银两整车整车运往“西京”（西安）。
四月十九日，李自成早晨发兵，他戴绒帽，一身蓝布箭衣，打扮朴素。随行人中，除七八万精兵外（号称二十万），还有吴三桂父亲吴襄以及崇祯帝三个儿子，均派人严加看守。
1644年初，皇太极已死。主持清廷政局的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立刻派人前去联络，提出要“并取中原，同享富贵”。李自成对此没有做出反应。
三月初，农民军兵临城下，吴三桂接诏弃宁远，往山海关方向移动，清廷上下大为兴奋，准备借机南取中原。清廷汉人“大学士”范文程连忙献策：其一，可入边直取北京；其二，昔日以明朝为敌，此次入关后的敌人是农民军；其三，明朝积弱，必定灭亡，一定要趁此百年不遇的机会占领中原，特别是河北地区。
对此，多尔衮大为赞同。他下令征兵，男丁七十以下，十二岁以上，必须从军，可以说是倾全力而来。同时，多尔衮还听从范文程建议，严肃纪律，力诫兵将进入明朝境内后勿再像以前那样只顾杀掠，要以安抚为主。
松山败后，由于极需人才，明廷并未严处败逃的吴三桂，仅名义上降其三级使用，仍然派他固守宁远。吴三桂很知报恩，整日训练士卒，加强城防，把数千士兵扩展为数万人，器械一新。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还率兵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并多次拒绝其舅父祖大寿替清军对他的“招降”，很想做明朝耿耿忠臣（当时他也不可能因舅而降，因为其父吴襄在北京，且受崇祯帝信用）。吴三桂离开宁远前，清军已经占领了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中前所（今绥中前所）以及前屯卫。山海关之外，只有吴三桂孤军奋战，死守宁远孤城。
明廷下诏，指示吴三桂弃宁远回援京师，他当时确实闻命即上路。临行前，吴三桂下令把宁远城中的所有建筑皆烧毁，以免资敌。但由于宁远城内兵民相加共五十万人，人多物多，全部迁徙入关非常费事。沓沓而行，一天只能走数十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
此时的吴三桂，真很“仁义”，大有刘玄德当年之风。话说回来，他此举也是“妇人之仁”，君父在京，岌岌可危，最要紧的是回援京师。但话又说回来，他几万人马赶到北京，面对一百万农民军，也不一定是对手。
吴三桂安顿居民后，率部队疾驰入卫，三月二十日到抵丰润，却听说农民军已经在前一天攻破北京城。这时候，吴三桂平生第一次真正处于两难地步：孤军穷途，要不投降农民军，要不投降清廷。
思想斗争并不久，吴三桂可能就作出了抉择：投降李自成。
一来，自己老父陷于北京，为李自成扣押；二来，大明已亡，新朝甫建，不失为开国功臣。而且，与他同级的有兵有将有城的唐通、姜瓖等人都已经降附，他吴三桂投附，也算不甘人后，知天顺命。
李自成当然注重山海关方面的吴三桂，入京后即派人持檄招抚，表示他归大顺后“不失封侯之位”。北京城内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全家性命打算，也“语重心长”亲笔写信来劝（也可能被农民军所逼）。
（还有一说是李自成先派明朝降将唐通带兵持金帛迎降吴三桂并接管山海关。）犹豫间，吴三桂得知了大顺军在北京拷打明朝官员追赃之事，不少暗中逃出的官员遮道哭诉，吴三桂大失所望。
不久，当他得知自己父亲也被夹拷的消息，愤怒至极，决定不再入京，怕自入罗网后父子遭杀戮。后人总是渲染吴三桂爱妾陈圆圆（陈沅）被刘宗敏抢掠奸污之事是他叛李自成的主要原因，其实这只是次要原因。前明遗老和清朝文人日后为了加重吴三桂“罪行”，故意拿他“冲冠一怒为红颜”说事，以此反衬他对明朝的不忠与对父亲的不孝。
吴三桂与李自成撕破脸，自然要靠近背后咄咄逼人的清军。但当时吴三桂不是即刻降清，而是以大明朝孤臣义士的身份，向清廷“借兵复仇”。吴三桂请清军从喜峰口、密云等处入边，自己试图仍旧掌握山海关险隘来牵制清军。
当时，多尔衮所领大部清军的的确确不是往山海关方向走。他听从洪承畴建议，怕李自成农民军烧空抢光北京后西遁西安，正急行军想从蓟州、密云等处进攻北京。接到吴三桂密信，多尔衮大喜过望，立刻改变主力部队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同时，他写信给吴三桂，许以“裂土封王”，要对方投降，而不是“借兵”。
吴三桂听说农民军大部来攻，心里发慌，立刻回信要清兵速来助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前军抵达山海关外，在欢喜岭上结营，并与吴三桂进行了过程艰难的“谈判”工作。不久，大军接踵而至，清军共十四万人集结于关外。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与清军搭上线，不敢怠慢，派出降将唐通与白广恩先率骑兵赶至抚宁县东南的一片石，而他自己则率主力布阵于石河（今秦皇岛燕塞湖水库）。
此时，多尔衮及部下将领均心有疑惑，第一是怕吴三桂骗人，第二是清军从未与李自成交过手，心中没谱儿。于是，清军先拿唐通一军开练，首先在一片石打败了这批为数不多的前“官军”与农民军混合的部队。一片石战役，清军虽胜，但无关山海关大局。
惶急之下，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本人亲自出关，驰奔欢喜岭上，拜见多尔衮。
多尔衮拉着吴三桂的手说“掏心窝子”话：“君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今次领兵入关，严令大军遵纪，如有人敢抢一粒米，敢动一株草，皆会被以军法处死。望君告知关内士民，万勿惊慌。”
吴三桂“感动”之余，忙与多尔衮盟誓，宰马杀牛祭天地，表示谁违约谁就不得好死（二人后来均不得好死）。
多尔衮仍不放心，又让吴三桂剃发。急上墙的生死危急关头，为得清军助力，吴三桂只得和手下几个高级军官立刻剃发、称臣。明军四五万人来不及一时全剃发，多尔衮就让他们先在身上缠白布条作记号。白布不够，明兵们用裹脚布扯下当记号。由此，混战之中，清军见身上裹白布的汉人就知为“盟军”不杀。
于是，吴三桂下令开山海关门。清军几十年梦想，一朝成为现实，而且是兵不血刃，不费一兵一卒，由明兵自己打开了这百万雄兵难以攻克的险关。
吴三桂自为前锋，英王阿济格居左，豫王多铎居右，多尔衮自己率主力殿后。
大战开始。
身经百战的李自成此时还不知道清军已经入关，他对吴三桂军力估计也不足，以为他只有数千精兵而已。所以，李自成在精神上很松懈，与崇祯帝的太子并骑于高岗之上，悠闲观战。
吴三桂哀兵，呐喊冲杀。农民军有“主上”亲征，个个当先。汉人们厮杀在一起，打得你死我活，不分胜负。
斗至中午时分，毕竟农民军一方实力占上风，吴三桂有些不支，已呈败相，明军被杀过半，勉强支撑。
关键时刻，清军号角声响起，两三万戴斗笠拖大辫的清军劲骑忽然呐喊着杀奔而来。
李自成骇然，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当时的反应不是加紧指挥部队战斗，而是低喊了一声“鞑子来啦”，掉转马头就跑。
身经百战的农民军得胜在即，忽然看见装束奇特的清军纵马而来，嗷嗷乱叫，登时胆裂。又见“主上”跑了，大家皆失主心骨，立刻掉头也跑。
兵败如山倒。明军与清军合击，一路追杀，二三十里间，很快堆满了数万被杀的农民军尸体，据说暴骨三年后都收拾不净。
望着巍巍雄关和遍地的农民军尸体，高兴之余，多尔衮立刻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李自成仅剩数千残卒，败退永平，为泄愤，他下令剐杀吴三桂他爸吴襄，把首级悬于高杆之上。小喘片刻，他急忙遁回北京。
即使在此大胜之际，吴三桂仍存复明之心，令人急速入京，告知北京官员士民准备迎接崇祯帝太子复位。多尔衮当然不干，事情不了了之。
北京官民对清军入关之事根本不知道，皆兴奋而忐忑地等待京城重回大明天下。
九宫山下一命亡
四月二十三日，已有李自成败讯传回北京。
刘宗敏等人慌忙令士兵搬运兵器上城墙，并拆毁所有靠城的民房以及佛寺。农民军兵士纷纷相聚，不少人放声大哭。确实，温柔乡太短暂了，大祸即将临头。
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李自成率残兵遁回北京。此时，大军只剩数千骑兵，步兵全部在山海关及沿途被杀。
这些败兵入城后，城内的大顺兵皆知末日将至，完全丧失纪律，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掠，备极惨毒。
吴三桂一家不必讲，李自成入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他全家三十四口尽数剐杀，一个不剩。
转天一大早，李自成即在武英殿举行正式的“登基礼”，追尊自己老李家七代皆为帝后（估计他只记得上两代）。然后他头戴冠冕，受“百官”朝贺。（李自成先前在西安已经称帝，在进京路上一直称“朕”。）为了便于逃跑，他草草结束典礼，然后派人在城外加紧准备，当夜把北京城内宫殿及九门城楼尽数焚毁。
然后，他以效天为名，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忙离京，向西奔逃。逃之前，农民军把皇宫内金器和金锭皆熔铸成大饼，骡载数万饼，随军而走。
混乱逃亡途中，崇祯三个儿子均于乱中走散，但李自成始终未加害他们。
部分北京居民见农民军败走，在城内搜出脚慢未走的农民军或伤兵数千，尽数杀死。李自成闻之，大怒，立遣数千铁骑往回奔。
恰巧，一家被杀三十四口的吴三桂率部报仇心切，率军已经杀至城南，农民军士兵不敢撄锋，即刻掉转马头奔逃，北京由此躲过大劫。
自入城到离京，“大顺”政权，仅存在了四十二天。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抵至北京。士民大喜，以为是吴三桂拥太子而至，纷纷出城摆香案迎接。结果，看见一大群清军，大家惊愕异常，但最终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
至于京内昔日的明官们，看见清兵反而大都松下一口气。何者？如果是吴三桂率明军回来，肯定会清算他们“降贼”的罪名。“大清”来了，就无此忧。所以，日后出谋划策劝多尔衮南下消灭残明的，数这帮人居多。
多尔衮当然吸收李自成的失败教训，四处张榜，表示说无论是谁，只要降顺大清，官复原职不说，还要加官晋爵，新有封赏。这一来前明官员大悦，个个弹冠相庆。
李自成自北京败逃。消息传出后，各地官民知道他大势已去，纷纷起来杀掉、赶走“大顺”在当地任命的官员，靠近北京的就归顺清朝，南方地区则大多打出恢复“大明”的旗号。
此时各地的李自成部队，仍旧有数十万之多。他本人率残兵一路经太原、平阳，返掠西安，把大部队留守于山西、河南一带抵御明清联军。
回到西安后，李自成精神萎靡，没见出他有什么宏图大略，半年时间内基本没什么大动作。
清军步步逼近。他们先在山西招降了大同的姜瓖，然后用大炮轰毁太原坚城。先前投降李自成的这个明朝总兵再降清朝，山西差不多皆为清军所有。
河南方面，清军在怀庆被农民军打败，使得本来正要进取南京的主力清军不得不掉头回河南。
由于主力清军杀至河南，农民军很快在灵宝被打败，急忙回撤到潼关。
年底隆冬时分，清军源源不断向潼关外增兵。双方自十二月二十九日激战，打了十几天，互有胜负，在喊杀和血拼中度过了1645年的春节。
1645年正月十二日，守潼关的李自成部将马世耀献关投降。转天，他与七千名农民军均被集体屠杀。
困愁于西安的李自成闻讯灰心，西北看来是待不住了，南逃有张献忠政权在四川堵着，只能再去河南、湖广。只要能消灭南明政权，自可拥有半壁河山。
临撤退时，他下令部将田见秀把西安城内所有建筑和仓库烧毁。幸亏这位田将军还算有人性，只点燃了东门楼和南月城楼，为西安百姓留下了御寒的房屋与粮食。李自成撤退途中回望西安城中烟火冲天（两个城楼着火），以为田见秀完成任务，这才满意地放心而去。
李自成逃离西安，原先西北地区的明朝降将纷纷降清。白广恩、马科、郑嘉栋等前明总兵纷纷成为“大清”将领。整个西北，只有榆林的高一功是李自成旧部，坚守不降。
从西安逃离时，李自成手下人马仍有十三万之多。依理，如果他急速行军，抢在清军之前杀往南京，最起码可以把东南一带富庶地区占为己有。但不知为什么，李自成走到河南内却耽误了不少时间，估计是临行前士兵们拖家带口拉金银，严重拖慢了行军速度。
不久，清军阿济格部逼近，农民军在三月中旬往湖北方向逃窜。清军边追边打，共交手八次，每次结果均为“大顺”军告输。
李自成部队打不过清军，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大败左良玉部明军，吓得这个一直“养寇自重”的明朝军阀率部移向南京。他借“北来太子案”为由，要找当时已在南京建立的弘光小朝廷算账。大敌当前，他不思同仇敌忾，反而与自己人“窝里反”，左良玉的人品可见一斑。
这样一来，“大顺”回光返照，武昌、襄阳均落入李自成之手。他集军二十万，准备攻取南京。但清军没有给李自成机会，未等农民军喘息，已经追至武昌。李自成只得弃城接着逃。
四月下旬，在江西九江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农民军大败，数万人被杀，李自成的两个堂叔以及大将刘宗敏皆被俘后剐杀，“活神仙”宋献策也投降了清军。
湖北、江西等地大败，农民军消耗极大，李自成身边仅剩下万把人。这时候，清军多铎部已经自河南商丘和安徽泗州分头行军直扑南京，东下水路因无船也走不了，李自成只好掉回头往西南方向跑，想穿越江西西北部转战湖南。他已习惯于到处转战，逃跑对他来说不是一件辛苦事儿。
五月初四这天，农民军大队人马行至湖北通山县境。李自成命令手下军人就地扎营造饭。他胡乱吃了几口，就率二十八名亲兵在附近九宫山一带转悠，一来消遣愁绪，二来察看地形。
附近的山民听说有“贼人”到，而且人数不多，只有数十骑，就纠集了数十人来杀。这些农民，后来被某些文人描绘成“地主团练武装”，这完全是瞎掰，他们其实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多年遭“流贼”之害，一直怒气满胸。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只以为是一股几十人的小部队，故而有胆上来厮杀。如果他们知道对方其中一人是“大顺皇帝”，如果他们知道附近有数千农民军，吓死他们也不敢出头。
李自成正在欣赏雨后青山绿水的风景，山上的村民突然出现，纷纷抛举大石往下砸。李自成手下人马立刻惊散。仓猝之间，李自成拍马就跑，与同行的二十多人完全失散。
逃到牛背岭，慌不择路，又遇山间小气候的滂沱大雨，李自成坐骑陷于泥中走不动，他只好下马牵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农民程九伯见李自成一人独行，身边又有匹好马，立刻手持锄头窜了出来。李自成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反应自然灵敏，就徒手与程九伯格斗起来。程九伯当然不是李自成对手，被对方骑在身下。李自成压住程九伯，回手抽刀，但刀鞘中因雨水沾泥，一时间拔不出来。
此刻，程九伯外甥金二狗赶到，他见舅舅被一个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情急之下，抡起铁铲冲李自成砍去，嚓的一声，一下子削去“大顺皇帝”半个脑袋。于是，舅甥二人欢欢喜喜，不顾李自成脑浆迸裂的尸体，牵马而去。
后来，李自成余部被活捉，地方官府知道了山间的尸体乃李自成，就多次到山中晓谕，表示杀李自成者可受重赏。
程九伯起初不敢自认，后来听说李自成的样子和被杀地点与自己当天所遇一模一样，才大着胆子出山“认功”。由此，他不仅获赏银千两，还得到清朝总督的“亲切接见”。这时候，程九伯才由山民变为“地主阶级”。
一下岗驿卒死于一农民之手，结局充满了隐喻般的黑色幽默。
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残部，刚刚吃饱饭，忽然，跑回的一个卫兵哭诉“万岁爷被乡民杀死”，一时间农民军满营痛哭。
可叹这一切，杀人“真凶”程九伯根本不知，与外甥一起在山中小屋看着草地上的大马傻笑。
至于日后流传的李自成病死或出家之说，均是野史逸闻。清初以来无数考家考证推断，确系无稽之谈，把简单之事弄复杂而已。
覆巢之下无完卵——清廷对崇祯三子及明宗室的杀戮
崇祯自杀后，李自成入京，对其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周皇后生）以及朱慈焕（田贵妃生）、朱慈灿（周皇后生）均未加以杀害。自山海关败后，李自成败逃出北京，明太子绯衣乘马随乱军之后，虽然颠沛，却仍旧活得好好的。
乱离之中，兄弟三人运气还算不差，凤子龙孙，金枝玉叶，沦为街边巷口厮养仆役，搬砖乞食，总能弄口饭吃。
太子朱慈烺在兵荒马乱中生存下来后，回到北京，投往其外祖父周奎处。
周奎这个老坏蛋，明亡前不肯出银子饷军，李自成入京后，他由于及时献媚，竟免于被处死的命运，连刘宗敏的大夹板也没能把他夹到。
太子朱慈烺先是找到宦官常进节，细诉因由。太子他本人虽出生在北京，但一直生养深宫，只去常家玩过，记得他府门的特征，故而寻摸着找到了这位前明太监。常公公不敢怠慢，但当时已是大清天下，也不敢留他，就对太子说他妹妹长平公主（被其父亲崇祯帝杀之未死的那位）在姥爷周家。兄妹情深，又是血亲，太子便让常公公带自己去见周奎。
太子时年十六七，他之所以如此胆大露面，也与清军入北京后的政治大气候有关。
多尔衮入京后装模作样殡葬崇祯皇帝、皇后，追谥崇祯为“怀宗端皇帝”，陵号为“思陵”，明白表示天下是取于“贼”，而不是取于明，宣扬清军是为明朝“复仇”。这种政治秀，使得明太子误认为他可以以“真身”示人。他可能这样想，伪大顺政权不仅会让他活着，还给他个“宋王”封号。那么，“仁义”的大清，应该不会比李自成差吧。崇祯太子，毕竟是年轻人，就是这样天真！
周奎初见太子外孙，非常惊讶，即时引长平公主来见。兄妹二人相持痛哭。初见时候，周奎与其侄周绎待太子非常客气，行坐宴饮间均待之以君臣之礼。到了晚间，长平公主持一锦袍送给太子，嘱咐他不要再来。兄妹依依不舍地告别。
太子在外冻饿数日，思念妹妹，更思念外祖父家锦衣玉食的温暖，隔了几日，他忍耐不住，再次登门。此次，周奎的侄子周绎负责接待，老东西本人没再露面。
周绎戒嘱太子说：“千万别说你自己是太子，有人问你，你就说姓刘，说书为生，如此可以免祸。”太子皇家脾性，非常固执，坚决不肯。这种偏执，颇类其父。周绎很生气，就把这位表弟逐于门外。太子吵嚷，双方隔门大骂，周绎本人还冲出去对太子拳打脚踢。
恰巧，清兵巡逻队经过，见前明皇丈门前喧哗，事出可疑，就把太子与周绎一同抓起，送往刑部审问。
官府中堂之上，清朝一般是由满汉两名官员共审。汉官是刑部主事钱凤览。他问明情由后，怒从心起，撩衣下堂，冲着周绎脑袋上猛击一拳，大骂他“背主负恩”。从人情上讲，周绎如此对待前朝太子爷，确实说不过去，且钱凤览本人也是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汉人，尤觉不能容忍。
在堂的满人刑部尚书定不了案，此事关系重大，只能下令把各人先收监再说。
老坏蛋周奎急了，他深知此事关涉自身性命，连夜奋笔疾书，具疏上表，直递多尔衮。他坚称被逮的不是真太子。
多尔衮听说崇祯太子落案，非常紧张，马上派人押崇祯的太子到宫，进行廷勘。同时，他召集昔日太子的锦衣卫扈从十人以及明朝宗室晋王前来认人。十人一见太子，立即下跪敬拜，异口同声说：“此真太子！”至于明藩宗室晋王，支吾不语。
太子激愤，恨外祖父家寡情，切齿道：“我来周家，只为看望我公主妹妹，没别的想法。现为周奎叔侄出卖，无论真假，大概逃不出一个‘死’字，也不用再审，给我一刀就好！”
话虽这样说，少年人实际求生愿望很强。
多尔衮弄清楚堂上所立玉面少年真的是崇祯帝太子，立即下令，把作证的太子十名锦衣卫官兵及前明宦官常进节都关入牢狱。
刑部主事钱凤览不知多尔衮阴毒心事，他上疏道：“观周奎疏中所言，他已明说是自己要大义灭亲，以真为伪，为大清除害，请朝廷以仁义为重，认真对待此事。”
多尔衮自有主张。经过安排后，又进行审讯，在刑部会集更多官员听审，并派明宗室晋王和前明大学士谢升来当廷质认。
晋王下死口说不是真太子；谢升看了一眼少年人，也摇头称非是。
太子高声对谢升说：“谢先生，您在东宫给我讲课，城陷前还给我讲‘临危授命’一题，不知您还记得吗？”谢升大惭，一揖而退，仍旧默不作声。
主审汉官钱凤览见状愤恨，怒斥谢升与明宗室晋王不仁不义。此时，他仍未揣摩到清廷主子多尔衮的真意。
审毕，各人仍皆送监严加守护。于是，多尔衮坐便殿，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在北京降清的前明朝臣）都唤来，探究大家对此事的意见。前明臣子们多是人精，皆唯唯而已。只有钱凤览与另外一个汉臣赵开心力争这个崇祯的太子为真，希望清朝恩养。
多尔衮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拍案而起，大怒道：“真假且不必争，朝廷自有处分。但晋王乃前明王子，谢升前朝大臣，钱凤览出言不逊，无上蔑尊至极！伪太子及有关涉案人员，包括钱凤览，赵开心，皆斩首示众！”
有人假惺惺求情，多尔衮“开恩”：“钱凤览毕竟本朝臣子，赏他全尸，斩刑改为绞刑，赵开心免死。”
清廷狱具，认定崇祯太子是“伪太子”，而案件的“证人”为崇祯妃子“袁妃”和明朝的宗室晋王。晋王不必讲，此人乃外藩，先前为清军在山西所俘，他本人根本没有见过太子，满爷爷让他说啥他就说啥。另外一个“袁妃”，也是假冒，真袁妃在北京城陷前已被崇祯帝亲自砍死，清政府自己入京时曾布告过“礼葬”故明的帝、后、妃子，其中就有袁妃在内。这件事情，大概多尔衮自己都忘了，或者他就是强权当真理，说什么就是什么，毫不顾及。
至于定案时作证的“袁妃”，其实是当年魏忠贤的“义女”，即送给天启皇帝玩弄的任妃。这个坏娘们居冷宫多年，求媚清朝新贵，自告奋勇做假证，不足为怪。
最终，不仅崇祯的真太子被杀，引他见周奎的宦官常进节以及十名承认他是太子的前明锦衣卫官兵，皆一同被杀。
大约在北京“太子案”的同时，南京也有“南都太子案”。其实这个“太子”乃前明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子王之明，冒充太子名号想得享富贵。当时，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也很紧张：“太子若真，将何以处朕！”奸臣马士英等人为了保住自己地位，自然严刑拷求。当时，南方地区广大士民痛恨马士英等人，对他们怀有成见，所以大多数人反而认定这个太子是真的，各地将帅，包括史可法、何腾蛟、左良玉等人均上疏力挺这个假太子。后来，史可法从前往北京的南明使臣左懋第处知道真太子在北京，非常后悔，曾致书马士英承认过错。左良玉这个弄权跋扈的大将，却反而以拥护“太子”的名义起兵窝里反，发大兵向南京进攻。
所以说，当时南北两个“太子”，北京的是真，南京的是假。如此明白的史实，至今却仍有不少学者喋喋不休地吵个不停。其实，早在20世纪早期，学者孟森已经列出详实历史档案对此有了定论，但由于孟教授以古汉语笔法写出，今人基础不厚，又不钻研，故而仍旧争来争去，实为荒谬至极。
清廷对待明朝宗室，表面加以恩礼，其实养起来的却是疏远小宗，明皇近亲直系，屠戮无遗。究其机心，险刻深远。自然，他们对前明公主等女性亲属毫不为意。长平公主知道哥哥被杀后，愤然出京，但清廷强迫她出嫁，不久这位公主抑郁而死（金庸把她变成女大侠，实无此事）。
清朝初建的几十年间，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兵的有好几起，最有名的当属康熙时吴三桂起兵后那个以“朱三太子”起兵的“天地会”首领杨起隆。康熙十八年，湖南抓到了一个和尚朱慈灿，这位确是崇祯帝另外一个儿子，他从北京逃出时年仅十二，多年流落，幸免于难。康熙帝把他与杨起隆列为同宗，诬之为假，借口是北京城陷时朱慈灿年少，不可能逃脱，于是以“伪皇子”名义处死。
这还不算，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又找到了崇祯帝惟一幸存的儿子朱慈焕。明亡六十余年后，康熙帝十分阴狠地以“伪皇子”名目诛杀了此人。多尔衮时代，杀崇祯真太子，用心尚或可谅，当时南明未下，全国未定，明太子活着是个大隐患。但康熙后期，太平盛世，清朝坐稳天下，康熙出此毒手，真是至阴至毒之心，无非是对前明皇族斩草除根。
这件事情，案件当事人李方远在自己笔记《张先生传》中记得清清楚楚。康熙二十二年，李方远在一家路姓大户家中首次见到“张先生”，其人“丰标秀整，议论风生”，是个侃侃能言的美男子，自称姓张，号潜斋，在浙中大户张家为西宾（教师）。于是，二人交往密切，诗词往来，半年多内顿成密友。后来，“张先生”南行，二人拜别，二十多年没有通问消息。康熙四十五年，做过县令并已经卸任家居的李方远又见到找上门来的“张先生”，要求谋一教职养家糊口。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两人立刻欢饮畅叙。此后，“张先生”同时在不远的张岱霖家和李方远家教子弟读书。
康熙四十七年阴历四月初三，李方远正与“张先生”下棋，清朝地方官府忽然闯进一批捕快，把二人一起抓起审问。李方远本人做过清朝饶阳县县官，确实不知自己犯了何罪。审至“张先生”，此人马上“坦白交待”：我乃先朝皇子定王朱慈焕。崇祯十七年流贼破北京，先帝（崇祯）把我交给王内官。城破后，王内官把我交与闯贼领赏。不久，吴三桂与清兵杀败流贼，我被贼军中一姓毛的将军带往河南。他弃马买牛，种田过活。不久，由于大清捕查流贼很紧，毛将军弃我而逃。当时我十三岁，自己就往南走。行至凤阳，遇见一王姓老乡绅，知我是先朝皇子，就收留我在家，遂改姓“王”。过了几年，王先生病故，我就找寺庙出家。后来我云游至浙江，在古刹中遇见一位姓胡的余姚人，他叹赏我的才学，就把我请回家中，让我还俗，并把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又改姓张，以逃祸患。
清朝主审的钦差和两江总督等多名高官在场，问：“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造反案，皆称扶立你为君，恢复明朝，你知罪吗？”
朱慈焕表示：“大清于明朝，有三大恩：第一，诛灭流贼，为我朱家复仇；第二，善保明朝宗室，从不杀害（此非实情）；第三，当今圣上亲自祭奠我家祖宗（朱元璋），命人扫墓。有此三大恩，我怎能造反呢。况且，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我不在三藩作乱时造反，而在如今太平盛世造反，于理于情说不通。况且，如果造反，一定会占据城池，积蓄屯粮，招买兵马，打造盔甲，而我并无做一件类似事情。还有，我曾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距京师很近，如果我有反心，怎敢呆在那里？”
清朝官员马上押解生俘的大岚山造反首领，让他认人。这位造反的首领看了半天，表示说：“我不认得此人，只是想假借朱氏皇子名义来鼓动百姓。”
审了多日，一层一层把案件呈上去，最终刑部接康熙朱笔御批：“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满门处斩！其本人假冒前明皇子，判凌迟。”至于与“张先生”老早相识的李方远，也被全家流放到东北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朱慈焕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皆被清政府派人绞死在家中（传闻讲这七人是自缢，实际是被谋杀）。
自崇祯帝上吊自杀，至康熙四十七年，时光已流逝六十五年，小皇子由昔日的十二岁孩童已成为衰朽老翁，仍被押入北京城在闹市凌迟。可见清朝皇帝的残忍！
清朝所谓“恩养”的明室后裔，皆非正宗明裔。雍正二年，清廷找出个汉人镶白旗名叫朱文元的人，称为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后人。这一支宗王在皇太极时被清军俘获。但查朱家宗谱，此人名字可疑，排行无据，实乃假冒无疑。宣统皇帝洋老师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写溥仪逊位后有一猥琐朱姓男子拜访“谢恩”打秋风，大概就是“代王”这一支的后人。
明朝宗室在末期很走背运。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他们成为农民军屠戮的首要对象。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富贵荣华了近三百年，老朱家终于整族整宗得到了“大报应”。
清朝方面，出于政治需要，自入关到顺治二年以前，对明朝宗室人员以诱降、“恩养”为主。清军攻克南京后至顺治八年这一段时间，清朝开始对明宗室展开屠杀。自顺治八年至康熙早期，清廷又施以杀抚并用。早在皇太极入口侵掠时代，后金军抓住明宗室王爷一般都弄死，比如德王和鲁王。由山海关入京后，多尔衮开始以招抚为诱饵，在诛杀崇祯帝直系血脉的同时，把清军逮到的明宗室假装养起来。清军攻陷南京后，由于明宗室在南中国纷纷被人拥立起兵相抗，清廷顿露狰狞面目，接二连三地罗织罪名，很快就把本来“恩养”在北京的明朝十几个王爷均残酷加以处死（包括曾经指认崇祯太子为“假太子”的晋王）。直至顺治亲政后，清廷对明宗室控制才稍稍放缓，但彼时老朱家血脉至近的“皇族”也没剩下多少了。
朱元璋时代的杀戮戾气，最终在老皇帝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得到了极其残酷的报应。
第一章 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
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阴历三月十八日。
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
座中三人，一男二女，正郁郁饮酒。
男人三十多岁，身材中等，面容清秀，神色倦怠。他头戴乌纱折角向上的翼善冠，身穿明黄的盘领窄袖袍，前后及两肩，各织有晃人眼目的金盘龙，一条以金、琥珀、透犀镶嵌的玉带束于腰间，脚登皂皮靴。如此装束，非皇帝莫属。不错，此人，正是大明朝的崇祯皇帝。
在他对面，侧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是皇后周氏，一位是贵妃袁氏。
两个女人皆是盛装。周皇后头戴双凤翊龙冠，冠上满缀金玉、珠宝和绝色翡翠，一金龙，二翠凤，口衔珠滴，摇摇颤颤。身上，她着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绣着织金云霞龙纹，铺翠圈金，饰以珠玉坠子，华丽无比。袁贵妃头戴鸾凤冠，附以翠博山，大珠莹耀，花钗横斜。她也穿金绣鸾凤的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只是衣服的图案用织金及绣凤纹，不用明黄线，没有云龙纹。
难道是崇祯帝后贵妃的天地一家春欢饮吗？不，这是三个人的生死诀别时刻，他们正在喝断头酒！
北京城外，一整天下来，忽而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忽而冰雹雷电。但是，最震人耳目的，是城外李自成农民军震天的呐喊杀声和轰隆隆的攻城炮声，震耳欲聋。深处皇宫内殿，仍然能不时感受到剧烈的颤抖。
静默许久，崇祯帝尽饮一杯，瞠目对周皇后和袁贵妃说：“事已至此，只有一死！”
看到崇祯皇帝眼中的怪异凶光，娇小艳丽的袁贵妃顿时间惧从心起，鬼使神差一样，她忽然抛杯跳起，转身离席欲逃。
崇祯帝拔出腰间宝剑，趋身上前，一剑正捅袁贵妃后胸。美人顿时香消玉殒，血流遍地。
周皇后脸色煞白，不过，毕竟母仪天下多年，还能做到临危不慌。她慢慢站起，向崇祯帝深施一礼，低声说：“臣妾向陛下诀别！”言毕，未等崇祯帝开言，周皇后匆匆回到自己的坤宁宫。
国破家亡之际，这位大明朝皇后并无任何多余的言语，连遗言也没给宫女们留下一句，平静地以白绫上吊自杀。在她深沉的一声叹息过后，是颈骨断裂的可怕声音。
不久，已经有些醉意的崇祯帝摇摇晃晃赶到坤宁宫，望着吊在殿中的周皇后尸体，他忽然放声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十七年的皇帝生涯，对于崇祯皇帝来讲，只能用杜甫一句诗来概括：艰难苦恨繁霜鬓！
除诛杀魏忠贤一事略显崇祯帝的“英明神武”外，他继位后的每一步，几乎是步步皆错，一步一步带着他的大明国走向灭亡。
屋漏偏遭连夜雨——内忧外困下的崇祯帝
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家人，他在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挫折感，决定了日后他成人之后那种猜疑、偏激、固执的性格。
崇祯帝惟一比他同父异母哥哥明熹宗强的，是他酷爱读书，从小一直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
继位后，崇祯帝药到病除，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自损栋梁——枉杀袁崇焕
登基之初，由于早闻其名，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更是闻言大悦。
崇祯二年（1629年）夏七月，袁崇焕至旅顺，杀掉了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崇祯帝闻毛文龙被杀，登时大骇。如此方面镇将被杀，确实出乎意料。但由于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优旨褒答，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后来，这反而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条罪名：擅杀大将。
当时与后世，均有好事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自剪羽翼，亲痛仇快。这些人往往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口实，认为皆是由于毛文龙之死引致。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仅仅几个月，皇太极就从长城逾入内地，为此，袁崇焕急忙携军救援。
崇祯帝偏中皇太极“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如果袁崇焕不死，依他的指挥控制能力，东江镇兵将肯定会被打造成为一支恢复辽东的劲旅。而假如毛文龙不死，这个跋扈明将必定会叛明降清，日后也不会被附于袁崇焕传后，而肯定会被乾隆帝编入《贰臣传》。
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侵，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即明人口中的“己巳虏变。”
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震骇，立刻调诸路兵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在先派出赵率教入援的同时，即刻率祖大寿等人急赴前线，步步为营，途经抚平、永平、迁安、丰润等诸城，皆留兵营守。
不久，明将赵率教战死消息传至，后金兵蜂拥而至。袁崇焕大惊，急引兵趋至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立营。虽然袁崇焕手中仅有不到两万人，但他们斗志高昂，数次与后金军交战，皆得胜而还（清人自己讲是“互有杀伤”）。
见袁崇焕营盘坚固，无隙可乘，一直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便欲施用“反间计”来除去袁崇焕。当时恰好营中有两个先前在城郊牧马厂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在押，他遂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两人趁黑坐在这两个明朝太监被困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夜间，哨兵故意纵两个太监逃脱。
这两人一回城，像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上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诡计的当，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审问。
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当时才没有叛变。
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北京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
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了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口。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于是，他们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
最终，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被剐于北京闹市。
袁崇焕被杀，乃是天大的冤案，但不少无知的北京市民却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个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
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报叹息回荡于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陶庵梦忆》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鞑子”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国演义》多少年后被后金的首领皇太极当作“兵书”来使，以“蒋干盗书”为原型让崇祯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会在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遍地烽烟——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世宗）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神宗）变本加厉，天启帝（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索饷哗变，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明朝正规官军如果认真加以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中，不少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声势渐炽，首领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的造反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后来的“大西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的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油子。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本人并非农民，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至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消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的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不见立马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扬长而去。
狂龙入海不回头——崇祯帝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见陕西境内消停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统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农民军。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崇祯六年冬，从各地调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围剿官军人数，已达三万多。一直号称“英明”的崇祯帝，此时也走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没老二的太监公公到各部队当监军。
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被蔑称为“流贼”，就是因为这些人善于四处游走，东打一下西杀一下，让官军四顾不暇。但华北地区多为大平原，叛乱者们无险可据，无山可藏。官军势大，进攻不懈。最后，大部分农民军被压迫于河南界内的黄河以北地区不能动弹。
见突围无望，年底隆冬时分，“闯塌天”、“满天飞”、张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称要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信。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大喜，立刻制止各部官军的围剿，向朝廷上报了六十多名即将接受“招安”的“降贼”名单，自认为兵不血刃，已经立下奇功。
“投降”名单上人名很有意思，有的像是《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诨名，有的像是《智取威虎山》里匪徒的绰号：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当为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当为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当作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当作混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计六十一名。
明军放松警惕后，不少兵卒还与即将“投降”的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里军靴、棉衣、兵器等物卖与对方。
数名农民军头领暗中早有串联，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然后，他们吃饱喝足，趁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黄河封冻之机，纵马狂奔，整部整部地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忽喇喇出现在中原大地。
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镇压的经验，中原平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犹如水银泻地一样，四处窜击，不仅席卷河南全境，而且在周遭的安徽、四川、湖广等地均处处开花。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明朝政府全面的祸患。
特别是河南连年大旱，当地人活不下去，见当“贼”能吃饱饭继续存活，不少人纷纷入伙，农民军军势益炽。
于是，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进入卢氏山区，与当地偷掘矿藏的“矿贼”合伙，直下湖广，连破襄阳、上津、房县等地，如入无人之境。而“扫地王”、“满天星”、“横行狼”等人西入武关，连陷山阳、镇安等地，然后北上雒南，杀向西安。待洪承畴率军来截杀时，他们南下四川，攻城略地。横行数月，农民军主力最终大多回到了陕西。
为了统一事权，明廷任命陈奇瑜总督五省军务（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他在河南陕州会师后，统军南下，打得在均县、竹山一带活动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纷纷退却，转往陕西。
大部农民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误入汉中栈道险地车厢峡。由于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弩解刀锈，衣甲多日不干，缺粮少食，几乎丧失基本战斗力。如果明军趁势进攻，这几万人只有等着挨宰的份儿。
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宝，运了几十匹骡马，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上下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用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结果，陈奇瑜派出明军小头目，一对一百，对“投降”农民军登记整编，准备尽遣这些人回乡安置。
眼见大伙都成“良民”了，明军松懈，捧着农民军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饮，搂肩搭背互诉衷肠，都表示不打仗好。结果，一夜之间，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尽杀安抚官（一百杀一个，太容易），夺马夺兵器后四处出击，立呈燎原之态。
可见，明政府对农民军“伪降”、“诈降”一直没有充分的警惕性，使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诸部农民军脱险后，自汉中逸出，回奔陕西、甘肃攻掠。
崇祯帝大怒，撤掉陈奇瑜，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军西宁士兵哗变，洪承畴不得不首先处理西宁军变。等他回来时，“流贼”们都东奔入河南。
农民军在河南集结后，共七十二营三十万左右的队伍，各推首领，于荥阳大会，商议共拒官军事宜。
崇祯八年初，过了一个肥年的农民军主力由河南汝宁入安徽，攻克颍州后，直杀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
凤阳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没敢建城墙，怕压住龙脉。结果，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蜂拥而至，杀掉当地守军数千，并派人挖掘了明帝的“祖坟”（其实朱元璋父母早就被丢于乱坟岗，皇陵仅是象征性建筑）。然后，龙兴寺和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祯帝气得发疯，在下“罪己诏”的同时，杀掉凤阳巡抚等多名高官。然后，他调集七八万大军，发足军饷，命令洪承畴在半年内一定要消灭掉所有农民军主力。
恰恰是在凤阳，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结下梁子，从此分道扬镳——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宴酒，张献忠就让这些小阉人为他吹吹打打，以乐佐酒。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老张索要。老张先是不给，李自成固请，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老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再让兵士把小宦者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追问乐器下落，回言张大王已经砸毁。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剑，把十二个小阉人均捅死，以泄胸中愤恨。由此，李、张二人失和。
崇祯帝要半年内平灭农民军，说来容易做起难。各路农民军返回秦地，饥民纷纷相从，规模几近二百万人。
李自成率部坚持在陕西发展，并在进攻甘肃真宁（正宁）时杀掉明军猛将曹文诏，给予诸路明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等人吃尽当地粮食后，又从陕西东出潼关杀回河南。
眼见洪承畴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廷只得让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让他剿东南，洪承畴专剿西北。
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东下安徽，对滁州展开围攻，卢象升立刻领兵去救，但扑了个空。
农民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手得利后，复回陕西。洪承畴本来在甘肃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过气来，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灭时，明军驻宁夏固原的政府军因缺饷发生兵变，洪承畴只得赶过去救火。李自成逃得性命，奔回陕西老家。
沮丧之余，明廷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两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北京，凌迟处死。
高迎祥之死，对农民军打击很大，张妙手、“蝎子块”等头目纷纷乞降。这次，他们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为免蹈前车之覆辙，几个农民军头目投降不久，均被交付各部官军斩首。
李自成方面，在米脂、绥德一带休整后，本来想渡河进入山西，见明军有备，他只得率部西行，在宁夏、甘肃一带活动。
崇祯九年初，李自成与十余支农民军联手，从秦州出发，想攻取汉中。但明朝总兵曹变蛟早已设伏，把农民军击得大败。
见入汉中不成，李自成便转头进攻四川，攻破广元后，连克数十州县，所向披靡。见明朝政府军云集川地围堵自己，李自成出四川往北，杀入甘肃境内。
在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狼奔豕突追截堵杀农民军时，东北的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
拜天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二人反感这些“鞑子”们的仪式，站立不拜。皇太极大怒，但他并未杀人，而是在打发二人回国时撂下一句话：“尔国王若知逆顺，当送子弟于我国为人质。不然的话，我必兴兵，直到把尔国打服为止。”
在动手击朝鲜之前，夏五月，皇太极先派十四弟多尔衮等人率十万大军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并明示此次进攻目的只在抢掠明朝京畿地区，抢人掠物为主，不计城池得失。
明廷以为清军会从山西入京，岂料清军选择延庆，入居庸关后，杀入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这位酷爱做木工活的皇帝估计在阴间也找不到木头做家具了）。
清军数月之间遍掠畿内，五十六战皆捷，俘掠人畜二十万，于秋九月从冷口从容退军，并派人在塞上砍去树皮，以墨写上“各官免送”，羞辱胆怯的明朝军将。
同年秋，皇太极自统大军跨过鸭绿江，对朝鲜展开大攻势。九月十日，清军挥师渡江，攻陷义州，一路势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国王逃出汉城，三十日，清军占领汉阳。
身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无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只得亲自出城入清军军营投降，正式向皇太极称臣，答应如下几项条件：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质子，常年呆在沈阳；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
还好，皇太极并未杀王灭国，订立誓约后即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群臣跪送。
由此，清朝再不用担心朝鲜反复，还可从这里征调人力、物力以对付明朝。
错把懦羊当猛虎——崇祯帝误用杨嗣昌按倒葫芦又起瓢
崇祯帝深感朝中无干事能臣。挑来选去，他选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人（今湖南常德）。此人系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原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
这位杨爷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清廷虎视眈眈的威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
凭公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他：“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有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
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粮），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乃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平定闽地的海贼。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依恃郑芝龙，平灭了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企盼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
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察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公公到后，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
大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拱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您熊公的为人。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吓得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打自己的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大公公也乐，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老熊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的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老熊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两千多名，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却只能硬头皮前行。
左良玉乃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说话如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时间内，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农民军势大，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总理”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
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送给熊文灿大笔奇珍异宝“孝敬”。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粮，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表示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富心机，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绰号“曹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密奏，希望朝廷下令让农民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对此建议，崇祯朝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清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不过来，没有认真对付这些闭齿似瞑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制在自己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托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监军”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辫子兵们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
清军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文士出身，但这位白皙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农民军最惧与之交战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清廷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为之色动心壮，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清军正面交战。
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不过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恰好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又分兵马与他，这使得自己军力更单薄。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合集数路援军，齐锐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手下只有几千疲卒，在巨鹿附近屯兵。
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给卢象升当军粮。
阴历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自辰迄未（六个小时），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惟剩卢象升一人，身中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剑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对于如此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太监高起潜逃回城后，竟掩盖他的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阴。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一门忠烈。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空。
这时候，各地的明朝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明军人虽众，但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
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于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平民被杀二十多万。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杀掉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转战八月有多，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饱抢而归。这第五次入口杀掠，也是清军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掠扰。
杨嗣昌柄权以来，丧师丢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究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初出主意，欲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是一年的暂征，现在根本未停，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两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农民军，明政府实际是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抚”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暗中调兵遣将，准备一劳永逸解决掉这群人。
张献忠大奸巨猾之人，在政府军内多有耳目，他来个先发制人，在崇祯十二年夏五月重新造反，攻占了谷城县城。罗汝才等部农民军闻讯响应，几路合军，打下房县。令朝廷惟一可幸的是，均州一带投降官军的王光恩等五部首领“耻于反复”，歃血为盟，效忠朝廷，这才保证了均州的安全。
收受张献忠无数金银财宝的“总理”熊文灿听说“贼军”复反，如五雷轰顶，慌忙派左良玉部自襄阳出发杀向房县。
此部明军粮食供应匮乏，一路上除杀马外，不得不采摘野果充饥。明军苦行军十天抵达房县，在播箕寨正落入张献忠的埋伏圈，一万多人被打死。左良玉命大，仅带千把人逃出。均州部分早先“投降”的农民军闻官军败讯，除王光恩一人外，余皆叛去。
崇祯帝气得发疯，立即削去熊文灿官职，逮之下狱。老熊坐在狱中几乎后悔死，又撞墙又搧自己耳光，后悔自己在太监公公面前讲大话。不然的话，他现在正在两广安享荣华富贵。
杨嗣昌人精，当然不会再保他（当然，疏中杨嗣昌也说熊文灿“劳苦功高”，实际上是私庇老熊以烘衬自己无过）。熊文灿被关一年多，问成死罪，秋决时押赴西市砍头。
思来想去，觉得“流贼”复炽闹得遍地燎原太伤脑筋，臣子中实在无合适人才可用，崇祯帝就直接批示给他的“心肝宝贝”杨嗣昌，让他以阁臣身份（其兵部尚书一职当时由前四川巡抚傅宗龙代任）出朝督军，任剿贼“前线总指挥”。
在朝内“诸葛亮”当了好几年，多处大误皇帝没加追究，现在指派自己出去干事，杨嗣昌还真不好也不能借辞推托。他急趋宫内，丑表功作忠勇状，奏称：“君言不宿于家，臣朝受命，夕启行！”崇祯皇帝闻言大悦：“卿能如此，朕复何忧！”
君臣二人上演一场让人“感动”的好戏。
转天，崇祯下诏赏赐杨嗣昌金银帛缎大笔，并赐宴送行，亲手斟酒三杯，御赐赠诗：“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盐梅乃人生不可或缺之物，比拟宰相（内阁大学士），意即指老杨以相爷之尊出为大将，可立汉朝周亚夫（其营上曰“细柳”）那样的不世功勋，并希望他一举成功，回朝后仍旧辅帝教养民生。
为臣子送行斟酒赐诗，崇祯帝一朝为开天辟地头一回。杨嗣昌感动得边拜边泣，誓要成功。临别，他又获皇帝赐膳。于是，杨嗣昌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率军高举“盐梅上将”的旗标，浩浩荡荡从北京出发，直达襄阳城。
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在襄阳建大本营。十月初一，大誓三军，湖广巡抚方孔诏、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等人咸来拜见听命。
由于左良玉言辞慷慨，能言善论，杨嗣昌对这个武夫很是欣赏，上疏崇祯帝准备专门让他挂“平贼将军印”，予以殊荣，一来可以以将制将，二来卖好弄人情，让左良玉这块料日后为自己卖命。
左良玉得到崇祯皇帝从大内发出的“平贼将军”印，如打了强心针一般，出奇地卖命，不听从杨嗣昌让他把主力集结于兴安（陕西安康）一带的命令，集合生力军从渔渡直入四川，在太平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市境内）把张献忠打得大败。老张本人的家眷七人也被官军活捉。
张献忠一败再败，一个月后，他在逃跑途中遭陕西官军贺人龙部截杀，其左右营将率两千多人投降。仓皇之下，张献忠只能窜入深山老林，像大猩猩一样以摘采野果度日，身边仅有残卒数百人。
杨嗣昌闻报，也来了精神，死催左良玉“宜将剩勇追穷寇”，让他一举歼绝张献忠残部。然而，悍将左良玉，自恃有智有功，根本不听调遣，高卧营帐，再不肯派兵穷搜山林密谷。
杨嗣昌狭隘小人，立刻写信给当时朝中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建议以陕西总兵贺人龙代左良玉挂“平贼将军”印。此印很有威力，谁挂此印谁就可以“总统诸部”，平级的将官也要听挂印人指挥。崇祯帝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下诏照准。
但杨嗣昌胸无主骨，觉得临阵易将是战争大忌，很快就又改变主意，上报朝廷要求收回成命。这一来，他把两个人都得罪：左良玉恨他有夺印之心，贺人龙恨他说话不算空放屁。
如此之后，兵将与统帅各携贰心，谁都不卖力征剿。张献忠终于得逃性命，遁至湖北一带躲藏起来。
崇祯十三年，连遭大败的罗汝才（曹操）与张献忠残兵会合，商议过后，两人达成一致意见，觉得湖北官军云集，只有逃入四川才有生路。
杨嗣昌得报，立刻发文让四川方国安部官军“迎头痛击”这两股人数仅三四千的农民军。但是，农民军脚快，先于方国安部下渡过昌江。当时，守净堡的川军有五千之多，全都龟缩于山顶，避敌不战，张献忠、罗汝才军得以从容入川。
本来，杨嗣昌原有计划是驱敌入川，他以为蜀地峻山险壑，农民军被逼入后可以陷入死境。岂料，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入川后反而如鱼得水，更加势盛。四川处处陷没，农民军之势大炽，川抚邵捷春及陕西总督郑崇俭充当替罪羊，一个被杀头，一个被革职。
在四川烧杀劫掠了小半年的张献忠等部农民军士气高昂，他们于崇祯十四年年底，拖着数部官军转来绕去玩了好久之后，准备掉头再入湖广。
明将猛如虎在开县黄侯城追赶张献忠，求功心切，他不顾手下兵疲将惰，挥军进攻。结果，官军大败，猛如虎的子侄均陷没于阵。
左良玉由于深恨杨嗣昌，完全不听命，本来他应该出湖北郧阳入川堵住农民军，但他却指挥部下军队向陕西兴安开进，故意避开张献忠。农民军乘胜，出夔门经巫山重回湖北。
张献忠部农民军急行军抵襄阳后，获知襄阳城内防守军人数很少，就精选二十骑化装成官军模样，持从明军处缴得的符信进入襄阳。
阴历二月初四夜间，这二十个人在城内首先持刀砍杀守门士兵，然后大呼喊杀，先前埋伏于城内的百十号人乘势而起，四处纵火，襄阳城内火光冲天。城内大乱惊扰，城外农民军大部队从洞开无人守备的城门一涌而入，杨嗣昌苦心经营、号称铜墙铁壁的坚城，一夕即为张献忠所有。其间军资储备堆如山积，至此全部成为张献忠的战利品。数千守军，仓猝不及战，一时间解甲投降。
张献忠在宏伟壮丽的襄阳王宫踞坐，唤人把已经吓得软成一滩泥的襄阳王朱翊铭押至堂上，自己亲自斟满一杯酒，狞笑着走下座位，说：“王爷，我其实不恨你，也不想杀你，只想杀杨嗣昌。此人远在蜀地，我一时杀他不得，只能借您项上人头一用，杨嗣昌就会因犯‘陷藩’之罪被杀。王爷走好，请尽饮此酒。”襄阳王哆哆嗦嗦端过酒杯，刚低头欲饮，张献忠抽出钢刀，猛挥之下，王爷身首异处。然后，张献忠从兵士手中接过火把，反扔入帷幕，一把大火把襄阳王府烧成白地。
望着漫天大火，张献忠下令杀贵阳王朱常法以及襄阳府中所有男女眷属，尽掠宫女为营妓。为显示自己的“仁义”，张献忠临走前开库，放银十五万两赈济饥民。
在此一个月前，李自成在河南刚刚杀掉福王朱常洵。
河南本来是富有之乡，但连年灾害，加之明廷七个藩王封于此地，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桀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由于明朝官府强敛赋税，当地人难忍官府压榨，纷纷造反，几个月就发展到数万人。农民军一举攻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杀明朝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也恰恰在此时，宋献策和牛金星这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李自成农民军。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宋献策是江湖术士，二人深受重用。特别是宋献策，首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极感高兴：“姓李的该当皇上了！”至于姚雪垠先生小说中极力渲染的李岩，历史上应该没有这个“实人”，仅靠历史笔记中的矛盾记载混编而成。
农民军在河南攻掠，最大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郑贵妃所生，他曾经几乎夺了明光宗朱常洛当时的太子之位。明末“三大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与其母大有关系。万历二十九年，明神宗封此爱子为福王，婚费达三十万金，在洛阳修盖壮丽王府，超出一般王制十倍的花费。亿万钱财，皆入福王藩围，神宗皇帝一次就赐田四万余顷。就国之后，福王横征暴敛，侵渔小民，千方百计搜刮，坏事做绝。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很是礼敬。
这位重达三百斤的肥王爷终日闭阁畅饮美酒，遍淫女娼，花天酒地，也算“韬光养晦”吧。陕西“流贼”猖炽之时，河南又连年旱蝗大灾，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仍旧收敛赋税，连基本的赈济样子都不表示一下。
四方征兵队伍行过洛阳，军士兵纷纷怒言：“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多次入王府劝福王，劝他说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福王与其父明神宗一样，嗜财如命，不听。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毕竟洛阳城极其坚固，农民军攻了整整一个白天也攻不下。傍晚，城内有数百明兵在城墙上纵马驰呼，城下农民军响应。明朝守城兵因怨生恨，突然把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在城上，准备献城投降。
总兵王绍禹闻讯，急忙赶来谕解。哗变士兵大叫：“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一时间叛兵动手，杀掉守城明军数人，不少人因惊堕城。
城外农民军见状，趁乱蚁附攀城，哗变的明军伸手引梯，洛阳即时陷落。王胤昌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就跑（崇祯帝把他逮捕，凌迟于市）。
巨胖的福王与女眷躲入郊外僻静的迎恩寺，仍旧想活命。其世子朱由崧脚快，缒城逃走，日后被明臣迎立南京，即“弘光政权”。别人逃得了，福王没有这福分。很快，他就被农民军寻迹逮捕，押回城内。半路，正遇被执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言毕，吕尚书骂声不绝，坦然就死。
福王熊包一个，见了李自成，立刻趴在地上，叩头如捣蒜，把脑袋磕得青紫，哀乞饶命。李自成也笑，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三百斤肥王爷，他灵机一动，让手下人把他绑上，剥光洗净，又从后园弄出几头鹿宰了，与福王同在一口巨锅里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皆运空而去。
洛阳、襄阳连陷，二王被杀，身在湖北沙市督军的杨嗣昌惊悸异常，畏罪服毒自杀，时年五十四。 《明史》中记载，杨嗣昌是“不食而死”，又有笔记讲他是病重身死，均不确切。失陷两藩，他自知再无生路，只能一死了之。其实，杨嗣昌不可谓不勤奋，但属干吏小才，行事过于繁琐，一切军情大小事情均亲自料理，千里待报，坐失机会。他掌兵柄数年间，陷卢象升于死，排压孙传庭，挤兑洪承畴，加饷残民，实际上自绝明朝国脉。事闻朝廷，崇祯帝为掩自己用人之失，竟不追治其罪，还以“剿贼功”追赠他为太子太傅。
日后，张献忠攻陷武陵，把杨嗣昌七世祖墓皆一一掘出，敲骨四弃，派兵士用大刀把杨嗣昌夫妇尸体大卸八块，然后用棺木焚烧。
占据襄阳，奇袭侥幸。张献忠爽过一把后，生怕郧阳一带的左良玉部明军来攻，便在大肆劫掠焚烧后即涉汉水而东，打下光州（河南潢川）后，折入湖北克随州。接着，他率部窜至信阳一带。
左良玉率军入河南追剿，张献忠部乘机杀至郧阳。而罗汝才部在河南没动，与李自成联军，改换门庭。张献忠失去一条有力臂膀，军力大减，不久在信阳遭遇老对手左良玉部，交手大败，几乎全军覆没。
由于从前在荥阳大会时与李自成有过节，张献忠不敢去投李自成，转去安徽劫掠，与“革里眼”等部联手。攻掠庐州和无为州之后，“革里眼”等人向河南开拔投奔李自成，张献忠只得准备重入湖北。但潜山一战，他被明将黄得功击败，一时龟缩在原地不敢动弹。
由于李自成忽然在湖北孝感、汉阳等地大败官军，左良玉部逃至池州（安徽贵池），这给予了张献忠一个好机会。他即刻率军从潜山出发，一直向西挺进，连克黄梅、蕲州，并在攻破蕲水后杀掉了寄住在那里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老张真是狠心，当年他假投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老熊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今日恩将仇报，杀了从前主张招抚他的老熊全家，一个不剩。
至崇祯十六年夏，张献忠一举攻下重镇武昌，杀掉了宗藩楚王。楚王朱华奎也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千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那么多金银，大发叹息：“这朱老头真是愚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把大胡子老王爷扔入水中淹死。
在武昌，张献忠把所有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青壮男子简选为兵，把漂亮年轻妇女挑出送入军营，然后大开杀戒，在武昌城内屠戮。
占据武昌后，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由于李自成军队已经据有汉阳，张献忠知道自己打不过老李，不久就率主力杀向湖南，全取湖南，并向江西发展。
东北方面，明朝又遭到了松锦大战的惨败。
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却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清朝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降官降将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降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己，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农民军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把李自成等军几乎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清军。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明军大败，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可称的是，大战过后，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而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洪承畴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正月（崇祯十五年），城内食尽，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战精兵，可称是最精锐的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投降，剃发后穿满服跪于殿外向皇太极乞罪，叩头不止。随即，他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是，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并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解自己身上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其实子虚乌有，乃《清史稿》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的内容。至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瞎编，没有任何历史根据。
洪承畴本人在皇太极活着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才日益显出这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不战不和——与清廷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清军虽然大胜，但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以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旗息鼓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清朝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原先的女真民族（满）崇尚之弓马文化，包括语言文字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朱明王朝是推翻元朝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被作为一大罪状：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农民军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清廷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清廷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阴历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洲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窜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这些降臣的大阴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清廷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清廷官员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清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密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密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那封密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这位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声称责任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卖国”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拉着皇帝这棵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安在他名下。最后，归结一个字：斩！
杀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便不了了之。明朝，失去了它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
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
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历史机会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
势如破竹进皇城——李自成的“成功”路径
路径一：河南、湖广的攻取之路
李自成在洛阳把福王朱常洵烹杀，大军吃过“福禄宴”，休整数日，就提兵进袭开封。
由于明朝河南巡抚李仙风当时正在怀庆地区攻打“流贼”，开封守将也因洛阳告急领兵外出，致使开封城内城守力量薄弱。李自成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自领三万精兵，急行军三天三夜，准备以突袭方式攻克开封。
开封的周王倒不财迷吝啬，他在拿出五十万两白银犒军赈民的同时，发榜表示说，“民众有能出城斩贼一首的，赏银五十两”。重赏之下出勇夫，兵民踊跃，争相出城奋击。李自成军大惧，退避数舍。此时，出援洛阳的官军及时赶回，开封终于免于被攻陷。
李自成不死心，亲自骑马到城下观察地形。城上官军发箭，有一箭正射入李自成左眼，镞深入骨，差点把这位农民军头领射死。从此，李自成就成了“独眼龙”。
此后，李自成与弃张献忠来归的罗汝才合军，自河南西部入湖广，在孟家庄抓住了明朝三边总督傅宗龙（前兵部尚书）。农民军押傅宗龙去项城，想让他去赚开城门，岂料傅总督大声叫骂，立刻被杀。项城虽然未下，经此一战，李自成部下又多添了昔日的陕西能战“官军”，势力更大，便开始自称“闯王”。
项城之战后，农民军横扫豫中地区。李自成破叶县，杀守将刘国能；克襄城，杀守将李万庆。被杀的这二人，刘国能绰号“闯塌天”，李万庆绰号“射塌天”，皆是李自成从前的“革命”老战友。他们几年前投降官府后，耿耿忠心，一直忠于明朝，终成大明朝的“忠义”之士。
南阳一战，明朝猛将猛如虎、刘光祚也在与农民军作战中阵亡。李自成名震一方。
在此情况下，李自成开始了对开封的第二次攻击。
农民军围攻了三个月，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年初，开封仍攻不下。情急之下，李自成指挥士兵驱使城外平民在城墙中掏大洞十余个，置火药数万斤。然后，农民军士兵百炬齐投，就等着城崩杀入城去。岂料，火药威力太大，天崩地裂一声响后，正纵马擐甲准备杀入城的农民军数千人全被崩成碎肉沫。
崩城未成，自己人大损。这样，李自成二攻开封仍旧失败。
傅宗龙死后，明廷任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这位汪爷笃信怪力乱神，调兵遣将他不急，先派人把米脂县内李自成的祖坟刨开，并从中捉到一条小蛇，四处张扬，然后千刀剁碎，宣扬说已把大贼头家的风水全部搞坏。
依理来讲，老李家好日子应该到头。可笑的是，李自成没咋的，全须全尾活得好好的，汪乔年自己却倒了大霉。由于左良玉率部逃走，农民军攻克襄城，活捉了挖李自成祖坟的汪乔年，喀嚓一刀，汪总督好日子立刻就到头了。
于是，几个月之内，李自成在豫东地区秋风扫落叶一样连战连捷，把开封外围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势在必得。
明廷十分重视开封的安全，马上派丁启睿督师，总兵左良玉等部近二十万众，号称四十万，连营黄河岸边，准备与农民军开打。
李自成有谋，为防止出现腹背受敌情况，他先派人化装成官军向开封送信，要城内军队严防死守不可轻出。然后，他集中力量迎前，在朱仙镇与明军开战。
此时的明军，各怀鬼胎，督统丁启睿又无能，面对强敌，未战心先乱。大将左良玉率先不战而退，其余诸将一窝蜂四溃，总兵姜名武被俘杀，明军大败。李自成挟得胜之气，复率兵围开封。
李自成此次围开封很有耐心，他不着急攻城，先派人四处攻堡陷城，最终把开封完完全全变成一座孤城。
被围四个多月，开封城内断食，人民大量饿死，数目达数十万之多。在吃光牛皮、鼠雀、水草、马松、胶泥之后，守军只得吃死人尸体为食，但他们就是不开城投降。
无奈之下，明军采取决河灌敌之法，挖开朱家寨黄河大堤以冲农民军。李自成当然不示弱，他反决马家口黄河大堤。但双方决堤都没见成效，河水只在城外漫浸，深三四尺而已。
最后，围久生技，农民军趁阴雨连绵河水暴涨之际，先塞堵东西南三面堤口，然后数万人一起挥锄猛挖，掘开北面黄河的上流堤坝。如此一来，黄河水洪涛横流，开封城顿时成为水中泽国，居民死伤无数。开封城中，只有钟鼓二楼、周王王城，以及延庆观等几处地势高的地方没有被淹，这几个地方保存了少部分居民的性命。不久，这些人中很快又有不少人冻饿而死，满城尸骸，惨不忍睹。
农民军掘堤时，也有一两万人躲闪不及，喂了鱼虾。
趁乱，明朝的宗室周王侥幸在明军保护下乘船逃走。
开封虽成为废城，但已非朝廷所有。
此后，自潼关入河南的陕西孙传庭部官军复为李自成、罗汝才部联军击败。河南大地几乎尽属李自成。
一直在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流窜的“革左五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北上河南，与李自成会师，农民军势焰大张。
合军后，农民军齐攻汝宁。克城后，杀掉藩王崇王与他一家人后，把顽强抵抗的明朝“保定总督”杨文岳绑起，用大炮轰碎泄恨。
河南大定。李自成、罗汝才以及“革左五营”联手，杀向湖广。以前有些历史学家将此夸之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雄才大略”与“目光远大”。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河南久经旱蝗水灾，千里萧条，几十万农民军吃饭成为当务之急。湖广乃鱼米之乡，粮草才是吸引他们的原因。
据守襄阳的左良玉部当时有二十多万，面对汹汹而来的四十万李自成联军，左良玉不战而逃，把襄阳留给了李自成。
农民军乘胜，攻克荆州，杀湘阴王全家人；下承天，击杀总兵钱中选，并刨开嘉靖帝生父的陵墓。
夺取汉川、汉阳后，李自成休军，自回襄阳，开始算计起“革命”老战友们。
李自成出手很快，迅速杀掉了罗汝才和贺一龙。他此举真够阴狠。郏县大战，他所率一军已被孙承宗大败，如无罗汝才义无反顾自香山驰下出手相救，反败为胜，他当时就会被官军杀掉。此时，在形势大好之际，为保证自己第一把金交椅的稳固，李自成竟率先下手，亲手杀掉毫无防备的、当时正在营帐中与数位美女做春梦的大恩人罗汝才。罗汝才当时以其绰号“曹操”闻名于世。先前河南一带有童谣：“郑台复郑台，曹操今再来”，他为应谶言，故以此为号。
杀人后，李自成立刻控制罗汝才全部。除少数人投降孙传庭官军外，大部分罗汝才军队并入李自成属下。
“革左五营”几位头头闻讯，为之心寒。特别是“老回回”马守应，远远躲开，不敢再与李自成联军。“老回回”当时在湖南躲得开，剩下几个人无奈何，只得听任李自成兼并己军，乖乖成为他的部将。
在牛金星等人撺掇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倡义府”，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他当时并未建国号，也未改元。之所以如此，不是李自成当时不想当皇帝，而是因为他铸钱、营殿皆不成。迷信之下，他未敢遽称国号为帝。
当时的李自成农民军，已有百万之众。
路径二：陕西“老家”的回归
襄阳、荆州、德安、承天陷落，湖广自然不保。身在北京的崇祯帝忧心如焚。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他严命身在西安的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寻找李自成决战。
当时，明王朝仅剩三大部主要军事力量，其一是辽东部队，但陷在那里堵防清军；其二是左良玉部队，但此军军头跋扈，形同军阀，很难指挥；其三就是孙传庭部。其实，如果孙传庭部在西安养锐不动，李自成无论是进攻北京或者南京皆有后顾之忧，可称是对农民军最大的威慑和牵制。
君命难违，加上陕兵能战，抱存侥幸心理的孙传庭在八月率军出关，其下有白广恩、高杰、生成虎三个总兵，共十几万精兵。由于孙传庭的身份是“督师”，他同时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在洛阳会师，檄调左良玉提军西上，以便夹击李自成。
孙传庭出关后很顺利，很快收复洛阳。如果明军步步为营，胜算还是很大。但是，北京朝中的崇祯帝死催进攻。
由于害怕自己因“逗留观望”被杀，孙传庭只得硬着头皮向南进发。
李自成自然重视河南军事。他听闻官军出潼关，立刻把湖广一带农民军调往河南。他本人离开襄阳，进入河南。由于在河南当“流贼”日久，他对当地的地形地势一清二楚。仔细考虑后，李自成决定诱敌深入，在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同时，派弱旅诱敌，吸引官军注意力。
孙传庭连连得胜，交手即克，一连打到了宝丰。此时，他思想麻痹，自以为可以解民倒悬之苦，清君父苦思之忧，天天惟一的念头就是“旦夕灭贼”。
九月初九日，官军攻克宝丰县后，向郏县挺进。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并擒杀对方名将“果毅将军”。此役中，李自成命悬一线，他本人几乎被明军擒获。
农民军奔集襄城。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李自成智谋过人，笑言道：“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
时值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由于孙传庭孤军深入，后勤保障困难，运输速度又慢，明军粮草很快匮乏。如果此时他回师洛阳什么地方就粮休整，还不至于失去主动。但胜心益炽的孙传庭觉得开弓没有回头箭，命令军队攻破郏县就食。
郏县确实不难攻，很快就落入官军手中。此处县小地穷，根本没有什么吃食。幸好有农民军丢弃的几百匹运物骡马，被官军宰杀当粮，几天就吃个干净。
明廷闻报，立命山西、河北就近传饷输粮。
孙传庭另一个失着，在于他率军攻克唐县时，把集中在那里的农民军家属几万人杀个精尽，致使“贼满营痛哭，誓杀官兵。”至此，农民军哀兵必胜之气，已经点燃。
李自成严令部下搜掠四境，一粒粮食也不留下，致使官军不可能就地筹粮。特别有心机的是，他派大将刘宗敏领一军万余人，间道抄至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的白沙切断了官军的后勤补给线。由此，明军大惊，军心动摇。打仗打的就是给养，如果无粮，大败可期。
孙传庭此时清醒过来。他留河南总兵陈永福率部留守，自己准备率陕军回军，想先打通粮道再说。陈永福手下的河南籍士兵急眼了，大声叫骂：“你们陕西兵回军，准备先打，让俺们河南人在这里饿肚子等着贼来杀，不中！”他们跟着陕西兵也跑。
混乱时刻，李自成指挥农民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交战，变成了农民军对官军的追击战。
官军大溃逃。由于明将白广恩部的火车营士兵为逃命，解开拉军车的马匹逃跑，笨重的军车四散于路，把路堵住，逃跑的官军更乱成一团。
农民军恨官兵在唐县杀自己家属，士气百倍，一路追杀。血光飞溅下，明军有四万多被杀。他们飞遁四百多里，丢失甲仗骡马无数。孙传庭本人与总兵高杰率数千残兵有幸渡过黄河，经山西恒县逃回潼关。经此一战，陕西王牌军基本报销。
崇祯帝闻败大怒，责斥孙传庭“轻进寡谋”（其实是他自己的决断使然），削去督师之职，让他戴罪收拾残兵，图功赎罪。同时，崇祯帝升任败入潼关的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持“荡寇将军”印，协助孙传庭，以望保住陕西。
十月初六，李自成对潼关展开进攻。高杰一部先溃（他手下军皆是从前的“贼军”），白广恩随之逃跑，潼关失陷。孙传庭无奈，只得退军渭南。
李自成得势不饶人，合众数十万齐攻渭南。孙传庭知不可免，在预备队打光后，与监军副使乔迁高双双持枪跃马，高呼冲入无边无沿的农民军之中，陷阵而死。人在西安的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
可悲的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帝怀疑他未死降贼，竟不予赠谥。
潼关一破，西安自不必说。秦王朱存枢也是那种明朝皇室遗传的抠门精，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愤。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掌握中。
李自成气魄很大，下令诸部四出，稳取三边。明朝总兵白广恩、陈永福等一大批高级将领相继投降，宁夏、甘肃、青海大部分地区皆被农民军攻克。这样一来，整个西北地区（除西宁以外），已经是李自成的天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他在这里封侯拜将，更定官制，开科取士，真有那么一股帝王创业开基的气息。
当时，李自成已经称帝，并改名为“李自晟”，追尊西夏的李继迁为“太祖”（这招不伦不类很失算，历史上姓李的“皇帝”不少，不知李自成为何攀上鲜卑拓拔部人为“祖宗”）。
路径三：势如破竹的“东征”
1644年正月初八，李自成自统大军从西安出发，杀向北京。
除主力军外，他仍派刘芳亮等人率一军为偏师，进取黄河以南，与主力部队相夹成钳，堵住了崇祯皇帝可能由运河一线南逃的道路，同时又可有效阻止南直隶、山东明军的北援路线。
渡河之后，平阳府不战而降。这样，李自成大军从容向太原进发，并于二月六日包围了太原城。
可笑的是，太原城内的宗室桂王拿出三千两银子募人杀贼，却被山西提学黎志升换成“记功纸票”。都什么时候了，这名贪官还想省银贪扣。
仅仅过了一天多，明军守太原新南门的军将开城投降，太原陷落。太原府众文官一大批人被杀，而那个克扣士兵赏银的黎志升却买通李自成手下，称誉其为“天下文章能手”。此人活命之余，还成为“大顺”朝的考试主审官。
得到太原重镇坚城，李自成自信心倍增。他四处发布“诏书”，展示平定天下的大志。
二月二十六日，稍事休整，李自成继续北上。
途经宁武时，明朝守将周遇吉顽强抵抗，给予农民军很大杀伤。克城后，李自成下令尽屠宁武城内人民，以儆效尤。
三月一日，农民军大军抵达大同城下，明朝总兵姜瓖未作任何抵抗，马上开门投降。他顺便捉住明朝的文官大同巡抚卫景瑗和宗藩代王交给李自成。
李自成久闻卫景瑗巡抚清廉之名，并不杀他，还要用他为官。卫巡抚忠于明廷，自己在寺庙上吊殉节。李自成想饶卫巡抚，却不饶代王，下令把这个明朝宗室全家杀个精光。
见大同守将向农民军投降，各地震动，明朝将领大多怀有贰心。驻守阳和的宣大总督王继谟本想率亲兵护送库银逃回京师，但他手下的明军士兵忽然奋起哗变，把王总督的银子和好马抢夺一空，挟取后去投农民军。
阳和军将投降后，明朝宣府总兵王承胤更殷勤。李自成还未到宣化，他已经派人送来降书。在当地的宣府巡抚朱之冯还想抵抗，总兵王承胤早已暗派人把城下大炮引信除掉，塞住炮口，使这些守城工具成为一堆废物。朱之冯哭骂之后，自缢殉国。
自从李自成占领西安，崇祯帝几乎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他自知来日无多。不祥的预感，终日笼罩不去。
从朝臣中挑了半天，崇祯帝只得派大学士李建泰替自己出京督师，以图能抵御住农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李建泰文人一个，无兵略，无将才，因为他家是山西曲沃的豪富，崇祯帝挑他，也是希望他能用家财饷军。当时，大内的官帑，基本山穷水尽。
为大张其事，崇祯帝在北京正阳门（现在的前门）亲自为他饯行，金杯赐酒，手递敕书，赐其尚方宝剑，表示李建泰可斩罚一切级别的文武官员。这种礼遇，比当年对杨嗣昌高出了许多。李建泰自然泣下叩恩，誓死以报。
出北京后，李建泰刚到保定，就被李自成偏师刘芳亮部堵在那里。凭城四望，见农民军旌旗铁甲，连绵百里，马嘶人喊，势大得让李大学士拉了一裤子，马上就作了决定——投降。
保定知府不投降，率军抵抗。李建泰为农民军做内应，终于使得保定被农民军占领。
李自成本来要屠城，宋献策劝说他收买人心，认为如果不大肆杀人，可以更快拿下北京。气愤良久，李自成才收回屠城之命。
后来，清军打跑李自成，李建泰又投降了大辫子军，并被委任为弘文院“大学士”，主修《明史》。由于拉关节受贿，他不久被免官。家居时，大同姜瓖叛清复反。心怀怨恨的李建泰据太平县响应，最终被清军擒杀灭族。这个反复小人，官虽然大，却在《明史》中找不到他，《清史列传》等书的《贰臣传》中也找不到他，原来他被编入了《逆臣传》。
路径四：通往北京的大路
垂死挣扎之际，崇祯帝还有两招可想，一是南迁，二是调山海关外的吴三桂辽军入京。
山穷水尽的崇祯帝确实动过南逃的主意，即以亲征的名义“南下”。可是，明朝朋党斗争在王朝将要灭亡之时，也一点儿没有消停的意思。阁臣们个个心怀鬼胎，他们惟恐皇帝跑走后自己会与太子一同留下死守北京，所以没一个人正式出来明确表态。
傻不拉叽的书呆子直臣、时任左都御史的李邦华开口就很冲：“皇上应该留守社稷！”他建议让太子朱慈烺去南京“监国”，分封定王和永王两个王子于外。这样举措，完全是南宋国亡前的翻版。
崇祯皇帝很气，怕大臣们拥太子去南京搞出“另立中央”的事情，就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孩子家（指太子、二王）又能做得什么事！”
廷臣们争吵商议，终日不绝，崇祯帝南逃就逃不成。
这样一来，只有调吴三桂一路可走。但吴三桂部路远，短时间内不能赶到，崇祯帝只得下令先调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入援。
刘泽清人品很坏，先是谎称自己有病，得到朝廷赏银后，率部在临清一带抢掠一番撤回原地。唐通还行，率八千士兵很快抵至京城。但是，崇祯帝对将领不放心，派出太监做监军。此举惹得唐通大怒，拉起队伍回到居庸关。崇祯帝无可奈何。放在早先，他一纸诏书，早就要了唐通项上人头。
崇祯帝朱由检确实是一位沉猜之君，任期内曾诛总督七人，杀巡抚十一人。而他手下的十四任兵部尚书，不是自杀（张凤翼、杨嗣昌），就是被杀（陈新甲），或遭削籍，罕有善终者。
兵临城下之际，崇祯帝人主的威严顿失。
情急抱佛脚，兵来要花钱。没钱怎么办，崇祯帝只得让勋臣、太监们出钱助饷。
这些腐败到根儿的贪官财迷们纷纷搪塞，身为皇帝岳父的周奎仅捐出一万两，就表示自己家中再无银两。日后刘宗敏“追赃”，从周奎家抄出现银和金宝一百多万两。内廷太监们心怀怨恨，让他们出银子比割肉还痛，有人还在宫墙上写“反标”：“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所以，求来求去，明廷从官员、太监手里也没抠出多少银子，最终只得二十万两，完全是杯水车薪。李自成入京后，大板子大夹子“伺候”，一下子从这些蛀虫家里弄出七千万多两的银子，皆在农民军逃离北京时搬运出去。
明将唐通赌气离京抵居庸关，对李自成大军可不敢有气。三月十五日，他开关投降。居庸关天险一失，北京城便大敞四开地摆在农民军面前。
三月十六日，昌平失守。晚上，农民军前哨已经出现在城下。明朝襄城伯李国桢统三大营京兵在城外迎敌，结果，迎敌变成迎宾和迫降，他带着大批火器投入李自成“怀抱”。
如此关键时候，更为奇怪的是，北京全城所有军队，皆由太监指挥。为了讨好公公们，国家将亡的崇祯帝竟然下令礼葬魏忠贤——他亲手除去的逆阉！原因只为司礼太监曹化淳一句话：“（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如此！”这哪儿挨哪儿呢？可能崇祯真的相信当初辽东胜仗确有魏公公“指挥若定”的因素吧。
李自成至城下后，派先前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谈判。
李自成开始要价根本不高，提出割西北一带予自己，立自己为王，犒军白银百万。如果崇祯帝答应条件，他就退军河南，并表示还可以为明朝内灭群贼，外遏清兵。
崇祯帝召大学士魏藻德计议，老魏深恐自己蹈陈新甲后尘，一直鞠躬俯首，始终不发一言，气得崇祯帝挥袖把他斥出。
忧懑无计之余，宦官张殷屁颠颠跑过来，说：“皇帝陛下不要愁，奴才有一妙计。”崇祯抓住根稻草，忙问何计。张殷说：“贼军果真入城，自可投降，肯定就没事了！”闻言，崇祯帝差点气死，从案上抽出一剑，把张殷公公捅死在当场。这也是他平生第一次亲手杀人。
可叹的是，北京守城士兵，仅有七八千疲卒，健锐士兵均在先前被那些派出京城到四地监军的太监们当护卫军调走。北京的宦者人数不少，城上城下走窜着的有上万人，他们颐指气使，个个都一副“监军”模样。
北京守城开始之际，还有人送饭。小宦者派人到城上胡乱送去几大桶粗饭，听凭士卒以手攒食。三月十六日以后，送饭的人也不见了，守城士兵竟有不少饿死者。
农民军开始大规模攻城。
崇祯帝手持三眼枪，率数十名宦官在城内转悠了大半圈，均不得出城门，失望而归。
农民军攻彰义门时，监军太监曹化淳开门投降，引大军入城，齐攻内城。
回宫后，崇祯帝知道大势已去。但他还存一丝幻想，于是，他唤来皇亲新乐侯刘文炳以及驸马巩永固，想让他们带家丁护送太子及二王出城。二人跪地哭诉：“国法素严，我们哪敢在家里私蓄武装家丁。即使把所有仆人带齐，也就几百个人，这些人平素皆不习武，何能出城逃跑时与贼军相抗？”
崇祯帝彻底失望。
无奈之下，他又召首辅魏藻德议事。老魏仍旧一语不发。
绝望的绝望之余，崇祯帝命宫人上酒。痛饮数杯后，他先让皇后周氏自缢。袁妃不想死，遽起离座想逃，被崇祯帝追上，数剑砍死。
接着，他手提利剑在宫内自己动手杀掉嫔妃数人后，行至寿宁宫，正遇自己十五岁的长女长平公主。
三十六岁的朱由检含泪叹息道：“汝为何生于帝王之家！”掩面朝爱女挥剑。
长平公主一声惨叫，右臂被断，昏死于地。
接着，朱由检咬牙下手，把自己的幼女、时年仅六岁的昭仁公主也亲手杀掉，以免她日后遭人玷污。
然后，崇祯帝拉住已经吓得发傻的太子朱慈烺的手，恸哭言道：“你们今日是太子、王子（二王也在场），北京城破，你们就是百姓小民……各自逃生吧，不要恋我。朕必死社稷，也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你们出宫后千万谨慎小心，见到做官的人，长者呼为老爷，年轻的呼为相公。如遇平民，长者呼为老爹，少者呼为老兄；呼文人为先生，呼兵士为长官……”
父子情深，崇祯帝泪下如雨，至嘱切切。
三月十八日夜，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逃上煤山（景山），四望之下，北京城内杀声一片，农民军已经入城。
叹息良久，崇祯帝写下遗言。然后，他与王承恩相对缢死于树间。大明王朝，至此落下帷幕。（崇祯自缢处说法很多，有说是衣帽局，有说是树上，皆无定论。）两天后，宫里一个小宦官在煤山脚下发现了崇祯的“御马”。农民军士兵追踪寻迹，终于在山上一棵歪脖树上发现了自缢而死的大明皇帝。
在这位三十六岁皇帝的白绫衣袖上，农民军士兵发现有数行潦草凌乱的字体，显然是崇祯皇帝上吊前仓猝所书。一行是：“朕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太子）行在。”
王承恩大公公陪皇帝同死，其余的大小宦者皆希冀富贵，导引李自成等人入宫，并以极高效率为宫内嫔妃按相貌为标准分出三等，详写姓名于一册，呈与李自成、刘宗敏，以供其淫乐。
献门的大太监曹化淳文化高，为博“新帝”一笑，他口诵谀文：“万姓归心，独夫授首，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
李自成并不买账，对这些公公们叱责道：“汝曹背主献城，罪应当斩！”公公们跪倒一片，好多人当时就屁滚尿流。
太监杜之秩（在居庸关投降）还算脑子快，乞哀道：“奴才们承天顺命，故来孝顺。”李自成当时心情好，没下令杀他们，叱令他们立即滚出城去。于是，数千中小宦官，狼狈出逃。农民军的孩子兵争相上去拳打脚踢以为戏乐，群呼“打老公”。昔日的大太监们没那么好运，不少人在随后的“追赃”中基本都被折磨死，算是报应。
至于锦衣卫方面，这些昔日滴水不漏的特务机关，皆作鸟兽散，一个不见。
李自成用于宫内守卫的，是他自己的“龙衣卫”，皆是他老营将士，属于自己的绝对心腹。对于原先明朝锦衣卫和东厂的中高级头目在京未逃者，李自成下手果断，整家整家予以诛杀，根除殆尽。此举，对京城百姓来讲倒是大快人心。
十九日黎明时分，得意洋洋的李自成从西长安门入紫禁城，手发三箭射承天门匾，矢失其二，仅有一箭中于“天”字下端。牛金星一旁言道，“真乃天意，此即定鼎天下之意！”李自成大笑。
入宫后，望见遍地鲜血，袁妃、公主尸身狼藉于地，李自成也叹息：“皇上太忍！”
三月二十一日，崇祯与王承恩的尸体被发现，李自成等人终于心中一块大石落地。
兵卒们用两块门板把两具尸体抬至东华门阴凉处，买了两具柳木棺（仅值二十串铜钱），把帝国最有权势的两个人装了进去（一为帝王，一为首席太监）。两位爷头下皆枕以土块，尸体上蒙以草苇。
不久，自杀的周皇后尸身也被放置于侧，可能有宫女细心，尸下垫以锦褥，上覆锦被。
崇祯帝尸体暴露一天后，倒是李自成军中兵士有人看不过眼，撤周皇后尸身上的锦被，蒙于崇祯帝尸身之上。
二十三日上午，农民军终于从市集找来两个卖丧殓之物的商贩，有一个稍有良心的小宦者在旁，指挥他们为崇祯帝和周后的尸体穿戴靴帽。
农民军看守士兵在一旁见到崇祯帝空脚穿靴，周皇后脸上无蒙布，就问小宦者为什么这样做。小宦者熟悉内廷典故，躬身答道：“凤不裹头，龙不裹脚。”
可叹的是，这一龙一凤，在九天之上昂首舞爪飞扬，只是一种奢侈、离奇的梦想。
明朝所有大臣中，临“梓宫”而痛哭者，惟兵部主事刘养贞一人。
三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听见东华门方向哭声大震，惊问是什么人。兵卒禀报，乃北京城内老百姓聚集，请求新朝礼葬先帝。李自成很“顺从”民意，加上心情又好，下令可以用帝礼葬崇祯，祭祀以王礼。
有此“口谕”，明廷的光禄寺才敢以祭礼追奠“大行皇帝”。至于昔日满朝文武，敢来祭拜者寥寥，仅有数人来观，也是远远瞻望而已。他们大多惟恐表现不佳，耽误自己在新朝的任用。
四月初三，“大顺”政权派出挑夫三十多人，轮流换肩，把崇祯帝和周皇后的尸身挑到昌平州的田贵妃墓地埋葬。
由于新朝态度简慢，极其“节约”，重挖田贵妃墓的工钱都不够，当地十名士绅思恋旧主崇祯帝，凑钱“三百四十千”，勉强雇人挖开了田贵妃墓。
崇祯帝的薄皮棺材太过寒酸，当地的农民军监葬小官自作主张，把田贵妃外棺套于崇祯帝薄棺之外，总算凑齐一套“棺椁”。
至于坊间传说李自成亲自率众将士哭祭崇祯帝，说什么“我来与汝共享江山，如何寻此短见”等等传闻，并以皇帝尊礼下葬崇祯的事情，皆属讹传。
首先，李自成没那种“好心肠”，其次，他缺少真正开国帝王的那种修养。
四十二天“帝王梦”——李自成的短命政权
李自成入京后，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很快就被抓住。这三个孩子皆着民间破烂衣服，帽子上与绝大多数北京市民一样，贴“顺民”二字。
李自成本人没儿子，看见这三个眉清目秀的玉孩儿，心中不由自主生出怜爱，安慰他们说：“你们今日即同我儿一般，不失富贵！”他立刻唤人为他们换上新衣。
这几个孩子智商很高，但他们自幼长于深宫，没有经历过世事，说话口无遮拦，回答问话时，言及农民军，还一口一个“贼”字。对此，李自成也不怪。
李自成问太子朱慈烺：“知道你父亲的事情吗？”
太子：“知道，父皇崩于寿宁宫。”
李自成：“你们老朱家为什么失去天下？”
太子：“父皇误用庸臣。”
李自成闻言也笑：“你也明白这个道理。”
太子可能是平日听左右儒士教诲，恨恨地说：“满朝文武官员无情无义，很快就会来向您朝贺求官。”
李自成闻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对于明朝官员的贪腐，他本人感触自然不浅。崇祯帝太子之言，无形之中又加深了他对明朝官吏的憎恶。
有了这种憎恶之心，加上刘宗敏等诸将的贪婪，才最有可能是导致李自成紧接而至的对明朝北京大官们的“追赃”拷掠的起因。
对明臣敲骨榨油的“追赃”
相比朱棣篡位后建文帝诸臣的殉难，崇祯一朝不是太多，仅仅三十多位臣子，且多为文人士大夫。但这些人的殉节之烈，不愧前人。
世臣戚臣方面，宣武伯卫时春、新乐侯刘文炳、驸马巩永固，或阖门自焚，或全家跳井。文臣方面，首推大学士范景文，他在壁上大书“谁言信国（文天祥）非男子，延息移时何所为”后，毅然投井自杀。户部尚书倪元璐，自缢殉国。状元刘理顺，书绝命辞云：“成仁取义，孔孟所传。文山践之，吾何不然！”一家十八口阖门自缢。左都御史李邦华（劝阻崇祯帝南逃那位爷），在阁门上大书：“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他”，仰药自尽。太常寺少卿吴麟征，一直在城上指挥守卫，城陷后上吊自杀。农民军兵士久闻其名，过其门而不敢入内抢劫，叹赞：“好男子，真忠臣也！”户部给事中吴甘来，题诗堂上：“到底谁遗四海忧，朱旗烈烈凤城头。君臣义命乾坤晓，狐鼠干戈风雨秋。极目山河空泪血，伤心萍浪一身愁。洵知世局难争讨，愿判忠肝万古留！”引佩带自缢于室。兵部主事金铉，投河自尽。其母、妻闻之，泣言曰：“我等为命妇，焉能辱于贼手！”相继投井而亡。其弟殡殓母兄嫂尸之后，亦投井而死……可称的是，城破国亡之际，紫禁城内宫女自杀者数百人，赫赫烈烈，直让成千上万降臣羞死！
李自成命人遍索皇宫，发现大内府库中只有黄金十七万，白银十三万，骇异之下，失望至极。本来，他“建国”之后，依理应该大赏将士，如今金银缺少，如何是好！
李自成回想崇祯太子一番话，又有刘宗敏等人撺掇，李自成下令“追赃”。至于明末清初士人杨士聪在《甲申核真略》中所记说明宫中有银三千七百万两，完全是臆测和道听途说。崇祯帝再财迷，也知道金银在国亡时只徒为敌军当赏金，他的“觉悟”不会低到那份上。可就这份类似“小说”的记载，被后世无数学者当“口实”，攻讦明廷国亡之际仍吝啬守财。
最早向大顺军“献财”的，乃大太监曹化淳，他一出手就是五万两白银，很让李自成高兴了一把。
三月二十日，新朝“宰相”牛金星发布文告：“各官俱有次日朝见。朝见后，愿去者，听之。敢有抗违逆令者，斩！”一时间，明官纷纷报名晋见。
转天，李自成等人坐于朝堂，牛金星手执花名册，一一点名，“嬉笑怒骂，恩威不测”。李自成坐一会儿就不耐烦，与刘宗敏起身离去。
忽然之间，明朝各官皆被二骑押一人，全体驱往西华门外四牌楼街。众人愕然之余，以为是将要遭受集体屠杀，不少人吓昏过去。大顺兵押送途中，棍棒交下，如驱牛羊。
忽然间，农民军中有传令：“前朝犯官俱送刘宗敏将军处听候发落”。于是，这大批人转向，被驱赶至刘宗敏处。
当时，这位将爷正拥妓欢笑，饮酒为乐，叱命兵士把朝官押回军营待审。于是，百官皆换上监狱号服，被捆系于军营的马棚待处理。他们饿了一天多，转天才复被带至刘宗敏处听审。
结果，刘宗敏根本不审，也不问，只让人传令：“以官第献银，一品必须献银累万，以下必须累千。痛快献银者，立刻放人；匿银不献者，大刑伺候。”
由于官员太多，刘宗敏自己所住的大王府容纳不下，便把其余诸人转送至部将田虎和李遇的府中。
一时之间，棍杖狂飞，炮烙挑筋，挖眼割肠，北京城内四处响起明朝官员的惨嚎之声。同时，城中富民不少人也被加以拷掠，平民的薪米尽被农民军抢掠以供军用。城内饿尸遍地。
李自成闻报，也觉有些过分，趁集会时对刘宗敏等人讲：“你们为何不帮助孤王做个好皇帝？”
刘宗敏马上顶他一句：“皇帝之权归你，拷掠之威归我，你别说废话！”
李自成默然。
甭看刘宗敏的官衔只是“制将军”，不是“太尉”、“大司马”什么的，其实他几乎与李自成平起平坐，根本不买这位哥们“皇帝”的账。
追赃之际，官员中首遭掠死的，竟然是率京营三大营兵士在北京城外最早投降的明朝国戚、襄城伯李国桢。
这个贼臣，是崇祯帝末期最受宠信的臣子。平日别的大臣跪禀议事，惟他一人洋洋站在皇帝身边，殊无人臣礼仪。所以，从崇祯帝一直以来信用的诸人名单，就可以看出明朝不可救药：温体仁、周延儒、陈演、魏藻德、李建泰、李国桢。
李自成在北京城外初见李国桢，对他就没一丝好印象，呵斥他说：“汝受天子重任，信宠逾于百官，依理应该死国，厚脸来降，汝欲何为？”马上就令人把他绑个严实。
李国桢痛哭乞哀。李自成骂道：“误国贼，你还想活！”有了这句话，李国桢想活太难。
刘宗敏首先刑拷于他，小火燎烧，大板痛砸，折磨一夜，终于让这位李爷极痛而死。这还不算完，农民军士兵闯入其家，轮奸了宅中妇女。
至于陈演和魏藻德两个“大学士”，也该表一下。
陈演是“前大学士”，三月初因谎报战功罢相。他本来想逃离北京，因家产太多行未果。听说大顺军索银，他主动先向刘宗敏送去白银四万两。老刘喜其“慷慨”，没有立即对他加刑。稍后，其家仆告发，说他家中地下藏银数万。农民军掘之，果然遍院子土下全是白银。
刘宗敏大怒，开始对其大刑伺候，又得黄金数百两，珍珠成斛。即使如此，李自成从北京临走前，仍把陈演与一帮勋戚大臣皆斩首。
大学士魏藻德，明朝状元出身。他以谈兵见拔，但入相后对崇祯帝没有出过任何好主意，只知依从沉默。本来因为他官大，单独囚于一黑屋中。这魏大人隔门缝乞求：“新朝如欲用我为官，就把我放出来吧，别把我锁在这里。”这一来，反而提醒了刘宗敏。
丧门星刘宗敏把魏藻德提入厅堂亲自审问，首用夹刑，边夹边问：“汝居首辅，何以乱国如此？”
魏藻德边嚎边答：“我是书生，不谙政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
刘宗敏虽是大老粗，闻言也怒：“汝以书生擢状元，为官三年即升首辅。崇祯何处对不起你，竟敢诬他为无道昏君！”
于是，刘将军亲自下堂，用力搧了魏藻德数十大嘴巴。士兵见状，夹棍猛扯，老魏十指皆断。惶急疼痛之下，魏藻德大呼：“我有一女，愿献给将军为妾！”刘宗敏听了高兴，唤人立取其女，奸污后送入军营，听凭军士享用。
但是，对于献女的老魏，刘宗敏更加不屑，严命兵士加紧拷掠。一共“伺候”了六天六夜，最后魏藻德脑袋被刑板夹裂，脑浆流出而死。
魏藻德死了，农民军又把他儿子抓来索银。小魏叩头说：“我家里确实没有银子了，如果我父亲活着，还可以向门生故旧借银，现在他死了，哪里去找银子？”农民军小头目听他这样说，扬手一刀，砍下小魏脑袋。
明朝的翰林、科臣这些清贫官员最倒霉，他们家中油水实在拿不出，多被刑掠而死。
刘宗敏在大门口立数十剐人柱，杀人无虚日，无论官员、百姓，只要看上去家中有钱，肯定会被请至此处挨刑。
经过数天拷掠，李自成军共得银七千多万两，均让工人重新熔铸成巨大的中间有孔窍的方板状银板，以便于运输。
七千万两真不是小数。崇祯帝十多年加饷摊派，从民间得银不过两千万两，结果导致民心涣散而亡国。李自成在京城榨银七千万，酷烈可知。而且，这笔巨大的数字，绝非仅仅从明朝官员身上榨出，也出于北京每户细民之家。
李自成进入京城后，马上传点大群戏子和裁缝入宫，天天换新衣，日日听小曲，很是暴露了这位“农民领袖”的低俗趣味。
但是，他在吃饭方面极不讲究，惟吃少许米饭拌干辣椒，佐以烈酒送饭，不设盛馔。
器物方面，李自成皆用昔日营中的粗陋军器，对于宫中龙凤诸精致器皿，他眼神不好，总觉“栩栩如生”的艺术品龙腾凤跃，很感不祥，所以从来不用。
农民军士兵自然对待“文物”也不爱惜，他们以皇宫中精美巨大的官窑花缸做马槽，拆精木门窗烧火为炊。看见内库中有珍稀巧雕的犀牛角杯，士兵们把大点儿的用于捣蒜，小点儿的注入豆油当灯用，一无所惜。
见刘宗敏等诸营皆富，李自成的“老营”只得粗米马豆当粮食，这些老营官兵们怨声载道，觉得“闯王”不够意思，于是私下相率出宫淫掠，遍入民间房舍抢财奸淫。
可称的是，李自成本人不是很好色，一直不喜欢“弄那事”。他在皇宫中仅幸掌书宫女窦氏一人，卫兵们称之为“窦妃”。
客观上讲，如果讲李自成入京后啥正事没干，也是胡说八道。
当时，西北、华北、山东、河南所有地区以及湖北、江苏大部地区，皆是“大顺”政权辖地。在不停选派对地方实现真正管辖的同时，李自成派出部分军队南下，准备彻底消灭残明军队，一统天下。
大顺军初入城的前十天左右纪律特别严明，士兵犯抢劫及强奸罪的被钉死剐杀了数百人。只是后来，随着时日推移，农民军军纪日益败坏。
山海关前的败绩
四月中旬，听闻山海关吴三桂“造反”，李自成坐不住。他想让刘宗敏、李锦率军出征，但二将耽于京城内的淫乐享受，摇头不应。无奈何，李自成只得“亲征”。
为了保险，他下令在平则门处决了以大学士陈演为首的明朝大臣一百多人，并派兵把北京城内拷掠而来的银两整车整车运往“西京”（西安）。
四月十九日，李自成早晨发兵，他戴绒帽，一身蓝布箭衣，打扮朴素。随行人中，除七八万精兵外（号称二十万），还有吴三桂父亲吴襄以及崇祯帝三个儿子，均派人严加看守。
1644年初，皇太极已死。主持清廷政局的多尔衮听说李自成在西安建“大顺”，立刻派人前去联络，提出要“并取中原，同享富贵”。李自成对此没有做出反应。
三月初，农民军兵临城下，吴三桂接诏弃宁远，往山海关方向移动，清廷上下大为兴奋，准备借机南取中原。清廷汉人“大学士”范文程连忙献策：其一，可入边直取北京；其二，昔日以明朝为敌，此次入关后的敌人是农民军；其三，明朝积弱，必定灭亡，一定要趁此百年不遇的机会占领中原，特别是河北地区。
对此，多尔衮大为赞同。他下令征兵，男丁七十以下，十二岁以上，必须从军，可以说是倾全力而来。同时，多尔衮还听从范文程建议，严肃纪律，力诫兵将进入明朝境内后勿再像以前那样只顾杀掠，要以安抚为主。
松山败后，由于极需人才，明廷并未严处败逃的吴三桂，仅名义上降其三级使用，仍然派他固守宁远。吴三桂很知报恩，整日训练士卒，加强城防，把数千士兵扩展为数万人，器械一新。崇祯十六年（1643年），他还率兵多次击败清军的进攻，并多次拒绝其舅父祖大寿替清军对他的“招降”，很想做明朝耿耿忠臣（当时他也不可能因舅而降，因为其父吴襄在北京，且受崇祯帝信用）。吴三桂离开宁远前，清军已经占领了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中前所（今绥中前所）以及前屯卫。山海关之外，只有吴三桂孤军奋战，死守宁远孤城。
明廷下诏，指示吴三桂弃宁远回援京师，他当时确实闻命即上路。临行前，吴三桂下令把宁远城中的所有建筑皆烧毁，以免资敌。但由于宁远城内兵民相加共五十万人，人多物多，全部迁徙入关非常费事。沓沓而行，一天只能走数十里，直到三月十六日才抵达山海关。
此时的吴三桂，真很“仁义”，大有刘玄德当年之风。话说回来，他此举也是“妇人之仁”，君父在京，岌岌可危，最要紧的是回援京师。但话又说回来，他几万人马赶到北京，面对一百万农民军，也不一定是对手。
吴三桂安顿居民后，率部队疾驰入卫，三月二十日到抵丰润，却听说农民军已经在前一天攻破北京城。这时候，吴三桂平生第一次真正处于两难地步：孤军穷途，要不投降农民军，要不投降清廷。
思想斗争并不久，吴三桂可能就作出了抉择：投降李自成。
一来，自己老父陷于北京，为李自成扣押；二来，大明已亡，新朝甫建，不失为开国功臣。而且，与他同级的有兵有将有城的唐通、姜瓖等人都已经降附，他吴三桂投附，也算不甘人后，知天顺命。
李自成当然注重山海关方面的吴三桂，入京后即派人持檄招抚，表示他归大顺后“不失封侯之位”。北京城内的吴三桂父亲吴襄为全家性命打算，也“语重心长”亲笔写信来劝（也可能被农民军所逼）。
（还有一说是李自成先派明朝降将唐通带兵持金帛迎降吴三桂并接管山海关。）犹豫间，吴三桂得知了大顺军在北京拷打明朝官员追赃之事，不少暗中逃出的官员遮道哭诉，吴三桂大失所望。
不久，当他得知自己父亲也被夹拷的消息，愤怒至极，决定不再入京，怕自入罗网后父子遭杀戮。后人总是渲染吴三桂爱妾陈圆圆（陈沅）被刘宗敏抢掠奸污之事是他叛李自成的主要原因，其实这只是次要原因。前明遗老和清朝文人日后为了加重吴三桂“罪行”，故意拿他“冲冠一怒为红颜”说事，以此反衬他对明朝的不忠与对父亲的不孝。
吴三桂与李自成撕破脸，自然要靠近背后咄咄逼人的清军。但当时吴三桂不是即刻降清，而是以大明朝孤臣义士的身份，向清廷“借兵复仇”。吴三桂请清军从喜峰口、密云等处入边，自己试图仍旧掌握山海关险隘来牵制清军。
当时，多尔衮所领大部清军的的确确不是往山海关方向走。他听从洪承畴建议，怕李自成农民军烧空抢光北京后西遁西安，正急行军想从蓟州、密云等处进攻北京。接到吴三桂密信，多尔衮大喜过望，立刻改变主力部队行军路线，直奔山海关而来。同时，他写信给吴三桂，许以“裂土封王”，要对方投降，而不是“借兵”。
吴三桂听说农民军大部来攻，心里发慌，立刻回信要清兵速来助战。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前军抵达山海关外，在欢喜岭上结营，并与吴三桂进行了过程艰难的“谈判”工作。不久，大军接踵而至，清军共十四万人集结于关外。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与清军搭上线，不敢怠慢，派出降将唐通与白广恩先率骑兵赶至抚宁县东南的一片石，而他自己则率主力布阵于石河（今秦皇岛燕塞湖水库）。
此时，多尔衮及部下将领均心有疑惑，第一是怕吴三桂骗人，第二是清军从未与李自成交过手，心中没谱儿。于是，清军先拿唐通一军开练，首先在一片石打败了这批为数不多的前“官军”与农民军混合的部队。一片石战役，清军虽胜，但无关山海关大局。
惶急之下，四月二十二日清晨，吴三桂本人亲自出关，驰奔欢喜岭上，拜见多尔衮。
多尔衮拉着吴三桂的手说“掏心窝子”话：“君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我今次领兵入关，严令大军遵纪，如有人敢抢一粒米，敢动一株草，皆会被以军法处死。望君告知关内士民，万勿惊慌。”
吴三桂“感动”之余，忙与多尔衮盟誓，宰马杀牛祭天地，表示谁违约谁就不得好死（二人后来均不得好死）。
多尔衮仍不放心，又让吴三桂剃发。急上墙的生死危急关头，为得清军助力，吴三桂只得和手下几个高级军官立刻剃发、称臣。明军四五万人来不及一时全剃发，多尔衮就让他们先在身上缠白布条作记号。白布不够，明兵们用裹脚布扯下当记号。由此，混战之中，清军见身上裹白布的汉人就知为“盟军”不杀。
于是，吴三桂下令开山海关门。清军几十年梦想，一朝成为现实，而且是兵不血刃，不费一兵一卒，由明兵自己打开了这百万雄兵难以攻克的险关。
吴三桂自为前锋，英王阿济格居左，豫王多铎居右，多尔衮自己率主力殿后。
大战开始。
身经百战的李自成此时还不知道清军已经入关，他对吴三桂军力估计也不足，以为他只有数千精兵而已。所以，李自成在精神上很松懈，与崇祯帝的太子并骑于高岗之上，悠闲观战。
吴三桂哀兵，呐喊冲杀。农民军有“主上”亲征，个个当先。汉人们厮杀在一起，打得你死我活，不分胜负。
斗至中午时分，毕竟农民军一方实力占上风，吴三桂有些不支，已呈败相，明军被杀过半，勉强支撑。
关键时刻，清军号角声响起，两三万戴斗笠拖大辫的清军劲骑忽然呐喊着杀奔而来。
李自成骇然，吓得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当时的反应不是加紧指挥部队战斗，而是低喊了一声“鞑子来啦”，掉转马头就跑。
身经百战的农民军得胜在即，忽然看见装束奇特的清军纵马而来，嗷嗷乱叫，登时胆裂。又见“主上”跑了，大家皆失主心骨，立刻掉头也跑。
兵败如山倒。明军与清军合击，一路追杀，二三十里间，很快堆满了数万被杀的农民军尸体，据说暴骨三年后都收拾不净。
望着巍巍雄关和遍地的农民军尸体，高兴之余，多尔衮立刻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李自成仅剩数千残卒，败退永平，为泄愤，他下令剐杀吴三桂他爸吴襄，把首级悬于高杆之上。小喘片刻，他急忙遁回北京。
即使在此大胜之际，吴三桂仍存复明之心，令人急速入京，告知北京官员士民准备迎接崇祯帝太子复位。多尔衮当然不干，事情不了了之。
北京官民对清军入关之事根本不知道，皆兴奋而忐忑地等待京城重回大明天下。
九宫山下一命亡
四月二十三日，已有李自成败讯传回北京。
刘宗敏等人慌忙令士兵搬运兵器上城墙，并拆毁所有靠城的民房以及佛寺。农民军兵士纷纷相聚，不少人放声大哭。确实，温柔乡太短暂了，大祸即将临头。
四月二十六日这天，李自成率残兵遁回北京。此时，大军只剩数千骑兵，步兵全部在山海关及沿途被杀。
这些败兵入城后，城内的大顺兵皆知末日将至，完全丧失纪律，开始在北京城内烧杀奸掠，备极惨毒。
吴三桂一家不必讲，李自成入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他全家三十四口尽数剐杀，一个不剩。
转天一大早，李自成即在武英殿举行正式的“登基礼”，追尊自己老李家七代皆为帝后（估计他只记得上两代）。然后他头戴冠冕，受“百官”朝贺。（李自成先前在西安已经称帝，在进京路上一直称“朕”。）为了便于逃跑，他草草结束典礼，然后派人在城外加紧准备，当夜把北京城内宫殿及九门城楼尽数焚毁。
然后，他以效天为名，第二天一大早就匆忙离京，向西奔逃。逃之前，农民军把皇宫内金器和金锭皆熔铸成大饼，骡载数万饼，随军而走。
混乱逃亡途中，崇祯三个儿子均于乱中走散，但李自成始终未加害他们。
部分北京居民见农民军败走，在城内搜出脚慢未走的农民军或伤兵数千，尽数杀死。李自成闻之，大怒，立遣数千铁骑往回奔。
恰巧，一家被杀三十四口的吴三桂率部报仇心切，率军已经杀至城南，农民军士兵不敢撄锋，即刻掉转马头奔逃，北京由此躲过大劫。
自入城到离京，“大顺”政权，仅存在了四十二天。
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抵至北京。士民大喜，以为是吴三桂拥太子而至，纷纷出城摆香案迎接。结果，看见一大群清军，大家惊愕异常，但最终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
至于京内昔日的明官们，看见清兵反而大都松下一口气。何者？如果是吴三桂率明军回来，肯定会清算他们“降贼”的罪名。“大清”来了，就无此忧。所以，日后出谋划策劝多尔衮南下消灭残明的，数这帮人居多。
多尔衮当然吸收李自成的失败教训，四处张榜，表示说无论是谁，只要降顺大清，官复原职不说，还要加官晋爵，新有封赏。这一来前明官员大悦，个个弹冠相庆。
李自成自北京败逃。消息传出后，各地官民知道他大势已去，纷纷起来杀掉、赶走“大顺”在当地任命的官员，靠近北京的就归顺清朝，南方地区则大多打出恢复“大明”的旗号。
此时各地的李自成部队，仍旧有数十万之多。他本人率残兵一路经太原、平阳，返掠西安，把大部队留守于山西、河南一带抵御明清联军。
回到西安后，李自成精神萎靡，没见出他有什么宏图大略，半年时间内基本没什么大动作。
清军步步逼近。他们先在山西招降了大同的姜瓖，然后用大炮轰毁太原坚城。先前投降李自成的这个明朝总兵再降清朝，山西差不多皆为清军所有。
河南方面，清军在怀庆被农民军打败，使得本来正要进取南京的主力清军不得不掉头回河南。
由于主力清军杀至河南，农民军很快在灵宝被打败，急忙回撤到潼关。
年底隆冬时分，清军源源不断向潼关外增兵。双方自十二月二十九日激战，打了十几天，互有胜负，在喊杀和血拼中度过了1645年的春节。
1645年正月十二日，守潼关的李自成部将马世耀献关投降。转天，他与七千名农民军均被集体屠杀。
困愁于西安的李自成闻讯灰心，西北看来是待不住了，南逃有张献忠政权在四川堵着，只能再去河南、湖广。只要能消灭南明政权，自可拥有半壁河山。
临撤退时，他下令部将田见秀把西安城内所有建筑和仓库烧毁。幸亏这位田将军还算有人性，只点燃了东门楼和南月城楼，为西安百姓留下了御寒的房屋与粮食。李自成撤退途中回望西安城中烟火冲天（两个城楼着火），以为田见秀完成任务，这才满意地放心而去。
李自成逃离西安，原先西北地区的明朝降将纷纷降清。白广恩、马科、郑嘉栋等前明总兵纷纷成为“大清”将领。整个西北，只有榆林的高一功是李自成旧部，坚守不降。
从西安逃离时，李自成手下人马仍有十三万之多。依理，如果他急速行军，抢在清军之前杀往南京，最起码可以把东南一带富庶地区占为己有。但不知为什么，李自成走到河南内却耽误了不少时间，估计是临行前士兵们拖家带口拉金银，严重拖慢了行军速度。
不久，清军阿济格部逼近，农民军在三月中旬往湖北方向逃窜。清军边追边打，共交手八次，每次结果均为“大顺”军告输。
李自成部队打不过清军，却渡过长江，在荆河口大败左良玉部明军，吓得这个一直“养寇自重”的明朝军阀率部移向南京。他借“北来太子案”为由，要找当时已在南京建立的弘光小朝廷算账。大敌当前，他不思同仇敌忾，反而与自己人“窝里反”，左良玉的人品可见一斑。
这样一来，“大顺”回光返照，武昌、襄阳均落入李自成之手。他集军二十万，准备攻取南京。但清军没有给李自成机会，未等农民军喘息，已经追至武昌。李自成只得弃城接着逃。
四月下旬，在江西九江附近的一次大战中，农民军大败，数万人被杀，李自成的两个堂叔以及大将刘宗敏皆被俘后剐杀，“活神仙”宋献策也投降了清军。
湖北、江西等地大败，农民军消耗极大，李自成身边仅剩下万把人。这时候，清军多铎部已经自河南商丘和安徽泗州分头行军直扑南京，东下水路因无船也走不了，李自成只好掉回头往西南方向跑，想穿越江西西北部转战湖南。他已习惯于到处转战，逃跑对他来说不是一件辛苦事儿。
五月初四这天，农民军大队人马行至湖北通山县境。李自成命令手下军人就地扎营造饭。他胡乱吃了几口，就率二十八名亲兵在附近九宫山一带转悠，一来消遣愁绪，二来察看地形。
附近的山民听说有“贼人”到，而且人数不多，只有数十骑，就纠集了数十人来杀。这些农民，后来被某些文人描绘成“地主团练武装”，这完全是瞎掰，他们其实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多年遭“流贼”之害，一直怒气满胸。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数千农民军在附近，只以为是一股几十人的小部队，故而有胆上来厮杀。如果他们知道对方其中一人是“大顺皇帝”，如果他们知道附近有数千农民军，吓死他们也不敢出头。
李自成正在欣赏雨后青山绿水的风景，山上的村民突然出现，纷纷抛举大石往下砸。李自成手下人马立刻惊散。仓猝之间，李自成拍马就跑，与同行的二十多人完全失散。
逃到牛背岭，慌不择路，又遇山间小气候的滂沱大雨，李自成坐骑陷于泥中走不动，他只好下马牵坐骑深一脚浅一脚前行。
农民程九伯见李自成一人独行，身边又有匹好马，立刻手持锄头窜了出来。李自成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反应自然灵敏，就徒手与程九伯格斗起来。程九伯当然不是李自成对手，被对方骑在身下。李自成压住程九伯，回手抽刀，但刀鞘中因雨水沾泥，一时间拔不出来。
此刻，程九伯外甥金二狗赶到，他见舅舅被一个大汉骑在身下要挨宰，情急之下，抡起铁铲冲李自成砍去，嚓的一声，一下子削去“大顺皇帝”半个脑袋。于是，舅甥二人欢欢喜喜，不顾李自成脑浆迸裂的尸体，牵马而去。
后来，李自成余部被活捉，地方官府知道了山间的尸体乃李自成，就多次到山中晓谕，表示杀李自成者可受重赏。
程九伯起初不敢自认，后来听说李自成的样子和被杀地点与自己当天所遇一模一样，才大着胆子出山“认功”。由此，他不仅获赏银千两，还得到清朝总督的“亲切接见”。这时候，程九伯才由山民变为“地主阶级”。
一下岗驿卒死于一农民之手，结局充满了隐喻般的黑色幽默。
李自成所率的农民军残部，刚刚吃饱饭，忽然，跑回的一个卫兵哭诉“万岁爷被乡民杀死”，一时间农民军满营痛哭。
可叹这一切，杀人“真凶”程九伯根本不知，与外甥一起在山中小屋看着草地上的大马傻笑。
至于日后流传的李自成病死或出家之说，均是野史逸闻。清初以来无数考家考证推断，确系无稽之谈，把简单之事弄复杂而已。
覆巢之下无完卵——清廷对崇祯三子及明宗室的杀戮
崇祯自杀后，李自成入京，对其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周皇后生）以及朱慈焕（田贵妃生）、朱慈灿（周皇后生）均未加以杀害。自山海关败后，李自成败逃出北京，明太子绯衣乘马随乱军之后，虽然颠沛，却仍旧活得好好的。
乱离之中，兄弟三人运气还算不差，凤子龙孙，金枝玉叶，沦为街边巷口厮养仆役，搬砖乞食，总能弄口饭吃。
太子朱慈烺在兵荒马乱中生存下来后，回到北京，投往其外祖父周奎处。
周奎这个老坏蛋，明亡前不肯出银子饷军，李自成入京后，他由于及时献媚，竟免于被处死的命运，连刘宗敏的大夹板也没能把他夹到。
太子朱慈烺先是找到宦官常进节，细诉因由。太子他本人虽出生在北京，但一直生养深宫，只去常家玩过，记得他府门的特征，故而寻摸着找到了这位前明太监。常公公不敢怠慢，但当时已是大清天下，也不敢留他，就对太子说他妹妹长平公主（被其父亲崇祯帝杀之未死的那位）在姥爷周家。兄妹情深，又是血亲，太子便让常公公带自己去见周奎。
太子时年十六七，他之所以如此胆大露面，也与清军入北京后的政治大气候有关。
多尔衮入京后装模作样殡葬崇祯皇帝、皇后，追谥崇祯为“怀宗端皇帝”，陵号为“思陵”，明白表示天下是取于“贼”，而不是取于明，宣扬清军是为明朝“复仇”。这种政治秀，使得明太子误认为他可以以“真身”示人。他可能这样想，伪大顺政权不仅会让他活着，还给他个“宋王”封号。那么，“仁义”的大清，应该不会比李自成差吧。崇祯太子，毕竟是年轻人，就是这样天真！
周奎初见太子外孙，非常惊讶，即时引长平公主来见。兄妹二人相持痛哭。初见时候，周奎与其侄周绎待太子非常客气，行坐宴饮间均待之以君臣之礼。到了晚间，长平公主持一锦袍送给太子，嘱咐他不要再来。兄妹依依不舍地告别。
太子在外冻饿数日，思念妹妹，更思念外祖父家锦衣玉食的温暖，隔了几日，他忍耐不住，再次登门。此次，周奎的侄子周绎负责接待，老东西本人没再露面。
周绎戒嘱太子说：“千万别说你自己是太子，有人问你，你就说姓刘，说书为生，如此可以免祸。”太子皇家脾性，非常固执，坚决不肯。这种偏执，颇类其父。周绎很生气，就把这位表弟逐于门外。太子吵嚷，双方隔门大骂，周绎本人还冲出去对太子拳打脚踢。
恰巧，清兵巡逻队经过，见前明皇丈门前喧哗，事出可疑，就把太子与周绎一同抓起，送往刑部审问。
官府中堂之上，清朝一般是由满汉两名官员共审。汉官是刑部主事钱凤览。他问明情由后，怒从心起，撩衣下堂，冲着周绎脑袋上猛击一拳，大骂他“背主负恩”。从人情上讲，周绎如此对待前朝太子爷，确实说不过去，且钱凤览本人也是儒家思想教育出来的汉人，尤觉不能容忍。
在堂的满人刑部尚书定不了案，此事关系重大，只能下令把各人先收监再说。
老坏蛋周奎急了，他深知此事关涉自身性命，连夜奋笔疾书，具疏上表，直递多尔衮。他坚称被逮的不是真太子。
多尔衮听说崇祯太子落案，非常紧张，马上派人押崇祯的太子到宫，进行廷勘。同时，他召集昔日太子的锦衣卫扈从十人以及明朝宗室晋王前来认人。十人一见太子，立即下跪敬拜，异口同声说：“此真太子！”至于明藩宗室晋王，支吾不语。
太子激愤，恨外祖父家寡情，切齿道：“我来周家，只为看望我公主妹妹，没别的想法。现为周奎叔侄出卖，无论真假，大概逃不出一个‘死’字，也不用再审，给我一刀就好！”
话虽这样说，少年人实际求生愿望很强。
多尔衮弄清楚堂上所立玉面少年真的是崇祯帝太子，立即下令，把作证的太子十名锦衣卫官兵及前明宦官常进节都关入牢狱。
刑部主事钱凤览不知多尔衮阴毒心事，他上疏道：“观周奎疏中所言，他已明说是自己要大义灭亲，以真为伪，为大清除害，请朝廷以仁义为重，认真对待此事。”
多尔衮自有主张。经过安排后，又进行审讯，在刑部会集更多官员听审，并派明宗室晋王和前明大学士谢升来当廷质认。
晋王下死口说不是真太子；谢升看了一眼少年人，也摇头称非是。
太子高声对谢升说：“谢先生，您在东宫给我讲课，城陷前还给我讲‘临危授命’一题，不知您还记得吗？”谢升大惭，一揖而退，仍旧默不作声。
主审汉官钱凤览见状愤恨，怒斥谢升与明宗室晋王不仁不义。此时，他仍未揣摩到清廷主子多尔衮的真意。
审毕，各人仍皆送监严加守护。于是，多尔衮坐便殿，把满朝文武大臣（包括在北京降清的前明朝臣）都唤来，探究大家对此事的意见。前明臣子们多是人精，皆唯唯而已。只有钱凤览与另外一个汉臣赵开心力争这个崇祯的太子为真，希望清朝恩养。
多尔衮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拍案而起，大怒道：“真假且不必争，朝廷自有处分。但晋王乃前明王子，谢升前朝大臣，钱凤览出言不逊，无上蔑尊至极！伪太子及有关涉案人员，包括钱凤览，赵开心，皆斩首示众！”
有人假惺惺求情，多尔衮“开恩”：“钱凤览毕竟本朝臣子，赏他全尸，斩刑改为绞刑，赵开心免死。”
清廷狱具，认定崇祯太子是“伪太子”，而案件的“证人”为崇祯妃子“袁妃”和明朝的宗室晋王。晋王不必讲，此人乃外藩，先前为清军在山西所俘，他本人根本没有见过太子，满爷爷让他说啥他就说啥。另外一个“袁妃”，也是假冒，真袁妃在北京城陷前已被崇祯帝亲自砍死，清政府自己入京时曾布告过“礼葬”故明的帝、后、妃子，其中就有袁妃在内。这件事情，大概多尔衮自己都忘了，或者他就是强权当真理，说什么就是什么，毫不顾及。
至于定案时作证的“袁妃”，其实是当年魏忠贤的“义女”，即送给天启皇帝玩弄的任妃。这个坏娘们居冷宫多年，求媚清朝新贵，自告奋勇做假证，不足为怪。
最终，不仅崇祯的真太子被杀，引他见周奎的宦官常进节以及十名承认他是太子的前明锦衣卫官兵，皆一同被杀。
大约在北京“太子案”的同时，南京也有“南都太子案”。其实这个“太子”乃前明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子王之明，冒充太子名号想得享富贵。当时，在南京即位的弘光帝也很紧张：“太子若真，将何以处朕！”奸臣马士英等人为了保住自己地位，自然严刑拷求。当时，南方地区广大士民痛恨马士英等人，对他们怀有成见，所以大多数人反而认定这个太子是真的，各地将帅，包括史可法、何腾蛟、左良玉等人均上疏力挺这个假太子。后来，史可法从前往北京的南明使臣左懋第处知道真太子在北京，非常后悔，曾致书马士英承认过错。左良玉这个弄权跋扈的大将，却反而以拥护“太子”的名义起兵窝里反，发大兵向南京进攻。
所以说，当时南北两个“太子”，北京的是真，南京的是假。如此明白的史实，至今却仍有不少学者喋喋不休地吵个不停。其实，早在20世纪早期，学者孟森已经列出详实历史档案对此有了定论，但由于孟教授以古汉语笔法写出，今人基础不厚，又不钻研，故而仍旧争来争去，实为荒谬至极。
清廷对待明朝宗室，表面加以恩礼，其实养起来的却是疏远小宗，明皇近亲直系，屠戮无遗。究其机心，险刻深远。自然，他们对前明公主等女性亲属毫不为意。长平公主知道哥哥被杀后，愤然出京，但清廷强迫她出嫁，不久这位公主抑郁而死（金庸把她变成女大侠，实无此事）。
清朝初建的几十年间，打着“朱三太子”旗号起兵的有好几起，最有名的当属康熙时吴三桂起兵后那个以“朱三太子”起兵的“天地会”首领杨起隆。康熙十八年，湖南抓到了一个和尚朱慈灿，这位确是崇祯帝另外一个儿子，他从北京逃出时年仅十二，多年流落，幸免于难。康熙帝把他与杨起隆列为同宗，诬之为假，借口是北京城陷时朱慈灿年少，不可能逃脱，于是以“伪皇子”名义处死。
这还不算，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清廷又找到了崇祯帝惟一幸存的儿子朱慈焕。明亡六十余年后，康熙帝十分阴狠地以“伪皇子”名目诛杀了此人。多尔衮时代，杀崇祯真太子，用心尚或可谅，当时南明未下，全国未定，明太子活着是个大隐患。但康熙后期，太平盛世，清朝坐稳天下，康熙出此毒手，真是至阴至毒之心，无非是对前明皇族斩草除根。
这件事情，案件当事人李方远在自己笔记《张先生传》中记得清清楚楚。康熙二十二年，李方远在一家路姓大户家中首次见到“张先生”，其人“丰标秀整，议论风生”，是个侃侃能言的美男子，自称姓张，号潜斋，在浙中大户张家为西宾（教师）。于是，二人交往密切，诗词往来，半年多内顿成密友。后来，“张先生”南行，二人拜别，二十多年没有通问消息。康熙四十五年，做过县令并已经卸任家居的李方远又见到找上门来的“张先生”，要求谋一教职养家糊口。老友相见，分外亲切，两人立刻欢饮畅叙。此后，“张先生”同时在不远的张岱霖家和李方远家教子弟读书。
康熙四十七年阴历四月初三，李方远正与“张先生”下棋，清朝地方官府忽然闯进一批捕快，把二人一起抓起审问。李方远本人做过清朝饶阳县县官，确实不知自己犯了何罪。审至“张先生”，此人马上“坦白交待”：我乃先朝皇子定王朱慈焕。崇祯十七年流贼破北京，先帝（崇祯）把我交给王内官。城破后，王内官把我交与闯贼领赏。不久，吴三桂与清兵杀败流贼，我被贼军中一姓毛的将军带往河南。他弃马买牛，种田过活。不久，由于大清捕查流贼很紧，毛将军弃我而逃。当时我十三岁，自己就往南走。行至凤阳，遇见一王姓老乡绅，知我是先朝皇子，就收留我在家，遂改姓“王”。过了几年，王先生病故，我就找寺庙出家。后来我云游至浙江，在古刹中遇见一位姓胡的余姚人，他叹赏我的才学，就把我请回家中，让我还俗，并把女儿嫁给我。后来，我又改姓张，以逃祸患。
清朝主审的钦差和两江总督等多名高官在场，问：“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造反案，皆称扶立你为君，恢复明朝，你知罪吗？”
朱慈焕表示：“大清于明朝，有三大恩：第一，诛灭流贼，为我朱家复仇；第二，善保明朝宗室，从不杀害（此非实情）；第三，当今圣上亲自祭奠我家祖宗（朱元璋），命人扫墓。有此三大恩，我怎能造反呢。况且，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我不在三藩作乱时造反，而在如今太平盛世造反，于理于情说不通。况且，如果造反，一定会占据城池，积蓄屯粮，招买兵马，打造盔甲，而我并无做一件类似事情。还有，我曾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距京师很近，如果我有反心，怎敢呆在那里？”
清朝官员马上押解生俘的大岚山造反首领，让他认人。这位造反的首领看了半天，表示说：“我不认得此人，只是想假借朱氏皇子名义来鼓动百姓。”
审了多日，一层一层把案件呈上去，最终刑部接康熙朱笔御批：“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满门处斩！其本人假冒前明皇子，判凌迟。”至于与“张先生”老早相识的李方远，也被全家流放到东北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朱慈焕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皆被清政府派人绞死在家中（传闻讲这七人是自缢，实际是被谋杀）。
自崇祯帝上吊自杀，至康熙四十七年，时光已流逝六十五年，小皇子由昔日的十二岁孩童已成为衰朽老翁，仍被押入北京城在闹市凌迟。可见清朝皇帝的残忍！
清朝所谓“恩养”的明室后裔，皆非正宗明裔。雍正二年，清廷找出个汉人镶白旗名叫朱文元的人，称为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后人。这一支宗王在皇太极时被清军俘获。但查朱家宗谱，此人名字可疑，排行无据，实乃假冒无疑。宣统皇帝洋老师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写溥仪逊位后有一猥琐朱姓男子拜访“谢恩”打秋风，大概就是“代王”这一支的后人。
明朝宗室在末期很走背运。在明末农民战争中，他们成为农民军屠戮的首要对象。从崇祯十四年至十七年，就有福王、唐王、崇王、岷王、代王、蜀王等十四个显贵王爷被农民军整家杀掉。至于郡王及将军之下，被杀的更是不计其数。富贵荣华了近三百年，老朱家终于整族整宗得到了“大报应”。
清朝方面，出于政治需要，自入关到顺治二年以前，对明朝宗室人员以诱降、“恩养”为主。清军攻克南京后至顺治八年这一段时间，清朝开始对明宗室展开屠杀。自顺治八年至康熙早期，清廷又施以杀抚并用。早在皇太极入口侵掠时代，后金军抓住明宗室王爷一般都弄死，比如德王和鲁王。由山海关入京后，多尔衮开始以招抚为诱饵，在诛杀崇祯帝直系血脉的同时，把清军逮到的明宗室假装养起来。清军攻陷南京后，由于明宗室在南中国纷纷被人拥立起兵相抗，清廷顿露狰狞面目，接二连三地罗织罪名，很快就把本来“恩养”在北京的明朝十几个王爷均残酷加以处死（包括曾经指认崇祯太子为“假太子”的晋王）。直至顺治亲政后，清廷对明宗室控制才稍稍放缓，但彼时老朱家血脉至近的“皇族”也没剩下多少了。
朱元璋时代的杀戮戾气，最终在老皇帝自己的子孙后代身上，得到了极其残酷的报应。
第三章 留发与留头：两难的抉择被征服者的反抗
2007年4月，在古人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时候，笔者从北京沿高速公路，驱车到达扬州。出于对伟大民族英雄的景仰，笔者并没有立刻去游览闻名遐迩的瘦西湖，而是直接去了位于扬州广储门外街的"史可法纪念馆"。
不出笔者的想象，史可法纪念馆门庭冷落。窄路曲折，一条污浊的古运河在门前悄然流过。这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明白索要门票20元。江西吉安的文天祥纪念馆，也是如此。
进门后笔者径直向纪念馆后指向的梅花岭方向疾走。
出人意料的是，史可法祠堂，并没有在正对大门的梅花岭下。穿行过后，赫然出现一木阁，丝竹阵阵，音乐嘹亮，七八个油头粉面的中老年男女，身穿所谓的对襟软款"唐装"（实际上是满服），正翘兰花指走小碎步，高唱当地的扬州乱弹。
此情此景，让人诧异非常。史可法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冷落也罢，荒凉也罢，再怎样也不能使得本应庄严肃穆的祠堂成为乱弹怪叫的戏场子呵！
史可法，堂堂中华民族的一个象征人物，倘若阴间有灵，看见这些男女在他坟边大唱阮大铖的"嫦娥思凡"，九泉之下，岂无恨乎！
曾经八十万人血肉狼藉的扬州，曾经以血报国的史可法的庄穆祠堂，竟然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的悲壮肃穆。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清人张尔荩所撰之联，在轻软浓艳的丝竹声中，显得那样突兀和苍白……
衣冠发型比命重——江南人民的流血抗争
弘光小朝廷，腐朽昏庸，人心思变，所以，在清朝打击之下，以摧枯拉朽之势，被一扫而亡。对这样一个腐败朝廷，江南人民内心并不留恋。此外，由于南京人民先前未与清朝打过交道，清军处处以令箭宣示"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所以普通百姓，都对清朝抱以厚望。
南京街道，居民在清军入城时，纷纷高举"大清国皇帝万万岁"、"顺民"等字牌，向清军表示归顺。而且，由于南明诸部军阀残兵的凶蛮，不少百姓还有"清兵如蟹，何迟其来"的盼望之语。老百姓很现实，他们特别希望清军统治苏松地区之后，能减免田赋，大展新朝抚民的善举。
南明弘光朝廷灭亡后的中国，对清廷来讲，形势"一派大好"：张献忠远遁西南，李自成败死湖北，南方各地虽有残明势力分布，但权力分散，明朝的鲁王与唐王各派争斗，势同水火，清王朝一下子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由于降臣孙之獬的撺掇，清摄政王多尔衮下达"剃发令"。
剃发令一下，以水泼油，九州鼎沸，血如浪流。千万人命，丧于一纸文书。
清廷强迫剃发，并非入关后才施行。
满族为女真人的一个支系，为建州女真。早在宋代，金国人就剃发，高压强迫占领区的汉人剃发。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当时的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所以在金人统治区，士兵常常窜入市肆，见居民发式稍不如式，立即牵出当场斩首。
满族人经历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当时当地，汉民有时候被剃发后结果更惨。由于明清方面的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皮岛的毛文龙，当时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然后拿着首级向明廷邀赏。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他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会速亡。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他对率先剃发的明朝兵部侍郎金之俊等人，还是表现出特别的信任。清军入据北京后，好长时间内，明朝旧官变成清朝官员，仍旧身穿明服，冠裳不改。
清军进入南京城，豫亲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加以斥骂："剃头之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以，剃文不剃武，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但是，当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南京已定，又有汉臣孙之獬紧劝，他即改变初衷，于六月十五日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以钱谦益为首的明朝朝臣多送款迎降，劝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
虽然文人无骨，但此话水分也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主人的财产造过几次反外，江南大地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向清军降附。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震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帝逃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亲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交械。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这老哥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
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他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在让全家女眷全部放大脚之后，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
孙之獬老小子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穿上一套四不像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彩。
不料，当时汉人官员仍是博冠大袖，明朝装束，见到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家伙，心中都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
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写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当时摄政的多尔衮王爷）心窝：“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7岁，国家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说了算。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
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他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恶法逼人，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暴散起反抗的怒潮。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遥想前朝，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以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改变，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强行改成剃发梳辫，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是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而且，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夷狄”形象活着，死后一定有愧于祖先，再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的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王家桢，也在笔记中愤愤不平地记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报应真迅速。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天道好还，这老贼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
孙之獬本人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被押期间，五毒备下，义军百姓在他头皮上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百姓们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然后把他肢解碎割而死。
“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
孙之獬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这样一来，剃发就成了绝对命令。
如此野蛮的“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争怒潮波延而起，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义旗，人人思愤。清军王爷多铎大肆镇压，江南胜地，顿时血流成河。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人民纷纷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政，紧闭城门，拒不开门。
江阴剃发，非常有戏剧性。本来，清军派一名二十多岁的投降清朝的前明进士方享为江阴县令。此人自以为是“运筹帷幄”的诸葛亮，穿一身明朝服装，只带二十多个家丁，前来江阴当“接收大员”。
剃发令下，江阴诸生百余人，率领民众约万人，到县衙请求免剃。方享不知死，犹拿架子端坐堂上，唤衙役下堂收取兵器。这时，他的老师无锡人苏某恰好来贺学生当官，见民众议论纷纷，便入堂大骂：“这些奴才，留发不留头，个个该砍！”
一句话，激起众愤，百姓大噪：“打死这个降贼！”你一拳我一脚，立毙苏某，然后拆下门板焚尸。
方享犹大呼，被众人抓住，关入牢狱。清军攻城时，这个强迫百姓剃发的河南籍少年县令，被江阴人民活活打死。
一不做，二不休，民众忽然想起在同察院还有四个与方享同来的满洲打扮的军人，据说是清政府派到江阴监察剃发的，于是众人持刀，冲入同察院。这四个“满洲兵”，刚入江阴时满口叽里呱啦地讲满语，当庭食生肉，随地大小便，睡觉也是铺块席毡倒地而卧。众人杀入时，他们还发箭抵挡，但很快皆被生擒。
仔细搜查，大家发现这四个人是“假鞑子”，他们外表装凶蛮，可内屋里面床帷灶釜，皆精致无比。枪捅脚踹之下，四个人立刻满口苏州话：“我们本来是苏州人，不是鞑子，爷爷们饶命！”
民众闻言更恨，几个肉贩上前，用刀碎剐四人。
四人临死哭嚎：“方县令害我们，让我们假扮满兵吓唬人……”
阎应元被江阴人民推为城主后，想尽办法守城，歼毙清军无数，致使清将咬牙切齿发狠说：“我们一路得北京，下南京，未尝费力。江阴拳大的地方，怎敢如此抵抗！”
清廷震怒，刘良佐、李成栋、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将石堪、博洛等人统二十万大军，把江阴城团团包围。
刘良佐骑马，环城高喊，让江阴人投降。阎应元凭城大骂：“我只是一个小小典史官，尚为国尽忠。汝为朝廷侯伯高官，不能以死报国，如今还有脸面来见江阴父老！”于是，阎应元大书一帜：“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
刘良佐惭甚。但是，为了向清廷主子有交待，他“发明”用三层厚牛皮做的攻城皮帐，让士兵躲在下面，进逼城墙。
牛皮坚韧，城上矢石投之，皆反跃弹起，不能射入。
阎应元派人取人粪和以桐油煎煮，在城头上煮开后立即泼下，牛皮帐顿时被烫穿，下面的清军，非死即伤，损失数百人，一轮攻城只能告歇。
相持数日，清军无法破城。
忽一日，清军见江阴城门忽洞开，以为有人献城接应，立即开始进攻。城中百姓在阎应元事先安排下，皆伪降。有清军将领占据官署，以为得计。
没高兴多久，江阴士民伏兵大发，有壮士挟双斧，舞动如飞，杀入官署，一斧砍下清将头颅，然后大呼杀出。伏兵四合，江阴人民又杀掉入城未及逃跑的数百清兵。
阎应元布疑兵于城外江岸之上，“大明忠义营”字样的灯笼此起彼伏，引诱清军来攻。清军发兵，却不见一人。疑惑之中，江阴城中有民兵缒城而下，主动劫营，趁乱杀死不少清军。
混乱之中，先前杀掉高杰降清的许定国竟然也被砍去脑袋。
阎应元为人，躯干丰硕，双眉卓坚，目细而威，面赤长臂，活像关云长的长相。每次巡城，他身后皆有一人手执大刀跟从，貌类周仓。清军中的满人都喜欢听《三国演义》，他们在城下望见，更是心怀凛凛，以为阎应元是关大刀转世。
延至八月二十一日，由于清军从南京运来二十四门巨炮，连轰连击，江阴城墙倒塌数处，清军趁机攻入，江阴失陷。
江阴义兵皆血战而死。城内男女老少，争相赴水、投火、自刎、上吊自杀。
清军连杀二日，直到找不到活人才封刀。
江阴一城，共有近二十万人被杀。
积尸如山，血流漂杵，难怪时人作诗叹息：“提起江阴城破日，石人也要泪千行。”（《江山孤忠录》）阎应元知事不济，提笔沾墨，在东城敌楼门上题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讫，他上马提刀，杀清兵数十人，最终身负重伤，摔于马下。
挣扎间，阎应元拔刀自刺己胸，跃投湖中，有义民上前援救。恰好，刘良佐手下兵卒忽至，大呼“阎公乃刘将军老友，一定要活人！”于是，阎应元被押入佛寺，去见刘良佐。
刘良佐见阎应元至，跃起近前，手拍阎应元肩膀大哭，嚎声啕啕，泪水涓涓，真不知他当时心中何思何想。
阎应元怒斥：“哭为何来，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
未及刘良佐劝降，清朝豫亲王多铎本人突入佛寺，坐于堂上，点名要阎应元投降。
大英雄挺立不屈，背对多铎，骂不绝口。
刘良佐忽然变脸，为向满洲主子表忠心，他抢过一个士卒的长枪，直刺阎应元大腿，把英雄刺仆于地。
血如泉涌，阎应元依旧大骂不屈。
日暮时分，阎应元被押至栖霞阁，虽然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他仍旧高呼“速杀我”不绝。
多铎闻之恼怒，命刘良佐率人，酷刑处死了阎应元。
大明烈士，一魂冲天。
昆山方面，本来局势平静，剃发令下，人心大骇，民众争起，杀掉清军委任的地方官员，烧掉县衙，并把巡抚官署一把大火烧为平地。
清军将领李延龄受李成栋指派，以铁骑围城，先杀义民数千。而后，清军入城，开始屠城，大杀三天，方下令“封刀”——“是两日天气晴明，而风色惨淡，空中无一飞鸟，暮皆大雨，震雷轰烈……初八日，王师（清军）拘掠千艘，载虏获西去。约计城中男妇踰垣得出者，十无一二。巧掩得全者，百无一二。骤遇炎雨，尸皆变色……其死亡状，有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才磔种种之异，以至悬梁挂树，到处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呜呼惨矣！”（吴伟业《鹿樵纪闻》）再讲嘉定。
1645年7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定进逼，在路上就开始奸淫杀烧。
嘉定居民在明朝进士黄淳耀等人带领下，用大木、巨石填塞城门，誓死拒守。
8月中旬，李成栋猛攻嘉定城北的娄塘桥，杀死上万民众。8月24日夜，由于天降大雨，城上不能张灯，李成栋趁黑，派兵潜伏于城根下挖地道，在其中暗埋火药。
黎明时分，李成栋用大炮猛轰，引燃火药，“地裂天崩”，城墙倒塌，清军乘间蜂拥而上。由于清军军士从屋顶上奔驰，一时间通行无阻。最终，城内难民逃生不得，皆纷纷投河死，河水为之不流。
黄淳耀兄弟奋战力竭，最后相对自缢殉国。
由于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在此之前在一江伏击战中被杀死，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他下令部下屠城。“（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鹿樵纪闻》）清军受命，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
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藉”，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遇见年轻女人，就肆意奸淫。如遇抵抗的妇女，他们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加蹂躏。
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四处劫掠财物。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兜头一刀，也不砍死。如果被砍人拿出金银，清兵（其实是前明军）就会欢跃而去；那些腰中金银不多的居民，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
由于李成栋是先前高杰的部下，而高杰军在扬州等地一直与当地居民结下私仇，所以，这些北方军人对江浙一带人民怀有私愤，乘机发泄、报复，这也是李成栋部犯下如此罪行的一种潜在心理原因。
最后，这五千拖着大辫子的汉人清军，竟抢夺三百大船的财物，统统在李成栋的指挥下运离嘉定。
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
几天之后，有一位叫朱瑛的义士聚集逃跑于周遭的民众共两千多人，重新回到嘉定，处死归降清军者和清军委派的官吏，在葛隆一带设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
气恼至极的李成栋忙率军回攻嘉定，并在路上把葛隆和外冈两个镇子的居民全部杀光。被民众赶走的清军委派的县令浦嶂为虎作伥，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
这个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
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提枪赴阵而死。
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手下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经过如此惨酷的“三屠”，江南大部分地区远近始剃发，自称大清顺民。
在血海肉山的杀戮淫威下，反抗的烈焰终于渐趋熄灭。李成栋因为这些“赫赫”功劳，被清廷提拔为江南巡抚。不久，清廷把他调往东南，派他去平灭南明的另一个皇帝隆武帝。
在嘉定一带杀人的是前明降将李成栋，而在江阴一带杀人的，是前明另外一个降将刘良佐。
这两个前明降将，在江南犯下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剃发令下，血流成河，江南人民，以百万头颅的代价，终于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凶残面目。至此，他们对于“大清”的幻想，告于终结。
所以，当时在江南的一个外国传教士就感慨：“辫发胡服之新制，大招汉人之反感，彼等对于满洲政府，群起反抗。汉人以为，受此强制，辫发胡服，较诸处于任何异族之徼号为耻辱。先前为保头颅而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因为保其发服而奋起如虎。如当时江南诸王（指南明诸王）能一致奋起不生内讧，则满人能否统一中国，尚属疑问。”
强迫剃发之举，不仅仅戕杀了无数人命，其实，从清王朝本身来讲，也严重阻碍了它在中国的统一进程。
以李自成余部为例。自李自成通山被杀，其属下数十万人，一时间群龙无首。马进忠、王允成、牛万才等人皆在岳州等地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表示归降；刘体纯、田见秀等人向清将佟养和归降，安置荆州；李锦、高一功等人向武昌清军投札，表示在湖南归顺；郝摇旗等人也写降表，皆有归降之意。而且，根据清朝档案，这些农民军头领的降表书札，一应俱全，绝非空穴来风，且当时他们决非“诈降”。因为，农民军与明军二虎相斗，两败俱伤，当时的胜利者，惟有清军一方，向他们降附，大势当然之举。但是，所有这些农民军军将，皆要求以“不剃头”为条件。
清廷“剃头诏”下，各地的府衙奉命死催，各部农民军残部终于为保汉族冠发，纷纷而起，转投明臣何腾胶和堵胤锡。因为留发复叛，几十万大军，登时与清廷为敌怨。
日后，金声桓、李成栋、吴三桂反清复叛，也都是以“留头发、复衣冠”为号召，致使无数中华赤子为恢复大明衣冠而群起响应。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与郑成功谈判。本来因父亲被羁押，郑成功已在福建安平会见清使，大有讲和示好之意，并欲接受清朝“海澄公”之封。但是，恰恰因为清使要郑成功先剃发而开读诏书，致使双方丧失回旋余地，谈判终告破裂（江日升《台湾外纪》）。
留发复衣罪当死——陈名夏案始末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朝的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陈名夏，因“南党案”被诛。而其挨杀最大的原因，正是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只要留了头发，恢复明朝衣冠，天下就太平了！”
不少浅薄学者以为陈名夏心怀故国大明朝。非也，此人乃不折不扣地忠于清朝。正是由于清廷中各派汉臣的相互倾轧，最终才使他被清朝主子以弓弦绞死。
陈名夏之死，当时有些汉人学者暗中深加同情，以为他“衣冠复明”的主张非常正确。也有人认为他是忠臣见忌被杀。
其实两者都不是，陈名夏被杀，完全是他自己说错话，被清廷之中同为汉人的政敌大臣抓住把柄，急往清廷主子处告讦。猜忌之下，他不死，也难。
陈名夏乃江苏溧阳人，在崇祯朝当过兵科都给事中。李自成入京后，他投降过，后来趁乱跑回南京。见阮大铖、马士英等人要追究“顺案”（即追究向李闯投降的明朝官员）的罪责，陈名夏见势不妙，复跑回北方，向清朝归顺。
由于站队及时，陈名夏一直受多尔衮重用，在清廷一直是步步高升。顺治五年，他已经做到吏部尚书。顺治八年，为内翰林统文院大学士，晋省保兼太子太保，堂堂当朝正一品。但到了顺治十一年，他就获罪被杀。
据实而言，投降清朝的汉人，特别是在北京被动归顺的汉官，除孙之獬、冯铨、李若琳这几个特别寡廉鲜耻的人以外，大多数人对满人特别跋扈的现象非常反感。
“首崇满洲”是清朝国策，这些汉官不敢明白直说，只是不停上谏，希望清廷决策层真正满汉一同看待。他们表示，只有这样做，清帝才能是中国共主的样子，才能长治久安。
清初的满洲贵族作为占领者的优越感极强，连他们的仆人都敢在街上任意拦住汉人高官的轿子大声笑骂，无礼争道，歧视汉人。而且，北京城内上好地段，皆为满人所占，尽逐汉人于南城。当时，北京城内只要有汉人身上出麻疹或患皮肤病，必死无疑，会全家被强迫安置于荒山野岭，任其冻饿而死。因为，满人最怕“出痘”（天花），稍稍被疑有“痘”，全家倒霉，有时牵扯得四邻汉人性命不保。
作为江南汉人，陈名夏本人有着天然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态度，不仅致使满人不满，连北方籍的汉人也对他心有怨气。顺治八年，汉官张煊弹劾他“结党营私”，推升南人陈之遴；奏劾他“谄事睿亲王（多尔衮）”。由于此事牵涉到当时还在台上的满人吏部尚书谭泰，顺治帝还未坐稳帝位，为了怕牵制波及，就下令处死张煊，罪名是“心怀妒忌，诬蔑大臣。”
没过多久，由于清算多尔衮运动的兴起，谭泰是多尔衮铁杆亲信，被多尔衮的政敌济尔哈朗告发，很快被处死抄家。济尔哈朗与皇太极平辈，二人为堂兄弟。皇太极死后，本来是他与多尔衮同辅六岁的顺治帝，却很快被排挤出清廷政治中心。所以，多尔衮一死，他势必要对此进行报复。
谭泰被杀后，陈名夏“结党”之案重新由济尔哈朗审问。慑于高压，陈大学士只能哭诉自己“投诚”之功，实际上承认了自己的“罪名”。由于他在与多尔衮共事时还是“公心”居多，亲政的顺治帝没有深究，只是把他罚为闲散官而已。过了一年多，他被重新起用，复为秘书院大学士，并充任《太宗实录》总裁官，兼吏部尚书。再过一年多，由于宁完我等人的奏劾，陈名夏被罢官。
顺治帝这个人，当今的人们受小说、电视剧影响，总以为他是那个为美女董小宛殉情的多情帝君。真实的历史上，甭看这个人二十四岁就“崩”了，但确实是一个沉猜阴险之主。他心中痛恨多尔衮跋扈，但对多尔衮时期实行的剃发易服等政策，却从心中大感赞同。因为，剃发易服这些作为，完全符合满洲统治权贵的利益。顺治帝十分警惕满人“沿习汉俗”的苗头，生恐汉化会造成满洲民族性的消解。
宁完我是个汉人，年轻时是明朝东北地区的举子，很早就投靠满人，在贝勒萨哈廉家为奴，曾为当时的后金政权极尽犬马之劳。由于嗜赌，他被皇太极一废十年。多尔衮时代，才重新起用他编译史书。由于会察言观色，他慢慢当上了国史院大学士。
宁完我受多尔衮所信用，但他转向却很快，所以多尔衮死后被清算，他未受大的连累。
清廷之中，宁完我这个早降汉人，对陈名夏这个新进汉人一直心怀妒忌。于是，他便与从前的前明阉党冯铨等人联手，不停在顺治帝面前攻击陈名夏。
由于陈名夏选人荐官时多用“南人”，双方结下的梁子步步加深。
冯铨就对顺治帝讲：“南人优于文而行不符，北人短于文而行可嘉。”意思是说南人笔杆子厉害但品性不行，北方人质朴拙讷却行品端厚。此后，顺治帝对陈名夏疑虑加重。
凡事即有一个爆发点。“任珍议罪”，就是陈名夏倒大霉的开端。
任珍乃明朝降将，为西安镇总兵，他因擅杀家人被革职。居家无聊，任珍大发怨言，被家仆告发。清廷刑部逮捕后，审讯“为实”，论罪斩首抄家。
案件最后复议时，陈名夏、陈之遴等人认为处死任珍没有实据，但又不敢直言他无罪，就主张“勒令自尽”，想给这个汉将留个全尸。
顺治帝大怒，怒斥陈名夏等人的疏议是敷衍欺蒙，削官罚俸，并派宁完我拟旨，痛斥陈名夏“纳交结党”。
千载良机要抓住。宁完我落井下石，立刻趁顺治盛怒之时，告发了如下事情：一日，陈名夏与宁完我二人在朝中议事，言及当时南明永历政权在广西、四川、湖南等地攻势大盛、清军节节败退的时局，陈名夏说：“如要天下太平，只依我两件事就可——一是留起头发，二是恢复明朝衣冠，天下就可太平！”
对陈名夏的这句话，宁完我添油加醋对顺治帝说：“陈名夏居心叵测，痛恨我大清剃发之举，鄙陋我大清衣冠，蛊惑人心，号召南党，私通东林，实是布局行私，藏祸倡乱！他之所倡留发变服，实是变清为明，弱化我大清！”
为了加深顺治帝的恶感，宁完我列举了陈名夏种种“罪行”，包括陈氏父子在江南私占公产，横行不法，甚至敢“鞭打满洲”，让满人“破面流血”等。
最终，宁完我给陈名夏的案子定性：“怀奸结党，阴谋潜移，祸关宗社”，也就是说，他想“谋反”。
顺治帝自然不能饶过，立命三院、九卿会审。墙倒众人推，群臣共责严审。陈名夏此次嘴很严，对别的指斥概不承认，只承认自己讲过“留发复衣冠”——恰恰是这一条，正能要他性命。
经大臣会审推定，陈名夏论斩。顺治帝特旨开恩，改成绞刑。
痛恨陈名夏多年的满洲贵族与宁完我、冯铨等汉官齐集宣武门内的灵官庙，一面喝茶，一边欣赏着卫士们用弓弦把陈名夏慢慢勒死。
至于陈名夏之子，父死之后，被遣送东北苦寒之地劳改。
从此以后，清廷再无人敢有“留头发，复衣冠”之议。
第四章 四海狼烟美少年壮烈殉国的夏完淳
明之将亡，不得不亡。世风浇薄，道德沦丧。上层士大夫们寡廉鲜耻，朝中文人爱钱，武人怕死，风尚相袭，华靡承蹈，以至于亡。帝国大厦倾覆之际，“潇洒西园出声妓，豪华金谷集文人”，虽然清军铁骑的蹄声以及势如燎原火的农民军喊杀声渐行渐近，明王朝的“中坚”们仍怡然观望，文恬武嬉，不少人已经暗中与“虏”和“贼”暗中通款，随时随地准备献城投附，准备好做异族或“新朝”的臣妾。朝代的更迭，于这些人来讲，不仅仅不是身家性命与国家民族创伤的剧烈阵痛，反而是他们益加飞黄腾达的最佳契机。世态炎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忠奸泯渝，就是在这样一个大伪季世，中华英豪勃勃不屈的精神，仍旧在不息地脉动。而秦良玉、夏完淳，正是这种精神承继者的典范，一妇人，一孺子，舍身忘家，殒宗赴国，其大义凛然与坚定不屈的事迹，数百载之后思之，仍旧能使人拍案叫奇，目眦皆裂。
明靖交迭之际，壮烈殉国牺牲的仁人志士和儒生士大夫数以十万计，但许多人均湮灭于历史的烟尘之中。时至今日，国人百分之九十五的人知道雍正、康熙、乾隆、多尔衮以及“刘罗锅”、纪晓岚等清朝帝王及其臣仆，绝对不会有超过百分之五的人知道夏完淳——这位明末殉国的翩翩美少年。他牺牲时年仅17岁（虚岁），是集文才、人才、志气于一身，千年才可一见的卓然英豪。
香兰秀竹生雅庭——夏完淳的生父与尊师
清朝文人所修的《明史》，并无夏完淳传。其父夏允彝附于《陈子龙传》后，传中在交待了夏允彝自杀后，只有这样二十三个字交待了夏允彝之兄夏之旭以及夏完淳的结局：“（夏）允彝死后二年，子（夏）完淳、兄（夏）之旭并以陈子龙狱词连及，亦死。”这些文人，吝于笔墨描述抗清英雄，竟把《明史稿》中本来已经描述得非常简略只有一百多字介绍夏完淳性格、才能的字眼尽数削除。
言及夏完淳，一定要先讲他的父亲夏允彝与他的老师陈子龙。
夏允彝，字彝仲，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崇祯十年进士出身。崇祯初年，大名士张溥在吴江把南北许多知名文社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其中包括江南应社、苏州羽明社、浙西闻社、江西则社、中州端社等，结成新的“复社”。与“东林党”相比，复社并不是一个卓然标格的政党类型，它强调的是“以学救时，以学卫教”，而东林党人在末期鱼龙混杂，不少人“急功名、多议论、恶逆耳、收附会”，严重违背了孔子有关君子“群而不党”的圣训。后来，复社因其精神领袖张溥的去世而渐趋衰落。夏允彝自开炉灶，成立了新的师生相传的“几社”，诗文酬和，社友们互相以文章道德激励。
夏允彝的仕途很短暂，“真官”只作过福建长乐县令，时间约五年左右。在官期间，他治绩优秀，成为当年由吏部点名表扬的全国政绩突出的七位“优秀”知县之一，并受崇祯皇帝亲自接见。可惜，由于母亲病逝，他只能丁母忧回老家守丧。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夏允彝急忙拜谒史可法，商议恢复大计，由于南明弘光政权的迅速崩溃，夏允彝才不获展，在林野乡间仍旧想有所作为。当时清朝在江南的统治还不稳固，义师纷起，明朝残余军事力量散落其间。于是，夏允彝暗中写信给自己从前的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商量准备合兵攻取苏州，然后收复杭州，再进兵南京，以图保有明朝江南半壁河山。也就是在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夏完淳匆匆完婚后，马上和父亲一道加入戎旅军中。可惜，吴志葵无长远谋略，军将多懈怠贰心，苏州城不仅未被攻下，这些残明的乌合之众，也大败四溃。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夏允彝反而变得愈加平静，他决定要自杀殉国。乡人劝他可以趁乱渡海去他曾任地方官的福建，招纳兵马，再图恢复。夏允彝考虑再三，没有同意，怕举事再败以至于蒙羞万世。松江清军主将早闻夏允彝大名，表示只要他出山，一定给大官作。清将还表示，即使夏先生不愿新朝为官，出来见一面也行。夏允彝以“贞妇”自比，明白无误表达了自己不事二朝的决心。
他给好友陈子龙等人写信交待后事，然后平静与家人言别，并特意把未完成的文集《幸存录》交予独子夏完淳手中，叮嘱他毁家饷军，精忠报国，代父完成恢复明朝的志愿。然后，夏学士投松江塘自杀。《明史》上讲他“自投深渊以死”，实乃误记。夏允彝自杀时，其兄、子、妻妾家人，皆肃穆哀恸地立于水滨观视。松塘水浅，只达夏允彝腰身以上，这位大才子生生埋头于水中，呛肺而死，他背部的衣衫都未沾湿，生殉了他的大明朝。
彼情彼景，身为儿子的夏完淳肝胆欲裂，目睹父亲刚烈死状，他也更加坚定了必死报国之心。
至于陈子龙，他与夏允彝乃同年进士，也是当时鼎鼎大名的文学家。本来，陈子龙想与夏允彝同死，但夏允彝以母妻托付于他，他本人又有九十老祖母需要赡养，故而忍死待变，割发为僧隐于乡间。明宗室鲁王监国时，陈子龙暗中接受鲁王的任命，与夏完淳一起策动清朝的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然而天不祚明，兵变失败，不仅吴胜兆被杀，陈子龙本人也被逮捕。在押解至南京的途中，陈子龙终于作出了与其挚友夏允彝一样的人生选择：跳水自杀殉国。
生父尊师，这两位忠烈楷模，在少年夏完淳泪水模糊的目光中，逐渐幻化为千古仁人志士的终极典型。
黄花白草英雄路——夏完淳不屈殉节
夏完淳，字存古，号小隐。是夏允彝的妾生子，也是他惟一的儿子。这位英雄天分极高，小时就是个神童，五岁即熟谙儒家典籍，七岁能文，八岁能诗，九岁即印刻文集《代乳集》行世。
观夏完淳十三岁之前的作品，柔媚秀丽，清婉韵致，仍不脱晚明文人流俗：
秋色到空闰，夜扫梧桐叶。谁料同心结不成，翻就相思结。
十二玉阑干，风动灯明灭。立尽黄昏泪儿行，一片鸦啼月。
《卜算子·断肠》）
几阵杜鹃啼，却在那，杏花深处。小禽儿，唤得人归去，唤不得愁归去。
离别又春深，最恨也，多情飞絮。恨柳丝，系得离愁信，系不得离人住。
（《寻芳草·别恨》）
明朝灭亡后，亲历戎旅，又目睹父亲的自杀殉国，悲恸欲绝的夏完淳上书当时在绍兴的鲁王政权，要求予父亲以赠谥。鲁王爱惜夏完淳如此年轻又如此对大明忠心，立授他“中书舍人”一职，赠夏允彝“右春坊右中允”，谥“文忠”。这一切，均极大鼓舞了身在江南的夏完淳抗清复明的勃勃斗志。
不久，听闻太湖一带活跃着吴易领导的“白头军”（这支队伍的兵士皆以白布缠头作标志，以此为明朝“戴孝”），夏完淳喜出望外，连忙与老师陈子龙一起携家中所有金银奔赴军中，并充任吴易的参军。
吴易，字日生，进士出身，吴江人，曾为复社的活跃分子，能诗善文，又喜读兵。北京陷于李自成的时候，他正作为候补官员在京内，幸亏有大德知一禅师相助，吴易有幸从东便门逃出。后来，由史可法推荐，吴易在福王政权中有了一个“职方主事”（类似军政委）的官职。他离开扬州外出筹集粮饷时，扬州陷于清军之手。清军又很快占领了吴易的老家吴江。县丞朱国佐降清，并斩杀了痛骂他卖国的学生吴鉴。吴易闻之大怒，率数人突入县衙，活捉朱国佐，在吴鉴灵前杀掉了这个败类后，宣布反清。兴兵之初，吴易的“白头军”发展迅速，不少昔日当地的水贼头目如“赤脚张三”等人纷纷入伙，在民族矛盾上升到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关头，这些人由“贼”而变成“官军”，在辽阔的太湖水面上给予清军沉重打击。“白头军”最漂亮的一仗是“分湖大捷”，杀敌三千多，斩清中下级军官二十多名，获战船五百余艘。当然，这种暂时的胜利，主要原因也在于当时清军没有有效组织起过硬的水军，水战外行，故而使得“白头军”大逞神威。
胜讯传出，南明的隆武政权和鲁王朝廷均派人携带“诏书”而来，对吴易加官晋爵，视为中兴大将。飘飘然之余，吴易与“白头军”将领们开始轻敌。许多水贼出身的将卒本性毕露，四处剽掠。清军方面，却加紧准备。海盐一战，“白头军”大败，夏完淳也因军败与吴易等人走散。至于陈子龙，他在海盐之战前已经看出吴易手下乌合之众难成大事，便以筹饷为名离开了“白头军”，想另行发展。
吴易军败后，其父、其妻、其女均投湖自杀，以免被清军俘虏受辱。吴易本人逃入湖中，仍旧坚持抗清斗争。
1646年夏，吴易听人风传清朝任命的嘉善知县刘肃之想“反正”，便派人与之联络。孰料，这刘知县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降清，他之所以散布自己想“反正”，无非是想诱执吴易。见吴易自己送上门，刘肃之立刻派人持信来复，邀请吴易来县衙赴宴。吴易不疑有诈，只带随从数人来会。“鸿门宴”入易出难，刘肃之早就通知大批清兵埋伏，待吴易一入门，立即逮捕了这位“白头军”领袖，很快送往杭州处死。
吴易为人虽属轻率无远略之人，但大节不亏，慷慨归刑，并作《绝命辞》：
落魄少年场，说霸论王，金鞭玉辔拂垂杨。剑客屠沽连骑去，唤取红妆。
歌笑酒炉旁，筑击高阳，弯弓醉里射天狼。瞥眼神州何处在，半枕黄粱。
成败论英雄，史笔朦胧，与吴霸越事匆匆。尽墨凌烟能几个，人虎人龙。
双弓酒杯中，身世萍逢，半窗斜月透西风。梦里邯郸还说梦，蓦地晨钟。
夏完淳闻讯，立即白服以往，在吴江为吴易起衣冠冢，与文人同道哭吊，赋《吴江野哭》、《鱼服》二首诗歌，祭奠吴易，表达了复仇雪恨的决心：江南三月莺花娇，东风系缆垂虹桥。美人意气埋尘雾，门前枯柳风萧萧。
有客扁舟泪成血，三千珠履音尘绝。晓气平连震泽云，春风吹落吴江月。
平陵一曲声杳然，灵旗惨淡归荒烟。茫茫沧海填精卫，寂寂空山哭杜鹃。
梦中细语曾闻得，苍黄不辨公颜色。江上非无吊屈人，座中犹是悲田客。
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畏人知。空闻蔡琰犹堪赎，便作侯芭不敢辞。
相将洒泪衔黄土，筑公虚冢青松路。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离墓。
（《吴江野哭》）
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
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
（《鱼服》）
1647年早春时分，得悉清朝任命的苏松提督吴胜兆要反正的消息，少年夏完淳马上萌发了巨大的恢复希望，急忙为吴胜兆与浙东义师牵线搭桥，积极准备待事发时本人亲自参加战斗，做决死之战。吴胜兆（这名字就不好，“无胜兆”也）谋泄，其手下将领抢先一步把他的计划上告清廷。吴胜兆一卒未出，身已成擒。而浙东方面，屋漏偏遭连夜雨，义师水军刚离岸，飓风忽至，大部分人被淹呛而死，溃不成军。清廷对吴胜兆一案十分重视，四处抓人，陈子龙等人首先遭到逮捕。押送途中，陈子龙投水殉国。
夏完淳喉中咸泪和血吞。由于他本人也在清政府通缉名单中，便一度曾匿藏于其岳父钱旃在嘉善的家中。1647年夏，他决定渡海加入鲁王政权军队。夏完淳至孝之人，临行前，他回乡间老家探望嫡母和生母，准备与二老告别之后再出发。清廷眼线多多，夏完淳甫一回家，即为人侦知。清廷人马俱至，逮捕了这位少年英雄。由于他是朝廷重犯，被立刻押赴南京受讯。
在南京受押的八十天，是少年英雄夏完淳人生旅途的最后八十天。其间，他不仅智斗明朝降臣洪承畴，巧妙羞辱了这名清廷鹰犬，并且自激自盛，赋诗写词多篇，表达了他“今生已矣来世为期”的冲天豪情和“家国之仇未报”的遗恨。
被羁之初，夏完淳作《采桑子》一词，从内心深处抒发了他的亡国之愁：
片风丝雨笼烟絮，玉点香球。玉点香球，今日东风不满楼。
暗将亡国伤心事，诉与东流。诉与东流，万里长江一带愁。
清廷主持江南一带招抚的第一把手乃洪承畴。他听说夏完淳与其岳父钱旃被抓，很是得意，便想亲自劝降这翁婿二人，此举不仅能为清朝主子招纳“人才”，又能给自己脸上贴“慈德”金粉。
南京旧朝堂上，洪承畴高坐，喝问下面被提审的夏完淳：“汝童子有何大见识，岂能称兵犯逆。想必是被人蒙骗，误入军中。如归顺大清，当不失美官。”
夏完淳不为所动，反问洪承畴：“尔何人也？”
旁边虎狼衙役叱喝：“此乃洪大人！”又有狱吏在其旁低声告之：“此乃洪亨九（洪承畴）先生。”
夏完淳佯作不知，厉声抗喝：“哼，堂上定是伪类假冒。本朝洪亨九先生，皇明人杰，他在嵩山、杏山与北虏（清军）勇战，血溅章渠，先皇帝（崇祯帝）闻之震悼，亲自作诗褒念。我正是仰慕洪亨九先生的忠烈，才欲杀身殉国，以效仿先烈英举。”
狱吏们此时很窘迫。洪承畴在上座面如土灰。上来一人，厉声叱喝夏完淳：“上面审你的，正是洪经略！”
夏完淳朗声一笑：“不要骗我！洪亨九先生死于大明国事已久，天子曾临祠亲祭，泪洒龙颜，群臣呜咽。汝等何样逆贼丑类，敢托忠烈先生大名，穿虏服虏帽冒充堂堂洪先生，真狗贼耳！”
洪承畴汗下如雨，嘴唇哆嗦，小英雄字字戳到他灵魂痛处，使得这个变节之人如万箭攒心般难堪、难受。食禄数代之大明重臣，反而不如江南一身世卑微的十六岁少年，真让人愧死！（类似故事也发生在同吴易一起被抓的“白头军”领导人孙兆奎身上，他被押南京后，也是洪承畴主审。孙兆奎轻蔑地笑问堂上洪大人：“我们大明朝也有一个牺牲的先烈叫洪承畴，您不会与那位大人同名吧？”狠狠羞辱了洪承畴。）忽然，一旁因久受严刑而勉强支撑的夏完淳岳父钱旃力竭跌倒，伏地不起。夏完淳见状，忙上前扶起岳丈，厉声激励道：“大人您当初与陈子龙先生及我完淳三人同时歃血为盟，决心在江南举义抗敌。今天我二人能一同身死，可以慷慨在地下与陈子龙先生相会，真是奇大丈夫平生之豪事，何必如此气沮！”听女婿如此说，钱先生咬牙挺起，忍耐奇痛。
洪承畴默然久之，只得挥挥手，今士卒把二人押回牢狱。然后，上报清廷，拟判处夏、钱二人死刑。
上述种种历史的细节，不见于清朝御用文人“官修”的史书。而是出于被乾隆帝“御封”为“贰臣”的明末大才子屈大均著作《皇明四朝成仁录》中。这位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投机文人，自身道德深玷大污，但他内心中对全忠全义的英雄，也不由自主流露出热切的渴慕和深刻的崇敬。
深知自己来日无多，夏完淳在狱中写下了他那篇流传千古的《狱中上母书》，派人转送老家的嫡母盛氏与生母陆氏：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报母矣！
痛自严君见背，两易春秋（严君：对父亲的敬称。见背：去世）。冤酷日深，艰辛历尽。本图复见天日，以报大仇，恤死荣生，告成黄土。奈天不佑我，钟虐明朝，一旅才兴，便成齑粉。去年之举（指自己于前一年入吴易军抗清。他兵败后，只身流亡，历尽艰危），淳已自分必死，谁知不死，死于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养（指对父母的供养。《札记·檀弓下》：“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无一日焉。致慈君托迹于空门，生母寄生于别姓，一门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问。淳今日又溘然先从九京（九泉），不孝之罪，上通于天。呜呼！双慈在堂，下有妹女，门祚衰薄，终鲜兄弟（意思说家门衰落，福泽浅薄，又无同胞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为生？虽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遗；淳之身，君之所用。为父为君，死亦何负于双慈？但慈君推干就湿（推干就湿：是指母亲把干燥处让给幼儿，自己睡在幼儿便溺后的湿处。形容为人母者养育子女的辛劳。语出《孝经援神契》：“母之于子也，鞠养殷勤，推燥居湿，绝少分甘。”），教礼习诗，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难。大恩未酬，令人痛绝。
……呜呼！大造茫茫，总归无后。（倘若）有一日中兴再造，则庙食千秋（享受庙祭），岂止麦饭豚蹄（指祭祀一般死者的食品。）不为馁鬼而已哉！……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出师北伐，驱逐满清。这句话意思是讲自己死后再度转世为人，仍要与其父在北方起兵反清。）……语无伦次，将死言善（语出《论语·泰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言善，指说话真诚不欺。）。痛哉，痛哉！
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大道本无生，视身若敝屣。但为气所激，缘悟天人理。噩梦十七年，报仇在来世。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
1647年，九月秋决，夏完淳等三十多名抗清义士在南京西市慷慨就义。手提鬼头大刀、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面对昂然站立的这位面容白皙、姣好的十六岁美少年，他那杀砍掉无数人头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发颤发抖，最终只能闭眼咬牙才敢砍下那一刀……
面对英烈惭煞人——审讯夏完淳的洪承畴
府署之内，洪承畴呆坐太师椅上，眼望无尽的虚空，叹息自己的一生，悔愧难当，深知自己再也无法对过去的历史做出选择。
遥想松锦战役时的洪承畴，虽然遭遇大败，仍旧率数千明军死守松山孤城，孤注一掷，誓死以待明朝援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明军忍受着饥困折磨，缺衣少药，洪承畴率曹变蛟、丘民仰等将领，坚拒清军诱降，坚守长达半年之久。
由于外无援军，城内日久粮尽，出现人人相食的现象。叛将夏成德终于经受不住富贵诱惑，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深夜开门投降，清军一拥而入，攻陷松山。
清军此次收获很大，不仅活捉了洪承畴，还活捉了祖大寿（当时在锦州守城）的三个弟弟和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等高级官将。
当时，清军强迫众人剃头投降，包括洪承畴在内，诸人誓死不降，表示说：“我等乃堂堂大明天朝大臣，赶紧杀掉我们！如不然，我们自己也会自杀殉国。”
三月四日，皇太极下令把洪承畴、祖大乐（祖大寿之弟，清朝故意纵放祖大寿另外两个弟弟回锦州）几个人押送盛京。对明朝巡抚丘民仰以及总兵曹变蛟和王廷民，下令就地处决。这三位英雄忠心凛凛，含笑临刑，为大明朝挥洒了最后一滴鲜血。
三月下旬，洪承畴被押至盛京后，仍旧挺颈临刃，拒不降清。为求速死，他蓬头跣足，日夜在牢中大骂不止。其间，他还曾绝食七天，最后熬不过饥渴，重新进食。
一般史书上都讲，1642年二月十八日松山被陷洪承畴被擒时就降清，其实是弄错了日期。一直到四月十六日，直到在锦州投降的明将祖大寿等人齐集沈阳时，洪承畴仍旧没有向清朝投降。
不知为什么，洪承畴被关押到五月四日后，却忽然主动表示投降。皇太极闻言极喜，生怕洪承畴夜间反悔，立刻派宫中剃头师为这位明朝督帅剃头。这样一来，洪承畴从“内容”到“形式”，真正归降清朝。
五月初五日，皇太极在沈阳皇宫内举行了隆重的受降仪式。洪承畴、祖大寿兄弟等人，在庭院行三拜九叩之礼，向皇太极行礼。
祖大寿等人早已清发清服，洪承畴刚刚剃头还不习惯，他戴顶清朝的毡笠，身穿明朝衣服，看上去不伦不类。
皇太极见此，赶忙命令左右为这位明朝的著名文臣赶制清朝官服。
仪式结束后，皇太极“亲切”接见了这些明朝降臣降将。按从前在明朝的官职尊卑，洪承畴坐于东边侧席之首。
当时，皇太极爱妃刚死不久，心情不是很好，只是问了洪承畴“年纪多大”、“日本人与南朝是否有往来”等闲事，茶罢而出。也就是说，由于洪承畴等人毕竟是大败后被迫降附，皇太极对他们的态度不是非常积极，只是想利用他们的降附扩大影响，镇服余人。接见后，皇太极严派军兵看管这些新降臣，实际上形同软禁。
有关洪承畴降清，有不少“版本”，最流行的，一是范文程劝降，二是皇太极亲自劝降感化。
所谓范文程劝降，讲他偷窥洪承畴时，见这位明朝督师一人在狱中抖掸身上灰尘，便向皇太极进言说：“洪承畴必不能死，一衣尚惜，况其命乎！”但是，此说无据，也不知《清史稿》从哪淘来这样的“资料”。
所谓“皇太极感化劝降”，这条资料来源自满洲贵族昭琏的笔记《啸亭杂录》中的《用洪文襄》一条，原文活灵活现，描写得头头是道：（洪承畴）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皇太极）命诸文臣劝勉，洪（承畴）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承畴被押之）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承畴）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一羁囚，上待之何重也！”上曰：“吾侪所以栉风雨者，究欲何为？”众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瞎子），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众乃服。
正因为写这一笔记的作者乃“铁帽子王”礼亲王昭琏，所以大家皆信以为真。其实，仔细忖度，这位礼亲王乃乾隆时代人，一个文学爱好者，他笔记所记，非亲历实事，小说家言而已。
首先，由于1641年秋天皇太极宠妃宸妃刚刚病死，这位多情皇帝哀不自胜，饮食不思，从个大胖子变成半瘦子，在国内严禁饮酒作乐等一切“娱乐活动”，所以，他不可能有那么好心情去亲自入囚狱见洪承畴，更不可能在洪承畴投降后大陈百戏来作乐庆祝。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由于皇太极见洪承畴等之后没有“赐宴”，他还特意派人向对方解释说：“不赐宴于尔等，非为慢待，乃因宸妃之丧未过期也。”
其实，皇太极对于洪承畴如此高规格的文臣投降，内心中不是很爽。从前，明朝太仆寺少卿张春被关押多年，仍旧至死不降。所以，对待刚刚关押数月即降的洪承畴，皇太极不得不叹：“昔日我阵前擒获张春，亦曾恩养，终不为朕效力，一无所成而死，尔慎之，莫效张春！”其实，言外之意，是叹息张春的不屈与洪承畴的降附。
同为文人，一个软弱无骨，一个始终凛然不屈，洪承畴与张春，分别构成了明朝大臣的耻辱柱和纪念碑。
明廷方面，接到洪承畴被擒消息后，焦急万分。宁远的明朝守将吴三桂数次发塘报入京，均称洪承畴“誓死不屈，只求速死”，但也确实证明他还没有死。
崇祯帝从本能上感觉，认定洪承畴如此一个知书达理又受恩甚重的文臣，一定会壮烈殉国，所以他马上下旨要吴三桂确察消息，准备大张旗鼓对“死难”的洪承畴加以旌表，以励士气。
真正劝皇太极争取洪承畴这样人物投降的，不是范文程，而是在清军中服务很久的降臣张存仁，他对皇太极讲：“洪承畴等明朝文官为我们效力，则崇祯帝必视文臣如草芥，此后文臣必不敢贸然出外督帅当负重任；武职如祖大寿辈为我们所用，崇祯帝必视武臣为草芥，日后明朝武将也不愿为明朝效力！”而且，他进一步对皇太极解释说：“只要明朝大臣向我们归降，明廷必根据法律杀其一家。我国留其一身，明朝杀其一家，则降臣归志更坚！”借刀杀人之计，阴险至极，匪夷所思。
洪承畴的家人陈应安受洪家所托，在六月初向明廷报告，说他家主人“义不受辱，骂贼不屈”，已经被清军碎剐处死，但此家仆并未随洪承畴去辽地，所以明廷仍不能确定洪承畴的生死。
崇祯帝虽是沉猜多疑之君，但为激励臣节，鼓舞士气，不久就下诏为洪承畴、丘民仰、曹变蛟、王廷臣等人建立祠庙。为此，他亲临致祭，当坛痛哭，如此哀荣，洪承畴这位已经降清的文臣都“生享”了。
至于所谓崇祯帝在亲祭时听到洪承畴仍旧活着就取消祭奠的说法，是日后的清朝乾隆帝为取笑洪承畴偷生怕死，故意派人在《通鉴辑览》中伪造的。皇帝为搞宣传造假，也只有乾隆这个附庸风雅之君有此闲情逸致。
也就是说，迄至崇祯帝临死，他一直都认为洪承畴早已“壮烈殉国”了，是大明大大的忠臣。
清人笔记《广阳杂记》（作者刘献庭）记载洪承畴入北京后，从福建接其老母来京。其母见此叛降逆子，挥杖大骂：“汝来迎我，将使我成为旗下老婢吗？我要打死你这恶人，为天下除害！”
这种记载，文人小说耳，无非是宣泄忠奸大义罢了。真实情况是，顺治四年（1647年）洪老太太被洪承畴接到南京，母子欢聚。而后，老太太一身清朝贵妇装束，乘船回闽地享福，五年后才病死。
真正看不起洪承畴的亲人，乃其三弟洪承畯，此人在其兄洪承畴府第近旁的庙宇牌匾上大题四字：“大无莲心”，讥讽其兄对明朝“大无良心”。
所以，相比世受国恩、身居要职的洪承畴，十七岁美少年夏完淳之报国精忠，犹显伟大、壮烈。
历史有时真是有些荒谬的意味。一百多年后，1775年，即乾隆四十年，总爱卖弄文采和进行历史“翻案”的乾隆帝下诏，承认明末抗清诸臣“茹苦相随，舍生取义”的辛劳，颁布《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对夏完淳、夏允彝、陈子龙以及一大批明朝的忠臣义士予以“一体旌谥”。由此，昔日清王朝的危险敌人，一变为全忠全孝的大节无亏之人，而洪承畴、祖大寿等曾“事两朝”的“元戎”们，统统进了《贰臣传》。
自乾隆四十年起，夏完淳的生前诗文得以公开刊印、流传，《夏节愍全集》等书纷纷面世，其上千首诗、文、信函，均得以辑成发表。可笑又可叹的是，与夏完淳同时代的投附清朝的明末大文豪、大名士们，包括撰写夏完淳第一手资料的屈大均，都被乾隆帝加以痛诋和讥讽：“至于钱谦益之自诩清流，忝颜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辈之幸生畏死，诡托缁流，均属丧心无耻。若辈果能死节，则今日亦当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生，而犹假（借）语言文字以自图掩饰其偷生，是必当明斥其进退无据之非，以隐殛其冥漠不灵之魂！”
清朝学者庄师洛所作之诗，最能为夏完淳这位少年英雄盖棺定论：天荒地老出奇人，报国能捐幼稚身。黄口文章惊老宿，绿衣韬略走谋臣。
湖中介义悲猿鹤，海上输忠啳凤麟。至竟雨华埋骨地，方家弱弟可同伦。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底，在诏令国史馆修编《明季贰臣传》时，这位老爷子已经明白无误地把对“我大清”有赫赫功勋的洪承畴、祖大寿、冯铨等一批人打入另册，其意在于“崇奖忠贞”，“风励臣节”：……因思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略以经略表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朝）俱曾跻显铁，入本朝（清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当时）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以明顺逆。今事后凭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明朝）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他们）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若既降复叛之李建泰、金声桓，及降附后潜肆诋毁之钱谦益辈，尤反侧佥邪，更不是比于人类矣。……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宥）于既死。今为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将诸臣仕明及仕本朝名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即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者……此实乃朕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
在痛诋“贰臣”们的同时，乾隆帝对于清朝开国之初那些与其祖先驰马援弓、浴血死战的明臣明将，如史可法、刘宗周、孙承宗、卢象升等人，大加赞诩，表扬这些人“遭际时艰，临危受命”，均可称为“一代完人”，即使对于稍后“负隅顽抗”的南明诸臣，包括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乾隆帝也称他们是“忠于所事”，乃舍生取义的英雄。这些人，皆入《胜朝殉节诸臣录》，可谓是万世流芳。
清初努尔哈赤、皇太极之属，他们对汉文化的吸收，更多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话本子小说，所以对关云长这样义薄云天的人物极为崇敬。关羽成为“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正是清朝顺治帝所封。同时，他们对于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等人也耳熟能详，礼敬有加。当然，清朝全力使用洪承畴一类降臣是当时大势所趋，这些鹰犬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内心深处，清朝皇帝和上层对这些人充满鄙夷和不屑，特别是对告以南明永历帝一朝虚实的孙可望，清朝当时虽给了他个“义王”的称号，但没过多久就在打猎途中把他当作猎物一箭射死，简直就是不把他当人看待。相反，对于数位在满洲兴起的阶段被俘不屈的明朝大臣，如巡按御史张铨、太仆寺少卿张春等人的大义凛然，清朝帝君们油然起敬，皇太极叹息道：“我从史传中得知文天祥事迹，以为是天降神人，今见张春，乃知文天祥确有其人啊！”。当然，皇太极也疑惑过，问汉人谋士范文程：“我见中原名将多矣，只要战败势劣，大多倒戈投降，而那些文臣儒士，却多不为所屈，杀身报国，此何原因？”范文程答：“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皆其平生所学，所以才危而忘身，一心赴国难，此乃国家养士之报。”皇太极深以为然，并开始督促诸王贝勒宗室子弟及旗主贵族子弟学习儒家典籍。代代相承，至于乾隆。所以，这位清帝所展现出的“先进”历史观，恰恰是汉文化陶冶所致。
“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堂堂中华，数千年礼义廉耻之邦，长久以来支撑我们伟大民族屹立不倒的真髓，正是无数仁人义士胸中那一股浩然之气！
第五章 两个太阳照南明 隆武帝与鲁监国两朝为政
受努尔哈赤的孙子博洛王子的直接指挥，李成栋成为清朝平灭南明隆武帝的先锋大将。鹰犬前驱，铁蹄沓沓，衣满服，骑骏马，率领满汉大军，驰骋在南中国的大地上。
李成栋的这一个目标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原本是明朝宗室唐王，明太祖朱元璋九世孙。
脱却牢笼继帝位——隆武帝的坎坷身世
隆武帝朱聿键的身世，说来十分坎坷。他的爷爷老唐王，憎嫌朱聿键之父（当时的唐王世子）嘴唇上长个大瘤子，对这个畸形儿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心里一直爱惜小妾生的儿子。于是，他暗中把朱聿键父子囚禁起来想活活饿死他们（当时朱聿键才12岁）。
幸亏暗中有个小官张书堂帮忙送些糙米饭，在囚房中，朱聿键父子苟活了十六年。身处牢笼，志气不小，朱聿键埋头苦读，钻研儒学典籍，没有浪费大好光阴。
朱聿键的父亲唐世子，眼看就要熬出头，却被急切想袭唐王王位的弟弟毒死。这位弟弟也够缺德，他知道哥哥很想把嘴上的大瘤子治好，就送来药，说喝下去可以消瘤。唐世子治病心切，一饮而尽，马上一命呜呼。
于是，老唐王准备封爱妾的儿子为世子，取消了朱聿键的世子地位。
结果，地方官员吊唁唐世子时，警告老唐王说，世子死因不明，贸然改变世袭人选，说不定朝廷日后会怪罪。老唐王害怕，怕日后国法追究，赶忙立朱聿键为“世孙”。
老唐王三年后病死，朱聿键的狠心叔叔没有达到袭封的目的。作为唐王嫡孙，朱聿键终于在朝廷恩旨下袭封本来就是他这一系的唐王王爵。
被压抑那么久，刚刚熬出头的新唐王朱聿键锋芒毕露，在宗室换授等问题上与崇祯朝臣多有冲突，得罪了不少大臣。而后，崇祯九年，由于为父报仇心切，他竟然杀掉了毒死他父亲的叔叔。
恰巧清朝王爷阿济格率兵攻打北直隶等地，唐王立功心切，竟不顾“藩王不掌兵”的国规，招兵买马，率兵从南阳北上，一腔忠勇地前去“勤王”，没有遇到清军，却中途和农民军交手，乱打几阵，互有胜负。
由于明成祖朱棣是以藩王身份反叛得天下，故而明朝制度对藩王防备极严。依照明朝规制，藩王尽可在王府内恣意享乐、醉生梦死，惟独不能兴兵拥将离开藩属。即使朱聿键动机纯粹，仍使当时在位的崇祯帝大怒，派锦衣卫把这位唐王关进凤阳皇室监狱。
再牛逼的王爷，只要变成了“罪宗”，也只能认倒霉。由于掌狱太监索贿不成，就往死里整这位唐王朱聿键。幸亏他从前有多年坐牢的“经验”，熬了七年，终于能保住性命。
崇祯十六年，明朝的凤阳巡抚路振飞到当地巡视，前往监狱拜见这位有名的王爷。唐王当时已经被磨掉许多锐气，待路振飞彬彬有礼，使后者对他非常有好感，并派人对这位王爷加以特别护理。
崇祯帝在北京自杀后，弘光帝继位，下发特赦令，释放高墙罪宗，朱聿键才被放出来。
这位金枝玉叶真是倒霉，活到43岁的年纪，在囚牢里倒有24年之久。
弘光朝并未恢复他的王爵，责其往广西平乐府居住。但朱聿键刚刚走到杭州，短命的弘光朝已经玩完。朱明又一个王爷潞王朱常汸在众人推戴下于杭州称“监国”（代理皇帝）。三天后，清军杀到，一直被寄予厚望的潞王与属下没做任何抵抗，向清军献城投降。
此前一天，朱聿键已离开杭州。潞王被俘消息传来，黄道周等明朝大臣上疏劝朱聿键监国。
在郑芝龙家族拥护下，朱聿键在建宁（今福建建瓯）称监国。二十天后，他在福州正式称帝，改元隆武。
隆武政权，就成为南明的第二个政权。
其实，如果依据伦序，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该轮到广西的明朝桂王，但桂王当时距离江南太远，远水不能解近渴。众明臣齐推唐王朱聿键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他的封地是南阳。这地方是从前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起家之地。在心理暗示影响下，众臣推唐王为帝，想把他当作重振大明的标志，很想让他暗合天意，争取做一个明朝的“光武帝”，复兴明朝。
隆武帝举行大典仪式当天，大风雾起，拔木扬沙，尚玺官的坐骑受惊，玉玺摔落，碰坏一角。众人心惊，皆认为兆征不祥。虽然如此，隆武君臣还是很有平复天下的决心，锐意恢复。
由于身世坎坷，隆武帝和弘光帝的荒淫无耻作为迥然不同。他善于抚慰群臣，乐于纳谏，甚至同意招纳“大顺军”（李自成军）余部，以共同抵抗清军。这一点，尤显大度和富有远见。同时，针对南明军杀害剃发的汉族平民一事，他予以严厉阻止：“兵行所至，不可妄杀。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这一谕旨，使得一般百姓欢呼鼓舞，纷纷来投。
虽为英明之主，隆武帝却一直为郑氏家族集团所架空。以郑芝龙、郑鸿逵、郑芝豹、郑影为首的郑氏家族，都是大海盗头子出身，数十年横行福建、广东、浙江一带沿海，兼商兼盗。他们在崇祯初年受招安后，趁天下大乱之际一直忙于扩大地盘，充实自己的私人力量。
郑芝龙等人推举隆武帝，其实也是看上了这位爷“奇货可居”。朝中一切实权，都掌握在郑家手里。
郑芝龙此人，从小就不是好货，不到二十岁，就因为勾引后妈被父亲驱逐出家门为盗。郑家惟一的明朝忠臣，其实只有一个郑成功还算够格。
郑成功原名郑森，是郑芝龙和日本老婆生的儿子。郑芝龙有一次带郑成功入宫，隆武帝见之大悦，以手抚其背，说：“恨无一女配卿，卿为尽忠吾家，毋相忘也。”赐郑森姓朱名成功，命为御林军都督、仪同驸马都尉，时人称之为“国姓爷”。隆武帝此举，也有笼络郑氏家族的意思在里面。
郑氏家族傲慢无上，卖官鬻爵，大肆搜刮百姓，横毒凶暴，甚至超过弘光朝的马士英。他们在败走江南时候，依然大肆抢掠，以至于当时造成这种现象：“受害者延颈待清兵，谣曰‘清兵如蟹，曷迟其来！”（计六奇《明季南略》）这群郑姓海盗奸商，经营朝政仍同于经营生意一样。如此，其后果可知。同时，由于当时另一个宗室鲁王朱以海在绍兴也称监国，两个朱明同姓政权产生龃龉，最后竟闹出互杀来使的事情。
偏处一隅难抒怀——鲁监国抗清屡战屡败
由于清廷剃发令下引发了血腥杀戮，浙江大地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大凡起事兴兵，一定要有个象征性人物。
明朝诸王杀的杀，降的降，走的走，当地只有鲁王这个明朝宗室可以拥戴。于是，原本降清的明朝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重新举起义旗，与张国维等人在绍兴推举鲁王朱以海为“监国”，时为七月十八日。鲁王政权仍旧沿用“弘光”年号。
此时，他们一伙人并不知道隆武政权在福建成立的消息。
朱以海是朱元璋第十世孙。本来其兄朱以派嗣封鲁王，崇祯十五年，清军攻山东，朱以派在封地兖州被杀。朱以海有幸逃出，一年多后袭封鲁王。他和唐王一样，都属明宗室疏宗（第一代鲁王是朱元璋第十子，第一代唐王是朱元璋第二十二子）。也正因两个人都为疏宗，所以，鲁监国一方得知唐王称帝消息后，并未立即退位归藩。双方各自手下的大臣为争拥立之功，自然都紧上疏要求不要退位，硬顶各自的“招牌”。
隆武帝起先很有诚意，他派人来信携赏银要鲁监国承认自己天下一统，并笼络浙东的明臣明将，答应个个要加官晋爵。
一般人可以接受隆武帝，鲁监国手下最得力的张国维、王之仁等人却不答应，因为如果这样，他们就没有“拥立”大功。鲁监国本人在给隆武帝的回信中，也称隆武帝为“皇叔父”而不称“陛下”，表明他不承认隆武政权。
当时的鲁监国君臣，很想快速攻下南京这个象征性极强的城市。如果南京在手，“监国”成为“皇帝”，自然名正言顺，这样的话，鲁监国比起远在福建的隆武政权，要“合理”“合法”得多。然而鲁监国一帮人军力不行，进攻杭州大败而归，占领南京更是痴心妄想，只能局促于浙东一小块地方窝着，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
鲁监国当时手下力量最大的将领是镇东侯方国安，但这个人人品不好，把到处碰壁的阮大铖和马士英收留在自己军中，并想把二人弄入鲁监国朝中，导致了朝臣的分裂。而且，方国安打仗也不行，屡屡溃退。由于鲁监国宠信贵妃张氏，她的父亲张国俊得封伯爵，小人得志，作威作福，把国政搞得乱七八糟。
这些还都是小事，最要命的是鲁监国手下的军队耗饷严重，糜费无度，把治下的八郡人民搞得筋疲力尽。
1646年夏天，清朝的征南大将军博洛率数万大军从杭州对鲁监国军队发起进攻。不巧的是，一向水深浪急的钱塘江突遇数十年不遇的大旱，江流干涸，顿失屏障，清朝马队从江中旱地以及水浅处尽数渡过，明军不敌，绍兴失陷。鲁监国逃往海上避难。其手下文臣如谢三宾，武将如方国安，纷纷向清军投降。至于大学士张国维，自杀殉国；督师大学士朱大典，全家阖门自焚而死；督师余煌，投水自杀；大臣陈函辉上吊自杀，死前作诗：“生为大明之人，死为大明之鬼。笑指白云深处，萧然一无所累！”
另外一位尽显刚烈的，是大臣王之仁。这位鲁监国手下的“兴国公”派人把自己家属近百人所乘大船在海上凿沉，尽溺而死殉国。然后，他自乘一条旗帜鲜明的大船，身穿明朝官服，大摇大摆驶向松江。
在松江驻军的明朝叛将李成栋以为王之仁是投降，马上把他转送给南京的清朝“江南招抚大学士”洪承畴。洪承畴自然以礼相待，要王之仁剃发降清。
王之仁风度翩翩，侃侃而言：“我乃前朝贵官，国亡应殉，我怕死于波涛之中，后人以为我逃亡躲避。现在，我自投网罗，只求死个明白！”
洪承畴满面带笑，劝王之仁：“您对明朝竭尽忠诚，大事已去，天命有归，还应为大清效力才好。”
王之仁端坐唾骂：“先帝为你立祠修庙，亲自祭奠，封荫你一家，谁料你忘恩负义，引狼入室，真正猪狗不如！”
洪承畴老匹夫顿时无地自容。恼羞之下，他挥手让人把王之仁拉送刑场处决。
临刑，这位前明贵官神色自若，对左右观刑百姓讲：“活见人，死见尸，我不愧大明朝，青史有证，终不做负国叛贼！”
忠臣殉难帝星落——黄道周出征与隆武朝的覆亡
隆武帝称帝之后，他一直处于三面受困的境地，一受制于郑氏家族，二要防鲁王军队，三则有李成栋率领的清军节节逼近。
清军中的汉将进展迅速。顺治三年春天，金声桓部队已经占领了吉安，很快推进到赣南。到了九月间，清军汉将高进库（原高杰部下）等人攻克重镇赣州。如此一来，这个联结湖南、福建、广东等地的咽喉要地，落入清朝手中。
赣州失陷，全因为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等人私心所致。正是因为他安置处理先前的农民军不当，造成众心离散，协调不一，最终江西、湖南等地被清军各个击破。明朝文臣武将，国难当头，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报国忠君，而是个人和党社的利益。
无奈之下，隆武帝声言要亲自北伐，以挽颓势。当时，总领大军的郑芝龙冷笑一声，拂袖出朝，理也不理。这个海盗商人出身的明朝将领，已经抱定了向清朝投降的心，他只想割据福建，独享一方。
明朝老忠臣黄道周是个行动派。他以六十花甲之年，要先于皇帝北上抗清。
黄道周，字幼平，福建漳州人，乃天启二年进士，曾为明熹宗的经筵展书官。魏忠贤势焰最盛时，他都不为所屈。崇祯帝继位后，黄道周被起用为右中允，屡上忠言，上疏指斥奸臣周廷儒和温体仁，惹得崇祯帝老大不高兴。
黄道周名气很大，文章风节，为天下所瞩目，为人特别严刚方正，不随流俗，深为正人君子所拥戴。崇祯帝重用庸臣杨嗣昌时，黄道周极力谏阻，惹恼崇祯帝，被贬往江西穷僻之地。日后，杨嗣昌屡屡遭败，羞愤自杀。崇祯帝忆念起这位直臣，召黄道周回朝。他见帝而泣，心如死灰，请假回家。
这次假期，正好躲过了甲申之劫。
弘光帝继位后，由于黄道周名高天下，把他用为礼部尚书。马士英等人当国，黄道周救国匡时之策，皆不为所用，只是朝中摆设而已。南京陷落时，他正被排挤在外面祭告大禹陵，因而得免。
忧愤满胸，黄道周在衢州晋谒当时为唐王的隆武帝，奉表劝进。隆武爷十分敬重黄道周的为人，立刻拜之为武英殿大学士。
郑氏家族跋扈，郑芝龙一个武人得封侯爵，位居黄道周上。为此，文臣纷纷上疏表示反对，由此更激化了隆武朝廷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
眼见郑氏家族按兵不动，军队诸部怯懦观望，已过花甲之年的黄道周对隆武帝表示：“与其坐而待亡，不如君臣共出一拼。我为大臣，当先于皇帝而行，以为人臣表率。”
隆武帝非常感动，流涕送行。由于人、财、物皆在郑芝龙家族掌握之中，隆武帝只能给这位老忠臣一百道空白委任状，没能拨给他一两军饷和一个士兵。
黄道周凭一腔忠义，自己出钱，加上朋友资助，仅带万余两白银，携数名弟子慷慨出征。福建各地义民闻之而附，近万人加入他的指挥之下。
但是，这支拼凑起来的军队，全无作战经验。黄道周救国心切，他出闽入赣，进至江西广信（今上饶）。
清军已经抢先一步，占领了黄道周原拟为收得基地大本营的徽州。
情急之下，黄道周紧急上疏隆武帝，请求增兵益饷。郑芝龙等人丝毫不为所动，光杆皇帝只能着急，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坐视老忠臣身陷窘境。
如此临危不惧冒死出征，郑氏家族仍旧在朝中散播闲话，说黄道周交通外臣，欲谋不轨。激愤之下，老英雄上书自辩：臣田无一亩、居止一椽，幸以是见悯于主上、见信于亲友，然不能以是见谅于犬豕豺狼。臣行年六十，无险心酖语为凶人所仇，无奇功异能为要人所嫉；独恃一片肝肠，为高皇列宗与天下黎献共对白日耳！臣虽庸下，遭逢陛下，鱼水相期；一月之内，四疏乞师。至若子弟募义勤王，虽天性使然，亦恐臣孤身只手，陷身绝域，每一相见，涕泗涟洳。迩因溽暑未收，毒水四下；臣兵自延过宁，渴而谷饮，病者八九。一日下操，十队之士，呼半不起，遂损去健将陈伯舆。念其雄略，十射九破，千觔之力尽于盆水；四顾环堵，何能不哀？今稍平复，遂相对劝臣出关。呜呼！此亦臣子也，顾曾受朝廷之宠眷而摅愤至此！今在廷诸臣不涤肠剖胸，誓同分胆共薪；而潝潝訿訿，望影射沙，欲何为者？陛下不屑为昭烈，臣亦不屑为孔明；陛下不屑为宋高宗，臣亦不屑为李伯纪。取法不高，则庸佞狎来；视人太卑，则奸豪四至。古今谗贼偏中于高明，近代人才沈沦于苟贱；惟陛下垂詧！
毕竟文臣出身，黄道周在兵略方面并无远见，在招兵札付中，满是书生规划，语义冗滞，条例繁琐：钦命直省招征事宜联络恢复两京少保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黄为出师事：本阁部行师，贵简练明静。务要十五人为伍，一人挑带粮食兵器、一人挑带衅具、一人挑带帐席被窝，不宿民舍、不穿城市；违者重斩轻馘，不饶。约一百八十人为一阵，游击一员；两游击属一参相。凡参相十员、游击二十员，兵士三千六百五十人。务要精壮晓畅，动遵法令。参相二员属一主，事务大小相承；情法相资，不得偏执己见，致生乖异。今以风、云、雷、雨、虎、豹、熊、骊、龙、象为号，每号填补参相一员、游击二员、兵士三百六十人。准得洪京榜合补象字号营□□□等阵士，务要整齐肃办，不得参差。遇查点失伍及违令者，斩馘不饶。俟功成日，一体题请封赏升赉。此札。隆武元年十月十五日给
忧急之间，身在清军占领县城的婺源的明朝县令，是黄道周学生，他给老师发来“密信”，表示说可以充当内应，要老师一定率军前来攻取婺源。其实，这个败类已经死心塌地为清廷卖命。
黄道周不知是计，贸然发三路兵前往。结果，乌合之众，上下皆不知兵，半路皆被预先设伏的清军各个击破。花甲老翁，知不可为而为之，抱必死之一心，他坚不退回闽地，死守广信府孤城。清军势盛，各个击破。黄道周手下仅剩三百人，战马十匹，仍旧义无反顾，直前冲杀。
不料，途中，黄道周正遇昔日史可法手下大将张天禄。这个降贼，率清军一举击溃义师，生俘黄道周，押入婺源县城大牢看管。
张天禄见活捉了隆武帝手下大学士，欢喜不已，卑辞下意，向黄道周劝降。自然，此举招来老英雄一场痛骂。
洪承畴闻之，即刻派手下人来劝，奉献上好酒茶，表达过洪承畴的敬意之后，谀语道：“请黄相国用清茶一杯。”极尽媚态。黄道周掷杯于地，向来人痛斥洪承畴背恩卖国。然后，他开始绝食，并作《自悼诗》八首，现录其中之三，以彰老义士拳拳救国忠君之念：乐毅未归赵，鲁连不入秦；两书传白璧，只手动青苹。得止吾何憾，徽名世所亲。苍茫樵采者，不易写归麐。
已发英雄叹，仍多亲戚怜；经营文、谢后，可在殷、房前。夫子宁欺我，长文尚有天；春秋二百载，研泪纪新编。
求仁何所怨？失道未忘愁；故主日初旭，余生鸟自投。断崖千尺网，一苇大江舟。狂稺看吾独，驰驱答众尤。
（《小腆纪年》、《台湾外记》）由于黄道周官大名高，他被押送至南京关押。洪承畴亲至关押地（原来是南京宫城内的尚膳监）看望，想趁机劝降。
孰料，黄道周迎面一声断喝：“洪承畴为大明死义久矣，哪里又来一个洪承畴！你这个小人，不要冒充大明英烈！”
洪承畴脸红如火，无言而退。
被囚期间，黄道周俨如平日，与一同关押的弟子们讲习经典，吟诗咏文，并著诗文数卷。《台湾外记》中存诗数首，现择而录之：火树难开眼，冰城倦着身；支天千古事，失路一时人。碧血题香草，白发逐钓纶。更无遗恨处，搔首为君亲。
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为谁分扳荡？不忍共浮沉。鹤怨空山曲，鸡啼中夜阴；南阳归路远，恨作卧龙吟。
羹沸犹余鼎，鱼空守暮矶；依然城郭在，仿佛人民非。溪浅须眉照，山深薇蕨肥；黄冠沧海里，望望未曾归。
闻听滩头飞鸟斜，伤心何处动悲笳？英雄运尽无良算，身亦轻来陷左车。
关押两个多月后，清廷下令杀害黄道周。他赴刑场之前，写信给家人：“纲常万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
被押行至南京东华门时，黄道周坐地不起，高声说：“这里与太祖皇帝陵寝甚近，可于此处杀我！”扭头之际，看见市坊中有福建门牌，老英雄更坚定了要受刑当地的决心：“福建，皇帝正在那里，临行拜君，臣子之礼。”言毕，他南向再拜，慷慨就义。
与其同死者，还有职方主事赵士超等数位弟子门人。
黄道周精通天文历算，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等著作，并用以自己推算个人命数。死后，家人整理其手稿，竟发现他早已预言自己将死于丙戌年，正是他身死之年。
愤懑之下，隆武帝再也不顾郑氏阻拦，携数千明兵“御驾亲征”。
这时候，平日在水上作威作福、杀掠抢劫的郑影等人忽然弃新城（今江西黎川）而逃，门户大开。郑芝龙早已暗中与清兵约降，福建各关隘均无人把守。
李成栋的清军在浙江等地一路大胜，先后攻下绍兴、东阳、金华、平州，很快攻陷郑鸿逵所守的仙霞关。
隆武帝逃湖南不成，又想取道汀州去江西，此时，他的“御驾亲征”，其实已经变成“御驾亲逃”。
一边是隆武帝臣下的众叛亲离，离心离德；一边是李成栋的驭兵有方，指挥若定。此间情形，让人慨叹。
如此危难紧急关头，酷嗜读书的隆武帝仍然“载书十车以行”，边逃边读，边读边逃。小路狭隘，书又死沉，更拖慢了诸人的逃跑速度。
到汀州时，隆武帝的随从仅仅五百人而已。隆武帝在汀州刚刚歇过一口气，转天凌晨，就有大队身穿明军军服的人叩汀州城门，声言护驾。
守门士兵不知是计，城门一开，发现来人原来都是李成栋派出化装的清军。
清军喝问“谁是隆武？”随驾的福清伯周之藩挺身呼曰：“吾乃大明皇帝也”，清军群射之。周之藩拔箭，手杀数十人，最后脑后中箭，坠马被杀。将军熊纬督二十余人格斗，最后喉咙中箭而死。
隆武帝闻乱惊起，持刀刚入府堂，即为清军乱箭射杀。同时遇难的，还有其皇后曾氏和不满月的皇子。
隆武帝一家三口的人头献上，李成栋更得清廷垂青，命他与佟养甲一起，驻军福州，以观时变。
南明诸帝中，其实隆武帝是最有帝王气象的人，胸有大志，锐意进取，始终以恢复大明朝为念，坚持抗清。可惜的是，遭遇跋扈的郑芝龙家族，隆武帝常遭掣肘，最终大志难成，含恨而终。
降清反入囚笼内——郑芝龙的悲剧
清军能够迅速占领福建，与郑芝龙密切相关。
乍读《清史稿》中的博洛传以及《清世祖实录》，会觉得清军是在贝勒博洛以及众多将领率领下，浴血奋战，经过二十多次大战才杀入福建。其实，所有这些记述，皆博洛等人的增饰夸大之辞，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为他们自己表功，最终把郑芝龙的“功绩”完全抹煞。
首先，作为闽浙雄关的仙霞岭，地势高险，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蜿蜒二十八曲，峻岭之路达二十多里，山道陡峭得只容一人单马，自古以来就是从浙江通往福建难以逾越的险隘。
隆武帝最早派郑芝龙之弟郑鸿逵驻守此地。郑鸿逵只守不攻，龟缩于仙霞岭内。其间，他只率军向徽州的清军发动过一次战役，惨遭败绩，从此再不敢出击。
隆武二年初，为了“抗议”隆武帝要他出关作战，郑鸿逵“削发为僧”，撂挑子不干。无奈，隆武朝廷只得转委郑芝龙发兵扼守仙霞岭以北的江山。
郑芝龙十分敷衍，根本没派多少人守卫仙霞岭。福建边境四个县内，他安排的总兵力才寥寥二千人。
隆武二年夏，郑芝龙退往安海，很快就把几乎全部属兵调至沿海一带。仙霞关成为无人据守的阵地。
浙东的明朝鲁王政权大败后，有数千溃兵游荡至仙霞关。当时，南明还有一个阁臣黄鸣骏夹在逃亡队伍中，可惜他无略无才无饷，不能控制这些明朝残军，最终几千人四散而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军不费一兵一卒，旅游一般自浙江入福建。仙霞关没能成为绞肉机的表演地，反而成为清军行军的风景点。
此外，福建与江西交界的分山关，本来有郑芝龙手下大将施福守卫，清军入闽前也被郑芝龙调走。当时，只有铅山县义勇数百人小规模进行武装抵抗，分山关很快为清军所攻下，没费气力。
特别令人痛心的是，闽北重镇建宁（今建瓯）城坚人众，粮多地险，清军初至，守城明朝官员竟不战而降。而作为延平府的南平，郑芝龙一道命令，守军弃城而去，形同虚设。
正是由于南平的忽然失陷，人在汀州的隆武帝猝不及防，终被清军擒斩。
而后，清军急行军，不到一个月，就在当地汉人大地主黄氏一家导引下进入福州，这样，清军基本上是不战而得福建省会。
在福州，明朝的礼部尚书曹学恮自缢殉国。曾任崇祯朝大学士的傅冠本想躲到自己的学生泰宁县江亨龙家里避难，最终却被江氏父子告发，清军派人来抓捕。傅大学士闻讯，想自杀殉国，被江亨龙之子江忠源亲率家奴捆绑，一路拳打脚踢，把这位江氏父子的恩人送入李成栋军营去报功。
李成栋见前朝大学士，非常尊敬，便劝他投降。“傅公，您乃国家大臣也，只要您遵制剃发，您一定会得大清重用。”
傅冠诧叹地问：“自中华有冠裳以来，难道有髡头宰相吗？”
李成栋复劝：“傅公您华发已稀，与髡何异！只要稍稍在头上加块布包头，以掩众目，我就可交差，报闻说您已经遵制剃发。”
傅冠厉声说：“你知道传诵千古的文天祥吗？那是我老乡啊。吾乡无髡头宰相，但有断头宰相耳！”
他作诗一首，表达自己的忠贞意念：“愤血已成空，往事徒回首；国难与家仇，永诀一杯酒。幻影落红尘，倏忽成今古；名望重如山，此身弃如土！”
李成栋自此不再劝降，礼待甚厚。
后来，李成栋既率兵入广，汀州留守镇将李发待傅大学士如初。一日，二人对弈。局罢，李发接到一封文书，忽然下拜说：“傅公如果再不剃发，我只能奉旨在汀州处决您！”
傅冠欣然而起，说，“早毕吾事，尔之赐也”。
于是，他整衣冠向南拜曰：“臣负国无状，死不足赎！”复向西拜：“祖父暴骨，我大不孝！”然后，他索笔题诗于壁，引颈受刑。
其诗曰：“白发萧萧已数茎，孽冤何必苦相寻？拼将一副头颅骨，留取千秋不贰心！”
李发手下汉人部卒皆流泪，不忍心对傅大学士下手。重赏之下，也没有人报名去行刑。最后，清朝的汀州知府李兰友的一个家丁贪赏钱，执刀施刃。
是日，忽然昼晦如夜，悲风震瓦。汀州人听说傅大学士为明朝死节，无不掩涕叹息。
福建发生的所有这一切，均与郑芝龙密不可分。
郑芝龙海盗商人出身，在他眼中，只有“利益”两个字最重要，“忠义”二字，对他来讲，只是名词而已。
在福建当初拥立唐王（隆武帝），并非郑芝龙初衷，乃是其弟郑鸿逵之意。得知福建老乡洪承畴在清军内地位重要，郑芝龙立刻派人把洪承畴老母接入家中厚养，并把其家眷尽数送至南京。表面上，他对隆武帝讲，此举是为了让洪承畴家属去南京劝老洪“反正”，其实他是想以此举修好这位身为清朝鹰犬的老乡，为自己走后门留后路。
正是由于这种密切的往来关系，郑芝龙为清军进攻福建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仙霞关、分山关才没有明军把守，清军可以从容入闽。而且，由于他本人手下的主力军队从未消耗过，清军诱降他后，又得到了一支数万人的汉军精军。这些人，后被派发到李成栋手下，配合清军攻打广东。
但是，郑芝龙降清，绝非一帆风顺，反对他最激烈的，当属其子郑成功和其弟郑鸿逵、郑芝豹等人。
郑芝龙降清，最大的原因，并非他多么“顺应历史潮流”和“知天顺命”，关键的关键，仍旧是“利益”二字——他一直觊觎广东。
郑芝龙的梦想，就是想当闽粤王，以福建、广东为基地，扩张海上。如果能拥有两个海洋大省，自然可以割据一方，富霸一方。
退保安平后，郑芝龙毫发无损，拥兵观望。清军主帅博洛顺其所想，先退后数十里“示诚”，然后写信招降：“我之所以敬重将军，正因您能拥立唐藩（隆武帝）。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应竭其力。力不胜天，即应投明主，乘时建功。今两粤未平，我已铸闽粤提督之印，以待将军。”
这一来，博洛不仅打消了郑芝龙拥立明朝一帝的顾虑，又送上“闽粤提督”的大诱饵。郑龙甘心上钩。
知道父亲有降清之意后，郑成功苦劝：“父亲大人您在明朝为重臣，岂可轻意转念！闽粤地，不比北方能任意驰驱，清军铁骑难以纵横，如果我们凭高恃险，设伏防御，清军虽有百万，也难一时能过。相持之余，我们收拾人心，以固根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兵饷。此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渐图进取。”
郑芝龙鬼迷心窍，斥责其子：“黄口稚子，不要妄言！我看你是不知天时人势。弘光有四镇精兵，长江之险，尚且不能抵拒清军，我等占据一隅之地，何敢与大清抗衡！”
郑成功跪禀：“父亲大人只见表面，未审其详。清军兵马虽盛，在闽粤之地绝不能长驱直进。回思我大明朝，文臣弄权，将略乏人，一旦冰裂瓦解，而成煤山之惨（指崇祯帝自杀）。南京君臣，君非戡乱之君，臣尽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纵有长江天险亦不可恃。如果父亲大人如今能依仗粤闽地利，凭借崎岖险隘，扼险据守，大可收拾人心，渐图复明大业！”
郑芝龙自以为老姜，摇头一笑：“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今大清招我，礼重于我。如果我贸然与之争锋相抗，万一失利，那时候摇尾乞怜，悔之何及？”
郑成功以头叩地，流泪谏劝：“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父亲大人三思！”
郑芝龙怒斥：“小子妄言，不要多讲！”
父子二人僵持间，郑芝龙之弟郑鸿逵入来，苦谏道：“兄长您当国难之际，拥立一君，位极人臣。假如事不可为，小弟我不敢虚鼓唇舌来劝。如今，兄长您手下精兵数十万，船舰塞海，饷粮充足，如能再拥一君号召天下，自有八方豪杰响应。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何必委身于人，轻入虎穴？”
对兄弟，郑芝龙态度当然和缓许多，他解释说：“兄弟你刚才所言，只见眼前，不看长远。甲申之变，天下鼎沸，清朝逐鹿中原，天下三分，已得其二。如果我们不自量力，提一旅而敌天下兵，诚乃小丈夫所为。不如乘现在清军招我，全军归诚。此举，古来豪杰往往行之，正所谓弃暗投明，择主而事。我们如此主动，清朝能忍心欺我弃我？人以诚心待我，我以诚心应之。贤弟勿虑，我单骑往见博洛贝勒，看他如何待我。贤弟你就静听佳音吧。”
郑芝龙临行，清军得知其子郑成功深沉大略，让郑芝龙与郑成功同去。当时，郑成功在外练兵，他写信给父亲表明态度：“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叛。今父亲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郑成功之信，恰似精确预言，已经一语道破郑芝龙的下场。 《明季南略》中，记载了郑芝龙进入清营之后的详情。
清军统帅博洛“热情”迎接郑芝龙，与他“折箭为誓”，欢饮三日夜。第四天中午，忽然军号吹响，大兵四集，包围了参与宴饮的福建士绅名流数百人。包括郑芝龙在内，士绅降将们皆有些傻眼。
博洛脸一变，忽然宣布：“郑芝龙等人，立刻入京听用，马上出发，不得有误！”
龙游浅水，虎落平阳，郑芝龙悔得肠断，也来不及。情急之下，他使出最后一招，表示说自己当然渴望进京“面圣”，但放心不下儿子与兄弟辈，怕他们造反给朝廷惹麻烦。
博洛不上圈套，他呵呵一笑，立刻让郑芝龙写下几封亲笔信招降子弟，然后说：“平灭郑氏余部不服顺朝廷者，与你无甚干系，更非我之所虑，朝廷自有处分。”
于是，精骑押送，昔日手握数十万大军而又拱手把福建交予清军的郑芝龙，就如此窝囊地被送入北京。
与日后的孙可望被清廷重视得获王爵不同，郑芝龙入京后，立刻遭到软禁，只落个“一等精奇尼哈番”（子爵）这样不伦不类的头衔。四合院囚徒，一呆就是十五年，最终连同几个儿子在宁古塔被凌迟处死。
清军统帅博洛利用郑芝龙之名，在福建招降了十多万郑氏旧部，其弟郑芝豹降清，大将施福、施琅叔侄也在投降列内。不久，郑氏宗军的骨干皆被派往另外一个明朝降将李成栋手下，广受排挤。
李成栋反正后，郑氏旧部借机摆脱，重回郑成功手下。
在当时，反对降清的郑成功、郑鸿逵兵力单弱，仅有数百人，躲避在中左所（厦门）鼓浪屿上，如惊弓之鸟，随时准备扬帆入海而遁。
郑芝龙被骗诱入京，对郑氏部伍震动很大。有些人拥隆武帝之弟（日后的绍武帝）逃往广州，而郑氏家族中的郑彩等人则改奉鲁监国于舟山群岛，在浙闽一带继续抗清。
郑氏家族显名者，郑芝龙兄弟四个，郑芝龙老大，郑鸿逵老二，郑芝豹老三，还有一个郑芝虎，在先前征伐海盗刘香时战死。郑彩这个人，明末清初各种史书都讲他是郑鸿逵的儿子，但从史事中仔细验查，似乎又不是，所以此人真实身份存疑。清朝末期写南明史的学者徐鼒，已经对他的身份感到十分迷惑。
鲁监国在张名振等人支持下，有了部分军队，曾在福建有过一番作为，连克建宁、寿宁等地，一度收复三府一州二十多个县，进围福州。
但是，由于郑彩跋扈，鲁监国小朝廷内部仍然是文臣武将内斗不休，丧失了大好机会。郑彩颇有郑芝龙之风，丧心病狂下，他连朝中东阁大学士熊汝霖都敢害，把熊氏父子绑起来投入海中淹死。鲁监国闻之，悲痛欲绝，哭诉道：“杀我忠义之臣，断我股肱，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由于武臣跋扈，郑彩擅权，鲁监国的朝事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加上郑成功、郑鸿逵部拒不承认鲁监国政权，双方不配合，不协同，福建的大局，最终又为清军占据优势。
清朝大量增兵入闽地，仅仅几个月功夫，鲁监国所得之地，尽数被清兵攻占。
见大势不妙，郑彩这个生意人马上抛弃鲁监国，扬长而去。鲁监国顿成孤家寡人。幸亏张名振来得及时，把鲁监国迎到浙江台州府的健跳所。
荒僻小岛，鲁监国君臣同舟共济，终于暂时稳定了局势。
由于清军屡屡来攻，在张名振等人建议下，鲁监国向舟山群岛进发。岛上留守的明将黄斌卿想割地自雄，拒不接纳。在张名振策划下，黄斌卿手下人将他杀死，鲁监国才得到了一块喘息之地，重新组织海上小朝廷，并重用张名振、张煌言等人。
鲁监国的军队，在东南一带牵制了大量清军。
清军诓诱郑芝龙入京，非常阴险。他们自以为得计，实则犯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大错误。
先前，左梦庚、刘泽清投降后被挟持入京软禁圈养，清朝自可控制其手下部将。但郑芝龙就不同，其弟、其子以及多名大将皆心向明朝，本来就力劝郑芝龙不要投降。如今，清朝如此“背信弃义”，以郑芝龙当人质，郑家子弟和族人皆完全不信清朝日后的任何劝降举动。所以，清朝软禁拘押郑芝龙，结果适得其反。
倘若当时清廷重用郑芝龙，对他纵放有术，他肯定会竭尽全力，在海上大展身手，为清廷效忠。
郑氏家族经营海上数十年，眼光独特，触角敏锐，日后，郑成功孤旅起家，就能击败盘踞台湾的荷兰人，可以想见郑氏家人的海上经营能力。
恰恰是清廷的短视，以为“擒贼先擒王”，以诱捕方式圈住郑芝龙，博洛等人为贪功又谎报军情，最终使得清廷在闽浙沿海为了消灭郑成功折腾数十年之久，耗银费饷无数。
郑芝龙的个人悲剧，其实宣告了中国海洋势力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失败，宣告了明清海洋派力量的落幕。
可笑的是，南明二龙相争。鲁监国一方颁布《戊子监国三年历》，郑成功一方颁布《隆武四年戊子历》，二历并行，各称正朔，成为南明一大怪象。
第六章 六彩云之南的诱惑
相较同明朝和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来往，清朝与张献忠“大西”政权，接触最晚。
直到顺治元年（1644年）六月清军占领北京后，才有明朝降将唐虞时建议清廷招降张献忠。但是，清朝当时所有注意力皆集中于李自成余部与南明的弘光政权，基本没有理会在巴蜀地区搞得红血遍地的张献忠。
李自成死，弘光政权亡，张献忠才成为清军所最主要的“惦记”人物。顺治三年（1646年），肃亲王豪格率清军数万，自西安入川，开始了对张献忠的打击。
大西军在四川杀人如麻，真和“鞑子兵”打仗则心寒胆战，一路自相残杀，不紧不慢往川北移动。
最终，在大西降将刘进忠带领下，清军迅速扑至。搭弦一箭，把猝不及防的张大王射成透心凉。
张献忠死后，其手下十多万人马逃的逃，降的降，大有一朝星散之势。
由于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白文选、艾能奇等“大西”政权主要将领都存活，这支“流贼”队伍最终能化零为整，在重庆等地击败明朝军队，窜往云南。
柳暗花明，天降奇缘，这拨人马竟然能趁云南内乱，抓住机会，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也由前明最凶恶的敌人，一变而成为南明永历政权最坚决、最忠贞不贰的支持者。
历史的诡异，尽显奇妙！
言及大西军，有必要回顾一下他们的领袖人物，杀人魔王张献忠。
吃人“黄虎”嗜杀狂——“大西王”张献忠
一讲"变态"，现在的人都会联想到性方面。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嗜杀、自虐、他虐等行为，也是"变态"的一种，是人类原始欲望的一种爆发，是人类动物性潜在留存的暴露。这些变态的人，在他自己的意念中，他不仅认为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而且会认定能控制别人的生活。
中国历史上，暴君虐将不少，他们的残虐酷杀，皆有极大的目的性，属于冷静思考下的有计划杀人。但是，诸如明末张献忠这种无目的性的嗜杀狂，中国历史上仅此一人。
张献忠，这位与李自成同岁的大贼头，长身虎颔，面色金黄，故人称"黄虎"。此人长就一副堂堂相貌。一日不杀人，这位爷就悒悒不乐。在意识形态影响下，"极左"时代文人们均为农民起义"翻案"，指称说那些记载张献忠大肆屠杀的历史记载均是"地主阶级"的胡言乱语，而他最能抓住把柄的，是《明史》中《张献忠》传中那一句："（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确实，明末全国人口也就一万万多，说张献忠在蜀地杀了"六万万"只能说是文人的"文科"脑子使然。《明史》中的这种荒唐"数字"素材，取自明末清初文人毛奇龄的《后鉴录》。其实，明末四川一地大概有四百万人，张献忠杀了其中近三百万，"摇黄贼"杀掉和吃掉七八十万，其余皆为满清屠戮。后来，满清把自己所杀的近百万人算在张献忠头上，这是惟一的"诬蔑不实"之辞。
总之，不可否认的是，经张献忠之乱，蜀地基本为之一空。
崇祯十六年底，本来已在湖南和江西取得重大进展的张献忠，忽然弃两省之地，大举入川。原因很简单，李自成势力太大，老张觉得自己搞他不过，索性走远一些，以免两虎争食。
四川方面，有一支曾经参加过"荥阳大会"的"摇黄十三家"组织，是一种极其邪恶的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匪盗，这些人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抱负，只知淫杀抢掠，并对明朝的四川官兵造成极大的消耗。张献忠有这些人在川地内部捣腾，他从容二次入川，越下牢，渡三峡，如入无人之境，克涪州后，直捣重庆。
本来，重庆三面临江，易守难攻。张献忠在城墙根下埋炸药，轰隆一声，坚硬石墙坍塌，贼军一涌而入。
张献忠入城后，先剐杀守城的巡抚陈士奇等人，然后又把明神宗第五子瑞王朱常洛绑至法场。当时，天色晴朗，空中忽响炸雷。瑞王本人是宗室中人品很好的王爷，本性好佛，属于少有民愤那种。
张献忠大笑，大叫："天若再雷，我当释瑞王不杀。"等了稍许，天竟无雷，张献忠亲自上前砍下瑞王头颅，并杀其家属及重庆官吏一万多人。
下午时分，山城电闪雷鸣，白昼如晦。张献忠根本不怕，令士兵架炮射天，不久即转晦为明。
此时的张献忠，杀心不算太重，他对被俘的三万七千名明军作如下处理：每人砍掉一只胳膊，尽数放走。于是，操武场上，堆满了三万多血淋淋手臂。
这些只剩一只胳膊的士兵逃出重庆四窜，成为张献忠的"活广告"。诸城士民骇走，望风狂逃。
重庆被陷，张献忠下一个目标就是成都。成都乃二百七十年大明富藩，可惜蜀王也是个财迷（其为人不错，知书达理，崇祯帝呼为"蜀秀才"），不肯拿出王府金银犒军。
经过四天对成都的攻城，张献忠入城。蜀王夫妇、当地巡抚、总兵皆投井自杀。
巡抚刘之勃被捉住。张献忠把他绑在校场上，由于刘巡抚是陕西人，贼军劝他投降。刘巡抚大骂。张献忠怒，令人慢慢剐他。刘巡按大声说："宁多剐我一刀，少杀一百姓！"贼军放箭，把刘巡按剐后射死。
由于攻城受到过抵抗，张献忠本来当时就下令杀尽成都居民，还是他的义子时任"平东将军"的孙可望（当时叫张可旺）跪下苦劝："大王您转战十年，所过屠灭，无尺寸之地以自守，这不是您属下将士相从的原意啊。如今，我们万死争得成都，应该以此地当成兴王成霸的基地。如果尽屠其众，我们这些人活着还有什么盼头，请大王以您手中剑先杀了我吧！"沉吟之下，张献忠乃止。
成都失陷后，四川大部分州、府、县应声而溃，很快皆为张献忠所占。当时，四川只有遵义（今属贵州），石柱（秦良玉部）以及黎州未下，其余皆非明地。
李自成败归陕西，他试图派兵来攻，被张献忠打回陕西。至此，两只农民军不仅未再联手，反而公开而坚定地决裂。
张献忠小胜后，得寸进尺，又猛攻李自成所据的汉中府，反被"大顺"军击败。但仅仅几十天过后，李自成便弃西安而逃，这样一来，张献忠的北面就暴露给清军。
张献忠在成都立稳后，建立"大西"国，称帝。他首先娶大学陈演之女（陈演本人在李自成离京时被处决）为皇后，自南门五里外架桥高十数丈，逾城直达蜀王府，遍植彩灯，夜望如长虹亘天，引着宫女彩娥及陈"皇后"入宫。
仅仅玩了陈姑娘十天，张献忠生厌，一刀砍下陈"皇后"脑袋，派人杀尽她在成都的所有亲属，算是与"地主阶级"完全划清了界限。
好玩一样，张献忠还"开科取士"，共收取"进士"一百三十人。一夕之间，忽然变脸，把进士们尽杀之不留。其中，"状元"张大受，华阳县人，年未三十，身长七尺，弓马娴熟。张献忠见此人仪表丰伟，气宇轩昂，服饰华美，一见大爱，以为奇才，立赐刀马金币十余种。数日之内，张大受每日入宫作陪，有时献诗，有时作文，有时丹青图画，张献忠不停赏赐他，共赐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美女十名。
到了第五天早上，张献忠坐朝，传奏官禀报："新状元入朝谢圣恩"。
张献忠忽然变脸，自言自语道："这驴养的！老子爱他的紧，一见他就满心欢喜。咱老子又有些怕他，万一他日后生异心，岂不害了老子！来人，你们马上把他收拾了！"
张献忠最常说的两个词，一个是"打发"，即杀本人；"收拾"，即杀净全家。
其手下听命，马上把张大受绑起杀了，先前所赐美女家丁，一个不剩，皆立刻杀头。
当时，川中各地赴试生员还皆未离开，张献忠假称再试，尽诱其人于青羊宫，进一个杀一个，共杀约万人，士子们所携应试用的笔砚，一时间委积如丘。至于生员们带来的女性家属，全部关入青楼当妓女，未几老张下令，全部杀掉。
杀尽文生后，老张佯称开武科。数千武举齐集校场，皆配发一匹劣马乘骑。忽然间，巨炮一响，金鼓齐鸣，贼军乘壁射箭，把武举们当成猎物，一一射死。侥幸未死的，堕于地上，被践踏成泥。
文武士子倒霉，给"大西皇帝"当朝臣就更惨。一日，早晨上朝，张献忠打了喷嚏，感觉不爽，立即让兵士把三百多人牵出去杀了。有人劝说，他一笑："文官还怕没人做吗？"
有时朝会开始，老张就让士兵会牵出数十巨硕的大獒下殿，只要獒犬嗅谁，谁就会立刻被牵出斩首，名为"天杀"。
"大西"建国，全无制度，数十万大军衣食所需，只靠抢劫和搜掠，没有任何赋税政策。但张献忠会铸钱，他下令把从王府和大户抢来的所有精钢及佛像熔毁，铸为"大顺通宝"。其钱肉色鲜亮，光润精致，颜色不减赤金。
对四川人凶，张献忠对川地的两个外国传教士却好得不得了。耶酥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由于上献红铜制作的地球仪和日冕等物，张献忠看着新奇，大喜之下，下令把二人尊养起来，日日带在身边当顾问。这二人有幸活着，日后在其日记中留下了不少张献忠残酷杀人的真实"客观"记载（国人一般总是不信自己人的记载，对外国人很相信）。
由于统治残暴，川地郡县人民纷纷反抗。当然，这与大环境很有关系，李自成败亡，南明正权建立，人心所向，皆痛恨张献忠贼寇，各地人民相继而起袭击伪官和贼兵。
大怒之下，张献忠下发"除城尽剿"的命令，派出军队到各地屠戮民众。穷乡僻壤，深崖峻谷，贼军无不搜及，得男人手足二百双者，授"把总"官，得女手足四百双者也授"把总"，按杀人数目依次升官。有一贼兵手壮，日杀数百人，立擢为都督。所以，张献忠军营灭亡前有公侯"大官"无数，皆因屠杀积功所得。
张献忠贼军杀人皆有名目：割手足称为"匏奴"，中割背背称为"边地"，枪挑背部称为"雪鳅"，以火围儿童烤炙称为"贯戏"。由于士兵们以人尸为马槽，放麦豆于血腹中食之，内杂人肝为"精饲料"，所以，他们的军马也凶性十足。贼军不仅四处杀人，把牛犬牲畜也搜杀一尽，称言不为后人留畜种。
在蜀王府，张献忠发现端礼门城楼上供祀一个人像，公侯品服，真人皮，内实金玉。他询问蜀宫宦者，才知这是明初大将蓝玉的人皮。当时，朱元璋剥其皮后，全国巡回展示，自云南过蜀，由于当时的蜀王是蓝玉女婿，就把老丈人的人皮留下，暗中供奉起来。
张献忠闻此，灵感大发，顿发剥皮之兴。他平日指令士兵剥人皮无数，掺以石灰，实以稻草，用竹竿标立，在王府前的大街密植两边，累累千百人，遥望犹如送葬纸人。其手人阻劝，说此种景象不吉利。张献忠很"虚心"接受意见，自己就新创"小剥皮"方法，即把活人两背的皮自背沟处分剥，揭至双肩，反披于肩头，手法细腻，鲜血淋漓，但不会伤筋动骨。然后，把这些被剥上身的活人赶出效外，严禁他们的亲人送饭送水，任其躲入古墓荒坟中苟延残喘，慢慢饿痛而死。
此外，张献忠凌迟之刑，必割尽五百刀才能死，数不尽人死，依此法杀掌刑兵士。
巧杀之余，群杀之余，只要张献忠有军府衙门的地方，均人掌山积，千里横尸，腐臭盈空。成都城内的人手作为贼军的报功信物，势如假山，万叠千峰，蔚然壮观。明军曾缴获贼军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他本自己注记他所砍下的手掌，就有一千七百多，即一人曾杀一千七百余人！由此推之，其他可知。
张献忠粗中有细，心思极其缜密。贼军每剿一城，皆大兵合围四方，至次日早晨方如墙四进，边进边杀，务必一人不留。剿毕，扒草寻穴，细搜数日才能回去复命。如有此城漏网逃脱者在别的州城发现，搜剿此城的领兵官就会遭剥皮之刑。
杀人之外，贼军必尽焚庐舍。未尽残木，也要归拢成堆后烧成灰烬，士兵以矛挑清后盾清楚才敢离开。实在有巨大的石雕殿柱烧不了，就用丝绸等物浸满油裹之数层，举火烧之，最终崩坏才放心。
由于百姓中的小儿幼女不能计功，贼军听弃道帝，或衬马蹄，或抛空后以白刃接之以为笑乐。
张献忠之灭绝人性，无论亲疏。其本性好朋友欢宴，常与陕西老乡痛饮于王府之中，临行厚赠黄金珠宝。酒足饭饱后，陕西籍的友人们欢笑告退。张献忠事先伏壮士于路，把他们尽数斩杀，拿回所赠金银。接着，兵士们把"朋友"们首级盛于锦匣内洗净送回。有时张献忠独饮不乐，喊一声"唤好友来！"士兵们立刻把冰镇的人头摆放于巨大的宴桌上。老张本人持盏酌劝，亲切热情如对活人，并名之为"聚首欢宴"；张贼酷爱斩斫妇人小脚，置于花园叠累成峰。一日，他与爱妾酌饮欣赏，仰视香足堆，叹道："方缺一足尖，置之会更好看。"其爱妾也有几分酒意，伸出自己三寸金莲，笑言："此足如何？"张献忠仔细持于手中细观，说"甚好"，信手一刀割下香足抛于足堆之上。其爱妾哭嚎宛转于地，他复加一刀，劈下其秀美之头。其爱妾数十，依次被斩杀，或肢解为乐，或烹之为食，或脔之喂狗。
虎毒不食子，张献忠连自己儿子也杀。他本人还有一数岁小儿，一晚忽怒，亲手毙之，虎狼之性如此。转至早晨，见小儿尸体横于席间，他迁怒左右手下不劝解，立杀数百人。
这大贼头最大的特点，是"醉柔而醒暴"，喝醉时常常饶人，一旦清醒就要见血才乐。
1645年秋，张献忠毁弃成都，尽杀城中居民。这一点，连"极左"时代的文献也不得不承认是实情，只是声称他"面对地主阶级疯狂反扑"使"阶级斗争扩大化"，这哪里扩大化，是绝杀化！
成都居民数十万被驱于南门，见张献忠骑马而来，都跪地乞命，声称是良民顺民。张献忠狂性大起，纵马挥刀跳入人群中，发疯一样遍杀遍喊："杀！杀！杀！"贼军刀砍矛捅，血流成河。
从成都临行前，张献忠下令，命令各营杀尽所掠妇女，上缴所有抢掠金银。
由于从各地及蜀中所掠金银太多带不走，张献忠发数千人为工匠，先掘锦江使之改道，然后在河床上凿洞，垫青石成穴，尽埋金宝银块于其中，大概有数千万两之巨。然后，他尽杀工人，让兵士再使锦江回流，财宝就埋在水流之下，名之为"锢金"。
行至顺庆，张献忠忽然下令，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仅有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先逃。他自川北遁去，投降清军。
杀完川军后，张献忠嫌所带兵将有家属累赘，他本人以挑选水军为名，喝令全营兵士及家属从他面前经过受检。只要他一声"你！"挑中的人马上被集中。父母被挑者，子女不敢回顾；妻子被挑者，丈夫不敢回顾。最后，共挑出近四万人，押入一木城之中，先用炮轰，毙死大半，然后纵兵斫杀，有数千杀不完者，驱入江中淹死。
自己杀自己军队，也是张献忠"首创"。
杀了几轮过后，张献忠派人点数，回报说四路军还有六七万人。老张大怒："老子哪里用这么多人，只需劲旅三千，即可横行天下！"于是他严督手下将领再杀。"凡领人头目，每日必开报十数人赴死，先疏后亲，亲尽及已，人不自保，莫可如何"（《蜀警录》）。
至西充时，贼军中的昔日投降官兵、被掠平民以及新兵均已被杀殆尽，几十万军兵及家属都被"自己人"杀了，惟余归兵宿将而已。
一日天将大雨，电闪雷鸣，杀人为乐的张献忠忽发狂态，仰天大呼："天爷爷，你是要我把人杀光啊！"余众闻之悸然。
除张献忠外，蜀中"摇黄十三家"作事与其相类。这些摇黄贼更坏的是，他们杀人以戏乐为主，常常抓小孩数人飞抛空中，军士们个个以长矛接剌，然后看着刀尖上那些小孩手足抓跑似飞状，皆哄然笑乐。还有人专捡儿童头大者，手捉双脚，不停撞钟，看他们钟鸣之间脑髓迸出，乐此不疲。摇黄贼如抓住成年人，便会把人逼靠于树，腹中掏洞，伸手生拽其肠出，用那个受害者自己的肠子把他绑在树上，活活折磨而死。他们有时遍置汤锅，煮人为乐……
所以，论惨虐程度，摇黄贼甚于张献忠。张献忠军法酷严，其部下是因畏生惧，不得不执行命令，并发生过其手下几个将领不忍尽杀人民而自尽的情况。摇黄贼人数不多，上下同心，耳濡目染，以杀人为至乐。
张献忠带着几万兵，攻克顺庆（今南充）城，屠杀居民十余万。自此后，由于缺粮，贼军皆以人肉为食，营中腌人肉贮存。自从杀自己人以来，张献忠手下多有逃亡者，有时候整营数千人一轰而散，他也不是特在意。
一夜，张献忠宿于营中，有一鼠窜入其被窝内，惹得他大怒，满帐篷举剑剁鼠，竟不得中。暴怒之下，他下令士兵转天每人必须上交一只老鼠，逮不着的就杀头抵数。结果，贼兵连夜毁屋穿壁，敲仓熏房，转天一大早，辕门处鼠尸堆积成山。张贼号令之严，可见一斑。
此时的张大贼头，想全弃四川，准备回老家陕西发展。他对义子孙可望等人讲："朕得蜀两年，蜀民不附。如回陕得长安，雄视中原，自可图大事。"但他到达顺庆、西充等地后，又命兵士四处伐木造船，声言要攻南京。
此举，或许是声东击西，或许是凶狂发狠，或者是穷途绝路无目的瞎折腾，反正张献忠最后的几个月躁狂至极，只有杀人时他才稍感平静。
张献忠这个人，如此残忍好杀，惨绝人寰，为此，明清笔记以及一般的史料中，都把他描述成一个"天煞星"，似乎他就是个天生的魔王转世。其实，仔细推究，此人也不过是个狡黠的凡人而已。
在四川的最后日子里，深恐部下反叛，他常常趁人众之时，取出怀中一个黑皮小册子，看似阎王簿，喃喃自语"天教我杀，我敢不杀？"以这种小伎俩，来震赫属下。
但是，在与亲信的谈话中，确确实实暴露了张献忠这个人的狭隘胸怀和他杀人的真正动机：一日，张献忠喝酒，沉默半天，对几个义子说："皇帝真是难做，我手中现有金银数万两、绒货数万挑、驴马百千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可以往南京作绒货客人，做买卖赚钱过活！"
有人问："如果是这样的话，解散众兵亦可，何必要把人都杀掉呢？"
张献忠回答："我面有刀痕，不把这些人杀掉，恐怕日后有人认出我。"
众人无言，显而易见，其谋之拙，其智之低，大家都心知其下场必败无疑。
势随权生，权依势涨，张献忠当时掌握众人生死大权，又能先发制人杀人，所以，众人没有敢劝他的。
1647年年初，先前投降清军的川将刘进忠熟门熟路，带着清军在川地追踪张献忠。
清军主帅是豪格，得知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下扎营，他即刻派鳌拜和准塔两位满将为前锋，在刘进忠带领下，急行三百里，直扑张献忠。
当时，大贼头手下还有近十万人，根本不知道清军在附近。有小校苍惶来报，说"鞑子来了"，张献忠很气，上前一刀就砍死了报信人，怒言道："胡说八道，什么鞑子，不过是摇黄贼罢了。"
不久，又有哨探来报，张献忠复杀之。
他不披甲，手持短刀，带着十几个亲兵亲自出大营四处张望。
张献忠走了几十米，来到太阳溪边，大摇大摆。
刘进忠瞧见大贼头，对满将说："这就是张献忠！"
清军中闪出一神箭手，顺手就给了张献忠一箭，正中其左乳。
张献忠大叫一声，倒地翻滚，痛极而亡。如此惨绝人寰大贼头，死得如此爽利。
其手下见状，立刻跑回大营，高叫"大王死了！"贼营大崩。清军进攻，贼军数万人被杀，仅官校被斩首的就有二千三百多人，马匹辎重尽为清军所得。
张献忠手下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将等人率残兵奔逃，经重庆、遵义入云南，后来多成为南明永历政权名义下的将领。
孙可望最后降清，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却成为南明耿耿忠臣，与满清一直奋战到死。历史的出奇不意，使得后人充满遐思与猜想。
李定国之所最后能"尽忠报国"，正因为他从蜀地掠入军中的文人金公趾常为他讲说《三国演义》，此人常把孙可望比喻为董单、曹操，以李定国比为诸葛亮，激发他忠义报国之心。李定国感动："诸葛亮不敢自比，能学关、张、姜维三人报国，已经足够！"最终他百折不回，直至最终病死，仍忠于大明王朝。
张献忠本人也爱听书，目的在于从《三国》、《水浒》中学兵法、学战略。由此可见，民间文学的力量确实巨大。
小土司乌鸡凤凰梦——沙定洲的“云南王”之路
北京的崇祯帝上吊自杀，明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顿时呈现岌岌可危之势。
在云南，沐氏家族当然要面对各地土司的挑战和反叛。民间演义之中，说起明朝的云南沐氏，总冠以“云南王”什么的加以渲染。其实，沐氏家族从沐英起，一直是公爵，而且是“黔国公”（并非滇国公），只有几个人是死后追封为王爵。从实际上讲，沐氏世代为明朝统守云南，确实和“云南王”确实差不太多。
北京的明政权瓦解，本来就天高皇帝远的云南地方土司们再也不安分，蠢蠢欲动。在云南，时任黔国公的沐天波承爵十多年，经验不是很多，他当时并不怕李自成余部或清军，这两方势力相隔太远，不可能对云南有什么大动作。迫在眉睫的危胁，来自邻近的张献忠。为防止张献忠大西军从蜀地入滇，沐天波加紧支派人手布防。其时，张献忠活着时候，基本上罕有入滇的打算。
属于沐天波辖下的李大贽,统领一部明军驻守会川，同周围土司广发磨擦。而引发土司造反的最大原因，在于沐天波为增饷而敛财，向当地土司增收盐税。
云南元谋土司吾必奎见明朝北京政权已亡，而沐天波还增派苛捐杂税，大怒，散布说：“已无朱皇帝，安有沐公国！”于是，他在1645年九月忽然叛乱，一下子攻陷武定、广通等地，并占领楚雄。
吾必奎为人强悍，手下兵精，他的军队，当时云南只有石屏土官龙在田、宁州土官禄永命以及阿迷土官普名声可比。
为剿灭吾必奎，沐天波一方面命令明朝的云南金沧道副使杨畏知率军攻楚雄，一面檄调宁州土司禄永命和王弄山土司沙定洲率各自属下士兵协助进剿。
吾必奎起事苍猝，不自量力，很快就被击死，乱平。
沐天波刚刚喘息，实不知祸在心腹。
被调至昆明的沙定洲，歹意突起。
沙定洲之父沙源，在万历末年为明朝拼死守边，数败交趾兵，在云南声名卓著，其手下号称“沙兵”。沙源死后，长子沙定源继承土司官位，次子沙定洲其实没有实在的爵位。而且，自从老土司沙源死后，沙氏势力一直处于萎缩状态。
沙定洲次子不能袭爵，非常郁闷。小伙子长相英俊，黝黑修长，细腰梁，厚背膀，是当地鼎鼎有名的美男子。
阿迷土司普名声恰好病死，其妻万氏继任统治其部。虎狼之年的万氏对沙定洲一见倾心，没对上几句歌，就拉着沙定洲上了竹床。云雨过后，小伙子刚刚手拿万大娘送来的金银眉开眼笑，万氏已经入宅把沙定洲的结发妻子脑袋砍了下来。手心是肉，手背不是肉，望着万氏狰狞的夜叉面孔，想想她的千万贯家财和手中的军队，沙定洲大叫一声：杀得好！
对于沙定洲来讲，大熟桃万氏的肉体没有任何吸引力，他更看中的是万氏手下阿迷州的几十万武装势力。于是，云雨过后，沙氏大爽，除掉小伙子原配后，她立刻对外宣布招沙定洲为婿。
万氏、沙定洲皆大欢喜。但万氏的儿子普服远大惭的同时大怒，因为，他的这个新爸爸，竟然和自己年岁一样大，不得不让他倍感惭恨。在喝亲妈喜酒的当夜，普服远借酒劲大嚎：“我必杀沙定洲洲！”
沙定洲是行动派，闻信不含糊，没几天就派人袭杀了与自己同岁的“儿子”，并尽据其地。
同为“身上肉”，万氏哀嚎数声滴下几滴泪，转身扑入沙小伙怀中，化悲痛为欲望，死心踏地给沙定洲当压寨夫人。
由此，阿继州的土地、兵马、钱粮，一下子顿为沙定洲所有。短短时间内，沙定洲东兼西并，占地数千里，精兵二十余万，顿成云南最大的一股地方势力。
由于沙氏家族自沙源时起，尽忠明朝，沐天波非常看重沙定洲，多次邀他入府中宴饮。
在黔国公府中，沙定洲这个土财主大开眼界，才知道了什么叫金山银海，什么叫富贵荣华。心动之余，又有数位汉族士人（最主要的是万氏妹夫汤嘉宾和欠沐天波私款的生员饶希之、余锡朋）不断窜掇，劝沙定洲兴兵占据昆明，真正当个“云南王”。
眼见明亡世乱，自己兵势雄盛，于是沙定洲以辞见为名，忽然起事。
1645年12月10日，沙定洲夫妇到了黔国公府邸，三拜未毕，即从靴子中去处明晃晃的匕首，各抡双刀飞舞，格杀沐天波的衙役和仆人数人。同时，他埋伏在城内外的士兵同时向黔国公府杀来，整个昆明城迅速被乱兵占领。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沐天波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情急之下，几个贴身卫士拼死保他从院墙一个秘道逃出，当时他身无别物，只有黔国公的官印和世爵铁券。
幸亏禄永命、龙在田等土司忠心耿耿，沐天波得命逃往楚雄。但是，其母其妻，皆未能逃出，惊惶之余，两个妇人怕受辱，在尼庵自焚而死。沐氏家族，一时间惨受荼毒。
进据沐天波府第后，沙定洲喜出望外，府中所藏之富，超出想象。不仅佛顶石、丹砂、琥珀等珍宝充盈，白银和赤金大锭皆论筐装，每筐百斤，“藏以高板”，一板有五十筐，共有二百多库，其他珍奇异宝不计其数。
世守云南二百多年，沐氏家族富可敌国。
沙定洲、万氏夫妇乐得合不拢嘴，出于土财主心理，他立刻命人不停搬运，全部装载送回自己老窝。干完这些，他才想如何做他的“云南王”。
沙定洲占领昆明，明朝的云南巡抚吴兆元等三司官员皆被劫持。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沙定洲又拘禁了在昆明的在籍东阁大学士（隆武朝任命）王锡衮，并以吴兆元、王锡衮的名义给当时的南明隆武政权上疏，奏称沐天波造反，而沙定洲是率兵“平叛”。
路途迢迢，隆武朝君臣根本不知就里，马上下旨要沙定洲一定擒杀“叛贼”。后来，得知沙定洲造反的事实，隆武朝廷不敢深究，只下旨让沐天波等人上书汇报情况，并没有发出讨伐沙定洲的诏旨。这样一来，就变相承认了沙定洲在云南的统治权。
大学士王锡衮被软禁在昆明贡院，沙定洲派人向他出示以他名义对隆武帝的疏奏。王先生大恨，肆口痛骂沙定洲为“叛贼”，提笔写下《风节亭恭纪》等文，揭发沙定洲谋反实情。《明史》上讲王锡衮“居数日，竟卒”，看上去好像是病死，其实是被沙定洲派人杀死。这位王大学士是云南禄丰人，天启年间进士，崇祯朝当过礼部左侍郎，多次进献忠言，后任吏部尚书，任皇帝的讲筵官。崇祯十六年，王大学士因母亲病死，回乡丁忧。不料想，他离京不久，崇祯帝自缢。情急之下，他到昆明想提兵入闽去赞拥隆武帝，偏遇沙定洲谋反，壮志未酬，惨遭杀害。
云南全境，如今基本处于沙定洲掌握之下。他依循从前沐天波的口吻，自称“总府”，俨然云南王自居。当下之急，沙定洲就是要消灭沐天波本人以及在楚雄的明官杨畏知和少数支持沐氏家族的土司力量。
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沙定洲的“云南王”美梦，忽然间被窜至的大西军余部粉碎。
张献忠死后，“大西”余部群龙无首，既畏清军，又不能再窜回长江流域与南明军队交手，思来想去，困兽犹斗的心志，只能迫使这只“流贼”军队往重庆方向突围。
南明的曾英所统明军打不过这只“大西”残军，连连败退。在孙可望指挥下，大西军顺利入黔，占领贵州，获得了难得的喘息。正是在休整期间，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等人仔细“反思”，达成共识，认为他们再也不能像张大王在世时那样杀人抢劫，合击后，他们杀掉仍旧高举张献忠两个“凡是”（凡是不顺我者杀，凡是顺我者亦杀）的“宰相”汪兆龄和张献忠伪皇后，采取四将军“共和制”，希望另起炉灶，打出一片新天地。
大西“宰相”汪兆龄确实该杀。张献忠离蜀前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归根结底，他是幕后总策划。他劝张献忠：“皇上您汗马血战，终得蜀地。但蜀人不怀德，不畏威，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如今弃蜀奔秦（陕西），说不定会有人趁机据蜀为王……不如将成都人尽数杀尽，四道州县之人，另行分剿屠灭，而宫殿房屋，可效仿楚人一炬（项羽烧阿房宫），使千里蜀地成为废墟。万井无烟，空地难留，可使后来据蜀地者，有土无人，势难久留。皇上您收复中原后，先在长安正位，然后再驱他省人民入蜀，以实户口，如此，不劳而获，大功易收。”
一席话，当时说得张献忠哈哈大笑：“人命在我，我命在天。四方有路，在劫难逃！杀！杀！杀！”由此，才引致了大西军后期在蜀地尽歼蜀民的行动。所以，汪兆龄之恶，甚于张献忠。
贵州民贪地瘠，长驻不是耐久之事。众将正痛苦思虑间，天下摔下大馅饼——云南沙定洲“谋反”消息传来。来通风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云南石屏土司龙在田。
读者可能奇怪，龙在田是忠于明朝的云南土司，大西军是明朝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他们之间怎么有可能产生联系呢？
原来，中原流贼猖獗时，龙在田曾经被明廷调往内地，在湖广、河南四处参战，屡败流贼，多立战功，并得升为副总兵。大草包熊文灿任“总理”时，龙在田正在他手下，驻兵谷城，曾与假装投降的张献忠部往来密切。为了从明军处骗取好马，大贼头张献忠当时还曾拜龙在田为义父，双方多次饮宴，畅谈乡土风貌，所以，大西军高级将领，与龙在田私人关系很熟，对云南也不陌生。后来，张献忠复叛，熊文灿被明朝逮问，龙在田因预事有责也被罢斥回云南。沙定洲作乱，由于龙在田忠于明朝，便兴兵加击。不料，老龙兵败，跑往大理躲避。听说大西余部占有贵州，他马上派人携密信通知，引导大西军入滇。
再说沐天波。他逃往楚雄后，明朝守将杨畏知劝他去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县），如此可与楚雄互为犄角，形成协防之势。刚刚布置完毕，沙定洲亲率大军，杀奔楚雄。
杨畏知有智有勇，他紧闭城门，骗沙定洲说：“您如今最想得到的，肯定是沐天波，但他不在楚雄而在永昌，您应该西去追赶。我听说，如今巡抚、巡按等长官已向朝廷申请您代替沐天波镇守云南，这样一来，您应该先攻下永昌，抓住沐天波。待您凯旋回来路过楚雄，朝中任命肯定下来。到时候，我一定大开城门以礼拜见您。现在，朝命未下，顺逆未分，我不敢开城迎接您。”
沙定洲获沐天波心切，杨畏知话又极有理，他便在城下与杨畏知杀牛盟誓，舍楚雄不攻，分兵攻屠大理、镇南、蒙化等地，自己率军往永昌追沐天波。
杨畏知趁此机会，坚壁清野，发檄四处，做齐了备战功夫。
听说禄永命等人纠集土司兵拥保沐天波，沙定洲心慌，不敢进攻永昌，怕杨畏知断其归路，他就提兵回头猛攻楚雄。
杨畏知身先士卒，指挥若定，坐守坚城，沙定洲屡攻不下，反被守军杀伤不少。打了八个多月，楚雄巍然屹立，仍旧为明军所有。
正是在这个时候，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大西军向云南进发。为了进军顺利，他们先行派出不少间谍，在云南各地散布消息，说沐天波之妻焦氏家族为报仇，组织武装入云南。
这招很灵，特别是云南的汉族士庶，深恨沙定洲这种土酋谋叛，听闻焦氏部队要给老沐家报仇，奔走相告，欢喜雀跃，大西军一路上基本没遇象样的抵抗，在云南连占交水、曲靖等重城。而后，为避免直攻昆明受阻，他们大张旗鼓杀向沙定洲老婆万氏的老窝阿迷州（今云南开远）。
沙定洲上当，急撤楚雄之围，迎堵大西军。草泥关一战，云南土兵打不过陕西老贼，沙定洲率残兵逃往他自己的老家蒙自，并下令手下退出昆明，齐保老巢。
这样一来，昆明就被拱手让给了前来的大西军。1647年四月二十四日，大西军入城。
大开城门之后，昆明城内的明朝巡抚吴兆元才明白过味来，发现入城的根本不是沐天波妻子焦氏家族的队伍，而是昔日一直提心吊胆防备的流贼张献忠军队。
出乎意料的是，这只一直以杀人、吃人为名的队伍一改常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扰民，不抢劫，昆明士民安然如常，都觉得遇到了“人民”的队伍。
孙可望等人占据昆明后，四处发兵，既打沙定洲，也打沐天波。李定国一军连战克捷，已经打到阿迷州福建的临安府（今云南建水），沙定洲吓得要死。大西军正欲进攻阿迷州最后解决掉沙定洲，昆明和晋宁的明朝地方势力忽然闭城拒守。李定国怕腹背受敌，掉头转向，这才给予了沙定洲苟延残喘的机会。
由于沐天波、杨畏知等人在滇西，孙可望不敢轻敌，亲自统兵攻打。禄丰一战，杨畏知不敌大西军，兵败，投水自杀未成。
孙可望与杨畏知同为陕西老乡，久闻其名，下马相拜：“我今来滇地，实为讨贼。如果您能与我共事，我当与您共扶明室，决无他意。”
杨畏知闻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西”流贼，真的能帮助恢复明朝？
再三劝说下，杨畏知心动，就与孙可望定下三条“基本”原则：第一，不能沿用伪大西年号；第二，不得杀人；第三，不得焚烧房屋，奸淫妇女。
孙可望一一答应。由此，迤西八府之地，免遭战祸。相较之下，李定国部大西军当时仍旧杀人习惯收不住手，在临安一地就杀人近十万，所过屠灭无遗。
有杨畏知牵线，人在永昌的沐天波很识时务，特别是孙可望“共扶明室”的许诺感动了他，他立刻派出自己儿子前往大西军营中作人质，决定配合孙可望在云南平定沙定洲之乱。
甭说，沐天波一颗“黔国公”大印，抵上十万兵。有了以他名义的公告，孙可望等人在迤西广大地区不战而克，各地汉人、土司纷纷来归。到1648年夏天，云南全境基本平定，只剩下沙定洲困守阿迷州和蒙自地区。当然，代价是有的，大西四将之一的艾能奇在东川中伏，被土兵用毒箭射杀。
大局已定，孙可望开始自大。见李定国空手而返，孙可望怒斥他没能擒获沙定洲，当众杖击一百军棍，然后，下令他与刘文秀立刻出兵，擒获沙定洲赎罪。
憋了一肚子邪火的李定国率数万大军，在云南各地人民和积极支援下，一路崎岖一路奔，重新杀向蒙自、阿继地区。最终，沙定洲连连后撤，死守天险佴革龙山。
佴革龙山天险，易守难攻，但缺乏最要紧的东西——水。没有水，再有精兵良将，再有天险峻峰，也没办法坚守。数日之后，穷蹙至极的沙定州、万氏夫妇迫不得已，喉咙冒烟地下山投降。
李定国很会处理，余众皆安抚，只把沙定洲夫妇以及阿迷州土兵的中高级官员数百人械押至昆明。
从前沙定洲夫妇从昆明搬来的金山银山，如今又被搬回昆明。
十月秋凉，沙定洲老小伙子与他半老太婆的妻子万氏被押至昆明闹市。观刑的人非常多，特别是大西军人，都以为万氏是天姿国色。结果，原来这老娘们是个高颧黑皮吊睛丑八怪，众人皆哄堂大笑。
具有高级从业资格的刽子手上来两人，开始不紧不慢活剐沙定洲和万氏。二人嚎叫一天，方才气绝。这还没完，刽子手用刀割肉锉骨，最终把两个人身上的肉剁成肉酱，一块一块地喂狗。
昆明百姓，皆拍手称快。
仅仅过了三年“云南王”的瘾，沙定洲夫妇以已身喂狗为代价，亲导亲演了一场闹剧。
云南这块大基地、大后方，终为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所得。他们悉心经营，最盛时（1650年左右），大西军能北出贵州、四川，东进两广、湖南，连败清军，大呈风起云涌之势。
一统云南之后，孙可望自称“平定王”，李定国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仍以沐天波为“黔国公”。当时，南明的永历政权已经在肇庆建立，但并无诏旨发至遥远的昆明。
这时候，有前明官员巴结孙可望，劝他自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趁机割据自立。
杨畏知怒极，每次聚议时皆抵掌谩骂，惹得孙可望对这位老乡顿起杀心。但是，由于李定国、刘文秀的保护，孙可望一时也下不得手杀人。
定则思乱，昆明城内，众人之间原本和睦和关系，逐渐出现裂痕。
但是，在近三年的时间内，云南全境大抵平静，孙可望等人既没与清军发生战斗，也与南明永历政权没有太多接触，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境地。
1649年，孙可望派杨畏知等人赴肇庆奉表，请永历帝封自己为“秦王”，其表为短视的南明大臣金堡等人扣押。
见无回音，孙可望在1650年自称“秦王”，对外假称是永历帝敕封。
树欲静，而风不止。西南波澜，马上就要平地而起。
第七章 将军奋剑南天起 李成栋反正
每每读明末历史，总为史可法、张煌言、陈子壮、夏完淳、瞿式耜、何腾蛟、李定国等等这些明王朝的忠臣赤子扼腕叹息，也常常因阮大铖、马吉翔、孙可望、刘承胤、陈邦傅等等奸臣佞贼而切齿欲碎。至于吴三桂、耿精忠、尚可信这样一直食明朝俸禄最终而又因个人私利反复多端的“贰臣”，无论生前死后，都为人们所不齿。上述诸人，黑白忠奸分明，一生事业易辩。就连曾为明朝浴血苦战，最后在内外交困之下不得不降附清廷并“竭尽忠心”的祖大寿、洪承畴等人，也早在乾隆帝年间被明白无误地列入《贰臣传》，棺盖而论定。
毋须多言，投降后侍奉新主再诚心，道德上的污点无论如何难以拭揩干净。因此，忠心耿耿与首鼠两端，气宇轩昂与猬琐低贱，刚毅伟岸与懦弱虚伪，坚贞爽直与狡诈奸滑，皆淋漓尽致，一眼望穿。
在波澜壮阔、血肉横飞的明、清交替之际，惟独有一个人的一生历程难以用“忠”或“奸”加以定夺，更难以用“好”或“坏”来对他个人加以形容——“扬州十日”大屠杀中有他为清兵卖力杀戮的前驱身影；“嘉定三屠”则完全是由他一人屠刀上举发号施令而造成的惨剧；他是击灭南明诸帝之一隆武帝朱聿键的“首功”之将；还是生擒绍武帝朱聿粤的“不替”功臣。
为了满清，他立下赫赫战功，可称是满清攻灭南明江浙，福建、两广等广大地区的第一功臣。
不可思议的是，恰恰是忽然一念之间，这个人良心发现，摇身一变，成为南明永历帝的不贰忠臣，与金声恒、王得仁一起在南中国“反正”，重新成为明朝的“忠臣义士”。
重换明朝装束之后，他蹈死不顾，为明王朝死而后已。最后，为了为报答一位红颜之死，这位曾经杀人不扎眼的三心二意的将军，竟能置安危于不顾，乱流趋敌，赴水而亡，最终被南明天子亲口谥“忠烈”二字，赠太傅、宁夏王——这个人，就是臭名昭著、大名鼎鼎、难以定论的明末大人物：李成栋！
“诸贼”出身 乱世沉浮——李成栋“出山”的时局
据明末大儒王夫之《永历实录》记载，李成栋是陕西宁夏人，字廷玉，起身群盗，后被明朝官军招降，官至都督同知。显然，这位好汉是明末大起义中的佼佼者，乃李自成勇将、绰号“翻山鹞”高杰的属下。
李成栋自己也有个外号，名“李诃子”。虽是盗贼出身，李成栋在“义军”中干活时间应该不长。何者，从他的顶头上司高杰就可以推断得出。
高杰在睢州被许定国诱杀，作为部下的李成栋等人带兵屠陷睢州，杀人盈野，但仍被弘光朝廷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上惹祸的许定国降清，朝廷就更对高杰诸将皆不予追究，仍旧命他们领兵镇守徐州、颖州等地,李成栋还被任命为徐州总兵。
扬州陷落前后，李成栋率军向清军投降。日后，作为满清鹰犬，他在江南地区所作最大的恶事，就是“嘉定三屠”，对江南人民犯下累累血债。
经过如此惨酷的“三屠”，江南大部分地区远近始剃发，自称大清顺民。
可见，血海肉山终于使反抗的烈焰渐趋熄灭。李成栋因为这些“赫赫”功劳，被提拔为江南巡抚。不久，清廷又把他调往东南，派他去平灭南明的另一个皇帝隆武帝。
隆武帝一家三口的人头献上，李成栋更得清廷垂青。清廷下令，让他与佟养甲一起，驻军福州。
隆武帝“御驾亲征”之前，留下自己的四弟朱聿[钅粤] 在福州留守。1646年（隆武二年）八月福州陷落，朱聿粤仓惶乘船逃往广州。
不久，隆武帝死讯传出。十月，瞿式耜、丁魁楚等人在肇庆拥立永明王朱由榔（后来的永历帝）于肇庆“监国”。
隆武朝的大学士苏观生与丁魁楚素有过节，福州陷落时他正在广东募兵，出于个人恩怨，他提出“兄终弟及”之说，于十一月在广州拥立朱聿[钅粤]
为“监国”。三天后，一行人就举行登极大典，改元“绍武”。不到半个月，永明王朱由榔也在肇庆称帝，改元永历。
隆武帝时，就有鲁王朱以海称监国。现在，南明又出现二帝并存的局面，大敌当前，形势如此严重，这些人仍蹈明后期的积习，互结朋党，各援派系。
最为可叹的是，苏观生还下令杀掉永历朝的来使，激得永历帝派兵部右侍郎林佳鼎举兵“讨伐”，绍武帝也派陈际泰向肇庆出发，旗号也是“讨伐”。
十一月底，两支南明“讨伐军”相遇于广东三水。永历军先获胜利，攻杀800多绍武兵，陈际泰狼狈而逃。
林佳鼎得意忘形，挥军直杀广州而来。
绍武帝一下子着慌，苏观生倒有主意，他派林察率数万海盗（现已招安成为绍武军）前往迎敌。
林察与林佳鼎是旧相识，就派人诈降。林佳鼎信以为真，置林察兵于不顾，径自带领战船追击往海口方向窜逃的绍武残军。
林察所率的昔日海盗个个勇于海战，又富于经验，暗中设伏，突然向永历军船施放火器。永历兵大惊溃败，不是被水淹死、被火烧死，就是被自家明军杀死。
林佳鼎本人遭受炮击，死无全尸。
最后，永历军只有三十余骑人马逃出此厄。
“窝里斗”中大获全胜，绍武帝飘飘然，自以为“天授帝位”，开始在广州搞那套郊天、祭地、幸学、阅兵的花架子。一帮君臣上下安逸，大肆封赏，胡乱赐官。
究其实也，绍武帝只是广州一个城的“皇帝”而已，“七门之外，号令不行”。（黄宗羲《行朝录》）。
永历、绍武两军在海口血战之际，李成栋、佟养甲的清军已在汉奸辜朝荐（潮州人，退休明官）带领下攻取漳州，袭取潮州，并诱降大盗陈耀，攻克惠州。
李成栋的清军一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山路崎岖，真正的抵抗几乎没怎么遇到。清军往往在城下一列兵，南明守军就城门大开，府县守官拿着簿册恭谨献降。
为了麻痹广州的绍武帝和苏观生，李成栋让各地官员书写信件送递广州，报告说没有任何清兵到来，致使广州的绍武君臣相安泰然，自以为没有任何迫近的危险。
1646年12月14日，李成栋派300精骑兵从惠州出发，连夜西行，从增城潜入广州北。清军十多人化装成艄公，从水路大摇大摆乘船入城。
这些清军上岸后，直到布政司府前，他们才在众人面前掀掉头上包布，露出剃青前额的满人发式，挥刀乱砍，大呼“大清兵到！”
“鞑子来了！”一句惊呼，满城皆沸，百姓民众争相躲避，乱成一锅粥。
说来也真是奇怪，能征善战如李自成的“大顺军”，杀人如麻如张献忠的“大西军”，即使是出生入死、血斗冲杀无数的明军勇兵武将，只要一声“鞑子来了”，个个亡魂皆冒，立时溃散。笔者现在无论如何想象不出，清兵有何威力致此震摄之效，难道是那种剃青的大辫子发式使然？
绍武帝正和苏观生等人在国子监“视学”，忽然有卫士急报清兵入城。
苏观生非常生气：“昨天潮州还有信报说一切无恙，今天怎么会有清兵来此！”他挥手让左右杀掉报信卫士。
入城的清兵很快杀掉广州东门守卫，大开城门，数百清兵策马冲入，大红顶笠满街驰奔。
绍武君臣，这才知道清兵真的杀到，可是，绍武帝属下大兵都西出和永历军交战未返，宿卫禁兵也一时召集不全。
广州明军，一时间作鸟兽散。
惶急之下，绍武帝易服化装外逃，但他最终在城外被清兵抓住，重兵拥之，关押在府院。
李成栋大概因为广州城攻克得太容易，心情不错，既没下令屠城，也没有立刻杀掉绍武帝。
他派人送食物饮水给绍武帝，表示“慰问”。
绍武帝这位一直昏庸无能的朱明爷们倒是有铮铮气骨，坚拒不受，说：“我若饮汝一勺水，何以见先人于地下！”
晚间，趁守兵不备，绍武帝朱聿[钅粤] 用衣带自缢而死，和他哥哥一样，做到了“国君死社稷”，真算是条好汉子。
射死一帝，又生擒一帝，至此，李成栋的灭明之功臻至高峰。
最后，也要交待一下绍武帝的手下的大学士苏观生。
呼天不应，唤地不灵，苏观生跑到他一手“提拔”的生死好友、吏部都给事中梁鍙处问计。
梁鍙一脸忠义，平静说：“死耳，复何言！”
于是两人商定分入厅堂左右的东西房，准备上吊殉国。
梁鍙入房后，自己掐住脖子嗷嗷叫几声，踢翻凳子给自己“配音”。
旁边房间的苏观生认定这位好友已自杀殉国，便提笔在墙上大书“大明忠臣义士固当死！”，然而上吊自杀殉节。
梁鍙听得真切，马上冲进屋指挥仆人收拾后事，扛着苏观生尸体向清军投降，声言有献“伪大学士”之功。此举，深获李成栋嘉奖。
乱世纷纷，生死是块试金石，忠奸善恶，亲情友情，美丑正邪，一切人间大伦，都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梁鍙这厮肯定是饱读史书的读书人，故而能把忠臣义士的“戏文”排练得炉火纯青。日后，他还“乞修明史”，得到清人批准。我们好奇的是，不知这位老哥们在《明史》中，该怎样描写他自己的“戏子”行为！
穷追不舍 誓平两广——李成栋对肇庆的进攻
从深圳开车走广深高速公路，行至一半时总会看到一个大大的路标，上写“道滘”。看旁边拼音，才知第二字念jiào。如此奇怪而又罕为人知的地方，却是李成栋杀奔广东以来第一次惨遇败绩的战场。
李成栋、佟养甲攻陷广州城后，杀入东莞城（明末忠臣袁崇焕老家）。清军四处烧杀，仍是旧习不改。
1647年1月（顺治四年），道滘义民叶如日等在江边设伏，忽然出袭，杀掉没有任何防备的数百清兵。东莞清军闻讯来援，又被义军杀死二百多。
时任广东提督的李成栋大惊。他先派总兵陈甲由水路前往，自率大队人马随后由陆路行军，杀向道滘。
义军集各仓船只千余艘，在虎门与陈甲所率的清军大战，歼灭两千多清兵，并擒杀总兵陈甲。
清兵能以数十骑袭破城坚兵众的广州，竟载在道滘这个“小河沟”。一时间，明朝士民振奋，清军情绪低落。
东莞万江一带抗清的明将张家玉闻讯前往道滘，与叶如日以及博罗县的明朝举人韩如琰所率乡民一起，集兵齐攻东莞。义军勇敢，他们竟能在一天之内攻下坚城，俘斩当地清军任命的官员，取得重大胜利。同时，起事诸人还上书永历帝，准备兴复广州。
刚刚过了一天多，李成栋大队清兵就杀至东莞城，挥兵攻城。不知是有内奸还是火药受潮，义军们事先摆好架在城头的多门大炮，在关键时刻一个也没响。清军很快就攻上城墙，混战半日，东莞城破，多名义军将领皆在战斗中被杀。
李成栋乘胜推进，与明将杨邦达大战望牛墩（高速路上也有此地名），双方苦战了七天七夜，上千义军战死，杨邦达本人在混战中牺牲。
集结修整部队后，李成栋挥兵直奔道滘杀来。明将张家玉以泥砖为垒，遍伏大炮，待清兵攻近时，炮火齐发，清兵死伤甚众。
李成栋本人的坐骑也被炮火击中，他自己摔入泥中，狼狈不堪，此地遭逢败绩，是他数年战场遭遇中最危险的一次。
正在李成栋无计可施之际，张家玉一个表兄李郝思献计，把道滘防守的详细情况一一禀告，并请求李成栋事成后赏他道滘一块好地。
李成栋大喜，马上指挥兵马集中力量进入道滘防守薄弱的东北角，攻入道滘。
入城后，清军遍屠居民，把张家玉和韩如琰的宗族杀个精光。当然，李成栋也不食言，赏给叛徒李郝思一块上好的田地（现在的南丫乡李洲角）。
义军首领叶如日等人一起战死西乡。张家玉暂时逃脱。
至此，李成栋的下一个战利品目标，就是在肇庆即位不久的永历帝朱由榔。
永历帝是明桂王朱常瀛的二儿子，乃袭爵桂王朱由木爱的弟弟。桂王朱常瀛乃明神宗第七子，封地原本在衡州。崇祯十六年，张献忠攻湖南，桂王跑往广西，当时的朱由榔（时封永明王）被农民军抓住。但他命好，张献忠这个大魔头竟然没有杀他，后来他趁乱逃跑，到了梧州与老桂王相会。1644年，老桂王病死，其子朱由木爱袭封。小桂王命也不长，很快也病死。这样一来，桂王一系，朱由榔就是唯一正宗了。
隆武帝“御驾亲征”前，也曾讲过“永明王（朱由榔）神宗嫡孙，正统所系。朕无子，后当属诸永明王”。因此，隆武帝死后，瞿式耜等人就名正言顺地立永明王朱由榔“监国”。虽然绍武帝抢先称帝，又在内讧中获得先机，但不久就在骄傲中为清军攻灭。
1646年，就任“监国”的永明王朱由榔二十四岁，姿表飘逸，样貌酷似其祖父明神宗朱翊钧。虽然这位爷没有帝王端凝深沉的大器，他事母极孝，又无好色饮酒的恶习，在明末诸帝中，可以算是品质不差的人才。
称帝之后，永历帝在与绍武帝的交战中落败，而他御下的朝政也一片混乱。拥戴他登帝的大学士丁魁楚贪婪误国，遍树朋党，裙带满朝。
不久，广州绍武帝被擒的消息传来，永历帝惊吓非小，开始了他长达十六年“闻警即逃”的流浪生涯。
当时，只有忠臣瞿式耜坚持死守肇庆，但弘历帝要瞿式耜带兵与自己同行护驾。无奈，瞿式耜赶忙在肇庆部署防守阵地，然后飞速赶往梧州与已经逃亡的永历帝相会。
不料，永历帝早就在几天前已经溯流北逃，奔往桂林。急赶数日，瞿式耜才追上这位脚底抹油的皇帝。
此时的永历帝身边众臣零散。当初他在肇庆上船准备逃跑时，大学士丁魁楚、李永茂以及兵部尚书王化澄、工部尚书晏日曙都各携家眷财物上船，表示说准备和永历帝一起出逃扈驾。走到半路，这些人和他们的船全都不见了踪影。
永历帝刚在桂林喘息两天，就有消息传来，李成栋属下兵将已经攻下肇庆、高州、雷州、廉州、梧州等重地。永历帝任命的广西巡抚曹烨，已经“肉袒牵羊”，向李成栋投降。这帮王八蛋书读得很多很多，礼义廉耻记不住，古书里讲的投降礼节都依式做足全套。
最工于心计，最富于表演才能，最能走一步看三步、最善于给自己留退路而下场又最为悲惨的，当属永历帝的“武英殿大学士”丁魁楚。
丁魁楚，河南永城人。万历年间中进士，有吏才，至崇祯九年官至河北巡抚。此公胆小，当时的后金兵进攻河北时，他弃军而逃。由于他“善事权要”，崇祯朝执政的大学士温体仁百般周旋，使他免于重罚。弘光在南京称帝时，丁魁楚被重新启用，为兵部右侍郎。永历帝继位后，封他为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
自恃有拥戴之功，丁魁楚整日只知受贿卖官，派军士在肇庆灵羊峡一带挖掘端砚老坑石头，制作精美砚台玩赏、珍藏。
李成栋攻陷广州后，丁魁楚第一个获知消息。他不慌不忙，隐匿不报，派亲信家仆携黄金30000两及大量奇珍异宝向李成栋示好，随时准备降清。
李成栋很高兴，写信给丁魁楚让他一切放心，表示“到时自有安排”。因此，当永历众臣大溃逃之际，丁大学士成竹在胸，把几年来搜刮受贿的财物装满四十只大船，在江面缓缓而行，有如太平时节的太平宰相游江行乐。
李成栋攻下梧州后，丁魁楚得到李成栋亲笔信，要他过来主持两广政务。
丁大学士大喜过望，急速命船夫加紧赶路，往梧州进发。
目的地刚至，李成栋立刻骑马赶至岸边迎候，设大宴款待丁魁楚父子（丁魁楚本有三子，因战乱病亡死掉两个，现只剩一子）。
欢饮之间，李成栋楼着丁大学士肩膀，亲热地说：“东南半壁江山，就靠老先生您与我两人支撑啊。”他还表示，转天早晨，清军要择一吉时举行封授仪式，向丁魁楚正式称交两广总督的印信。
丁魁楚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宴饮临别时老泪纵横。
当夜，丁魁楚正做统管两广的美梦，忽然被兵士叫醒，让他下船入李成栋营帐议事。
老东西匆忙赶入师帐。挑起帐帘，看见李成栋端坐居正，两旁士兵个个立目横眉，刀剑出鞘。
这位明朝大学士知道事情有变，忙双膝下跪，叩头不止：“望大帅只杀我一人，饶过我妻儿。”
李成栋一笑，问：“您想我饶你儿子一死吗？”他一挥手，身边卫士上前一刀，就把丁魁楚身边他仅有的一子脑袋砍下，血淋淋放置于老混蛋的面前。
哀嚎未得一两声，兵士拎起这位老谋深算的“老知识分子”，当地一刀，结果性命。
接着，李成栋尽杀丁魁楚一家男丁，并把他一妻四妾三媳二女均脱光剥净，押入自己帐中待来日慢慢享用。同时，老匹夫四十船大船所载的八十四万两黄金和珍宝奇物，尽归李成栋所有。仅这黄金一项，如果老贼拿此饷军招买人马，就足以为南明永历政权抵挡个清军两年三载。
晚明时代，商品经济发达，政治高压，人欲横流。士大夫一方面诗词歌赋往来，看以萧散、疏远、清远、淡放，其实一肚子的势利、浮躁、竞取和焦虑。数十年仕宦浮沉，这些人变得十分事故，而纵欲享乐的积习又使得原本清晰的道德感和君臣大义在生死面前变得苍白甚至可笑。
文人士大夫危急关头的卑俗和狡诈，真的让人瞠目结舌，就连贩夫走卒在某些时刻都会比他们高尚得多。高尚庄严变成佻薄无耻，豪气凌人变成臣妾意态，悲怆豪放变成奴颜婢膝，壮士情怀变成鹰犬效力。
“岁寒，乃知松柏之后雕！”朝代更迭、出生入死之际，虽不乏抛掷头颅为一笑的书生豪气，但我们更多见到的，是明代士人的“中年世故”和混乱年代的诡谲奸诈。观其结果，一场空忙！
且战且行 抵抗重重——李成栋在两广战场连遇挫折
逃至桂林的永历帝一直坐卧不安。在太监王坤等人窜掇下，他想往湖南方向逃跑。瞿式耜极力谏阻，指出广西乃战略要地，一旦轻易委弃，就会进退失据，后患无穷。永历帝倒没有架子，亲写御书给瞿式耜，辩解说自己去湖南，完全是为了长久的恢复大计，并命瞿式耜以兵部尚书、太子太傅身份总管兵马，留守广西待变。
无奈之下，君命难违。瞿式耜只得上书乞求永历帝先驻跸全州，不要闻警即逃。因为，皇帝逃跑一次，臣民之心就焕散一圈，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永历帝跑到全州，何腾蛟属下的定蛮伯刘永胤迎驾。此人貌似精忠，实际上是个挟主自重、骄横跋扈的武将。见到永历帝，他马上肆口大骂太监王坤误国奸逆，逼得永历把王坤贬放。王坤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可这手中握兵的刘永胤更坏，他和永历身体佞臣马吉翔等人一拍即合，获封安国公，由伯爵成公爵，立刻窜升一级。
桂林方面，自永历帝一行离开，上至总督侍部朱盛浓，下至桂林知府王惠卿，个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大小官员一转眼都逃个精光，惟有瞿式耜和县丞李世荣等几个当地下级官员连同兵民一起困守孤城。
李成栋部下清兵猛烈进攻，桂林军民拼死抵抗。清军倚恃兵精器良，一时间竟登上西门城墙。危急时刻，刚刚护驾永历帝至全州又急忙赶回的平蛮将军焦琏从阳朔急急杀回，他率军入文昌门，与冲入城的清兵竭死巷战，苦斗两日，杀敌数百，终使进攻清兵落败而逃。此战，明军缴获了战马、甲胄以及许多武器，取得了振奋军心的“桂林大捷”。
艰难困境之中，取得如此殊功，永历帝竟发旨：“俟平、梧克夏，即与伯爵”，只给焦琏将军一支红萝卜，告知他日后取下平州、梧州，再赐伯爵。与此同时，永历帝对身边无尺寸之功的马文翔等三人却立赏伯爵，借口是他们有“扈驾之功”，其实，可称是“一起逃跑之功”。
此种做法，真正混帐。如说扈驾之功，焦琏鞍马劳累，从桂林一直护送永历帝至全州。焦将军未解征衣，马上星夜兼程赶往桂林浴血死战，获得大捷，兼有扈驾以及战胜之功，而马吉翔等人不过是跟从永历左右逃跑，也就如同几个随行太监一样跟身跟着，竟能轻易获此高爵，不能不让南明臣下失望。
马吉翔等人的封爵，完全是刘承胤的意思，他借以笼络这几个近臣和他站在一条船上。果然，几个人一齐劝谏，让永历帝移跸武冈——刘承胤的老根据地。如此，刘承胤就完全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
武冈位于群山之间，地势逼狭，根本就是不什么战略要地。刘承胤、马吉翔等人硬是挟迫永历帝下旨，与众臣一起转移到武冈。这样，永历帝完全落入刘、马的掌握之中。
刘承胤进入自家地盘后，为所欲为，接连杀害了几个与他意见相左的大臣，又随意斩杀南明其他友军的来使，并想废掉永历帝，另立岷王为帝。
“屋漏偏遭连夜雨”。湖南各地的南明军纷纷落败。孔有德清军直向武冈杀来。
刘承胤一面骗永历帝他已大败清军，一面向孔有德暗中约降，准备献上永历帝为“见面礼”。
从近处逃回的一个明朝宗室慌忙拜见永历帝，告诉他清军已在三十里开外的地方。
此话晴天霹雳，吓得永历帝惊骇不知所为。
幸亏清朝的汉奸王爷孔有德怕刘承胤诈降，使得这个卖国贼不得不又再次返回武冈城剃掉头发“表决心”——恰恰这一来一往，给了永历帝及其左右群臣一个机会。
刘承胤的老母和兄弟还算有良心，他们向明军交出城门钥匙，永历帝才得逃出生天。
清军与刘承胤急忙随后追杀。明朝参将谢复荣等五百多明兵拼死断后，最后全部战死，才保得永历帝一行未被清军追及。
逃到半路，永历帝遇到总兵候性带领的五千多明军，一行人踅回广西，到达柳州。
至于那位降清的刘承胤，有必要交待一下。他投降孔有德后，天天和这位清朝王爷一起饮酒赌博，每次都搬出无数珍宝奇玩显摆，终于让孔王爷贪婪性起，大动杀心。于是，一天夜间宴饮，孔有德在帐中忽然跃起，用刀砍掉刘承胤脑袋。然后，他上报清廷，以刘承胤手下副总兵陈友龙向南明反正为借口，说刘承胤反复多端，想重新想投明朝。这样一来，刘承胤军中的无数珍惜宝贝和银两，皆为孔有德所有。更可叹的是，刘承胤一军五万多人，不久皆被清廷下令，全部处决。五万多人，敛手就戮，何如当初为国决死？
桂林方面，由于刘承胤派出的军士与焦琏军士发生内哄，使得李成栋派出的平乐和阳朔清兵趁机对他们发动忽然进攻时，这些人还没有醒过味来，就乱哄哄败亡。
瞿式耜等人指挥有方，准备充分，他冒大雨率军与清兵殊死拼斗，再一次大败清兵，取得第二次“桂林大捷”。
数月之间，永历帝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在广西和湖南之间来回窜逃，主要是因为李成栋大军在广东遇到了大麻烦，一时间脱不开身。
在广东，陈子壮、陈邦彦与先前在道滘大败李成栋的张家玉一直纠集当地民众，袭扰李成栋军队。义军与清军多次在广州附近周旋、战斗，极大地牵制了李成栋军队的主力。特别是陈邦彦，他率两、三万民军由海路入珠江，声言攻打广州城，使得当时的清广东巡抚佟养甲连发急书，命李成栋回援。这样，在广西四处窜逃的永历帝才有机会摆脱李成栋部下的穷追不舍。
张家玉方面，率民军攻陷顺德县城，与回援的李成栋清军打起了游击战。
陈子壮在南海起兵，本来已经约定花山义军一起里应外合攻入广州，不料消息外泄，佟养甲和李成栋两人联兵，把三千多花山义军全部活埋，并大败陈子壮水军。
李成栋趁势引军猛功陈邦彦，一路追击，一直打到清远，最终俘获了这位对明朝耿耿忠心的书生，并把他凌迟处死。
临刑前，这位顺德义士赋绝命诗：“厓山多忠魂，前后照千古。”
数天之后，李成栋在增城大败张家玉义军。身中九箭的张家玉见势不可挽，放弃了逃跑的机会，慷慨言道：“大丈夫立身天下，事已至此，焉用徘徊！”言毕，遍拜共同作战的义军将领，转身投水而死。
又隔数日，陈子壮在南海被俘，拒不投降，也被清军于广州凌迟杀害。
在广东剿杀“三忠”（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的过程中，虽然最终杀掉这三人以及数万明朝义军，但李成栋内心深处想必也不会不为所动：同是汉族血脉，同受昔日明朝食禄，二陈一张能够以书生残弱之躯作绝望无援之斗，屡战屡北，屡北屡战，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视死如归。反观自己，堂堂七尺武将，手握重兵，甘为满人鹰犬，屠戮残杀同气。
面对数位血肉同胞，在自己眼前慷慨壮烈而死。同为人子，同为汉人，不能不令李成栋心中有所感念。
天良发现 立意反正——李成栋广州宣布归明
1647年，趁着李成栋军在广东平灭陈子壮等人，瞿式耜把永历帝从柳州迎回桂林。
1648年二月（永历二年），在全州驻防的郝永忠忽然率军跑回桂林，报说清军正一路追逼，劝永历帝马上逃往柳州躲避。
由于郝永忠是李自成“大顺军”出身（他从前的名字是郝摇旗，在姚雪垠的小说中鼎鼎大名），故与明朝诸将之间关系一直不睦。所以，无人信其所言。此次回桂林，郝永忠部的粮饷一直被拖欠供应，使得这位流贼出身的武夫气恼之下，忽然纵兵大掠。
乱兵冲入皇宫府堂，不仅百官被抢劫得一干二净，永历帝本人自己连龙袍也被抢走。这位帝王慌乱中，穿着小衣逃出城外。幸亏当时郝永忠部只是愤恨抢劫，没有别的念头。
三月间，完全没有帝王尊严的永历帝逃至南宁避难。
清军杀到桂林时，瞿式耜苍惶应战。恰巧南明滇、楚两镇兵将赶到，焦琏聚集本部人马奋力，于是诸路明兵殊死战斗，竟又获桂林第三次大捷。
喘息绝望之机，南明君臣竟忽然得到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好消息——江西总兵金声桓、副将王得仁以及广东提督李成栋三人，陆续宣布反正。他们重奉明朝正朔，宣布反击满清。
金声恒是陕西榆林人，王得仁是陕西米脂人。这两人皆是明末农民军出身，金声恒号“一斗栗”，王得仁号“王杂毛”，皆是万人敌的猛将。金声恒在明末降左良玉，是左良玉四十八营中最精锐的部队。左良玉死，其子左梦庚降清，帮助清军反击明军。金、王两人一起同刘良佐和高进库进攻江西，并长期驻兵于南昌。这两人虽是“贼”出身，但常“邑邑思本朝（明朝）”，平时宴饮之间，言及明朝覆亡，两位前明将军常常泣下沾襟。
恰巧，清朝有个董御史巡按江西，傲慢骄横，在勒索金银的同时，又向王得仁索要一个歌妓陪他晚上打炮。王得仁没有立刻应允。
董御史大骂：“我可以让王得仁你老婆陪我睡觉，何况一个歌妓！”
听罢此言，王得仁按剑而起，大叫：“我王杂毛作贼二十年，却也知道男女之别，知道人间大伦。人生何乐，我安能跪伏于猪狗之辈以求苟活！”于是，他提剑直趋，寸斩董御史。
然后，他拜见金声恒，细诉原由，两人一起宣布反正。
这两人的兵卒数目相加，共约十万人，又有良马万匹，甲械精好。金声桓、王得仁一朝反正，天下震动。
可见，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导火索往往是一件小事情。如果没有董御史的好色，可能金、王两人只存“恢复”之心，随时而移，也不一定会激起如此大的事端，二人最终极可能循规蹈矩，一直做大清顺臣。满清的董御史扬言要睡王大将军老婆，这下倒好，大脑袋、小脑袋一起变成碎肉渣片，被抛于地上喂狗。淫念一起，牵出无数因果！
清廷听闻二人造反，立刻四处调兵。佟养甲立刻命令李成栋率军入援，救助正为金、王两人急攻的赣州清将高进库。
但是，此刻的李成栋，不动声色，静观时变。
本来，李成栋、佟养甲两级别相当。两广大部分，基本都是李成栋一路血战夺得，隆武、绍武两帝均为他所擒杀。殊不料，论功行赏之际，清廷重用“辽人”（佟养甲一族是辽阳大族，早就有族人投效清廷），封佟养甲为广东巡抚兼两广总督，李成栋只落个两广提督（军区司令），而且一切军务大事还得听佟养甲这个“政委”一人说了算。
李成栋的家属在从江南入广东的路上，肯定也目睹了金声恒、王得仁等人反正后各地“反清复明”的大势，可能多多少少对他进行过劝说。各种史料中记载最多的，当属李成栋一个“宠妾”自杀激劝的事迹。连号称考据严谨的美国历史学家wakeman也曾提及过这一深明大义的美妇人。根据查继佐的《国寿录》记载，此烈女名张玉乔；王夫之所著《永历实录》，只讲这位美妇人是松江院妓出身，没有言及其姓名；江日昇《台湾外记》，讲她本是陈子壮的侍妾；而钱澄之《所知录》等笔记，又称这名美妇是姓赵，是李成栋侧室。
本来，降清的明臣袁彭年一直知道李成栋怏怏不快，两人关系又好，酒宴言谈间，常常以辞色挑之。李成栋养子李元胤，也常常劝他反清。一次，爷俩儿登上越王台，密谋三天之久。李元胤纵论天下大事，涕泣陈说大义，劝说义父反正。最后，李成栋拔刀而起，发狠言道：“事即不谐，自当以颈血报本朝！”（此言也是一语成谶）袁彭年为明朝大文人袁中道之子。袁中道，字小修，是“公安派”三袁兄弟中最小的一位。袁中道的两个哥哥袁宏道、袁宗道都是二十多岁中进士，惟独袁中道四十七岁才中举，因此牢骚满腹。此人天性狂猖，年轻时饮酒纵欲，疏狂不羁，特别佩服狂放的大哲学家李贽。袁鸣年的人品性格，想必半是遗传其父，半是自幼受这位轻狂老子的影响，积习所致，导致他后半生的行径反反复复。
回家后，李成栋那位美貌的爱妾也不断劝他趁机反正。由于怕妇人嘴碎泄露大计，他佯装发怒，对美人大声责骂。岂不料，这美人是个烈性妇人，她一刀在手，慨然说：“明公如能举大义反正，妾请先死于前，以成君子之志！”言毕，美人横刀在颈，用力一挥，登时香消玉殒。
李成栋不及解救，抚尸恸哭。从此，他感愤益甚，决意反清。
根据南明永历帝大学士何吾驺等人的笔记资料，此美人应该姓赵。因为何吾驺在李成栋广东反正后，为赵姓美人写过颂扬其事迹的歌诗。总之，无论这位美人姓张还是姓赵，红颜玉碎，以死相激，这件事情肯定实实在在发生过。
正是这位美人，激使一代枭雄李成栋拍案而起，下定反清复明的决心！
永历二年阴历六月十日（公元1648年），李成栋变易冠服，拜永历正朔，发兵逮捕佟养甲属下辽籍亲兵一千多人，全部杀掉。然后，他裹胁佟养甲一起向永历递降表。
广东十郡七十余县，共十多万兵士，一时间归附南明。
永历帝喜极。李成栋获封惠国公，李元胤获封锦衣卫指挥使，袁彭年为都御史，就连迫不得已投降的佟养甲，也被永历帝封为“襄平伯”。
在此，笔者为行文方便，完整交待一下袁彭年。这位名士之子，文人习气不轻。他于崇祯甲戌年中进士，年青即有才名。南明的弘光帝得立，袁彭年获封礼部给事中。由于生性亢直，在南京他上疏揭发马士英、阮大铖罪恶，立刻被弘光帝罢官。隆武帝立，诏复原官。清军入福建，袁彭年降清。听说金、王两人江西反正，又闻何腾蛟等明将在湖南湖北连胜，家乡在湖北公安的袁彭年自然心动，便与李承胤一起鼓励李成栋反清。入永历朝后，袁彭年卷入与马吉翔等人的争权夺利之中，后被永历帝冷淡，出居肇庆。清军再次攻陷广东后，袁彭年墙头草，再次去满清官署自首，声言当初是李成栋逼自己反清。估计他的名气大，又是文人，加上奉送金银，没人追究，特别是因为此人对满清统治没有大威胁，清政府竟饶他一命。回老家后，袁彭年四处旅游，以诗自鸣自诩。后来，此公病死于旅途之上。袁公子性情反复，也算是明末无行文人的一个典型。
否极泰来。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等大片地区一时遍树明朝旗帜，尽复明朝衣冠，正所谓“乌纱吉服，腰金象简满堂，如汉宫春晓”。不久，靖州、沅州、梧州、金川、宝庆等地相继入明，对于永历朝廷来说，真正“形势一派大好”。
“重新做人”之后，李成栋确有刮骨洗肠之效，忠心耿耿，一心事明。
他不仅派人把桂林永历帝父亲的陵寝整修一新，还派兵迎永历帝移跸肇庆。
时穷节见 杀身成仁——李成栋的最后岁月
鉴于刘承胤挟帝自重的前鉴，瞿式耜上书请永历帝到桂林。出于偏见，瞿式耜对李成栋和其属下一直心存疑窦。不过，瞿式耜这份担心纯属多余，李成栋对永历帝，确实保有一份纯诚之心。他在肇庆修治宫殿，重建官署，修复城防，填充仪卫，使得“（永历）朝廷始有章纪”。
1648年11月，永历帝驾临肇庆。
李成栋“贼”军出身，复与高杰被明军招安，接着又降清军。先前，他只见过隆武帝的尸身和那个登基不一个多月即成擒的绍武帝尸体。现在，他奉永历为正朔，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面见明朝新君。
觐见之前，他向一帮儒臣宾客练习面君时的进退礼节和应对之语。待陛见之时，永历帝温颜接之，和声赐坐，慰问再三。
李成栋跪伏在地上浑身乱颤，没有一句答言，最后叩头趋出。
出殿后，他的参谋很奇怪，问他为何没有与皇上对话。李成栋回答说：“吾是武将出身，容止声音，虽禁抑内敛，犹觉勃勃高声，恐怕回言时惊动皇上，有失人臣礼节。”至此，从前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李将军，一番真心剖白，真令人刮目相看。
不过，这永历帝确实有人君之威仪。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他最后被吴三桂抓住关进监狱，清军、汉军各级官将出于好奇参观这位爷，都不自觉地“或拜或叩首而退”。吴三桂本人前往，永历帝问“来人为谁？”吴三桂竟然双腿打晃，伏地不能起，惊惶得色如死灰，流汗浃背。虽然其中有皇家嫡系、九五之尊的伦威所致，但他的堂皇仪表，大概也真有九五人君的样子。
为了表示对李成栋的尊宠，永历帝特敕拜李成栋大将军、大司马，并效刘邦拜韩信故事，对他封坛拜将，一时间殊荣无比。
为报知遇信赖之恩，李成栋马上返回广州，募兵治军，准备入江西声援金声恒等人，恢复大明江山。
在肇庆时，李成栋对永历宠臣马吉翔的熏灼权势已有所见。他回到广州，出于耿耿忠心，上疏永历帝，表示说：“恩威不出陛下而出旁门，小人滥进，货贿公行……社稷存亡之大，此非小事，臣不敢不言。”
马吉翔见此疏，深恨李成栋。不久，李成栋集结兵马准备北上南雄进入江西抗清。他临行前，想入肇庆与永历帝辞别。
马吉翔闻讯，连忙于宫中造谣，说李成栋想仿效董卓和朱温，要趁入见时解散皇帝亲兵，以他的旧部替代，把皇上当傀儡。
由于李成栋昔日疯狂屠杀明军的表现仍历历在目，永历帝不能不疑。他派遣鸿胪卿吴侯去安抚李成栋，告诉他不必面君。
李成栋一片赤诚，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他见到在朝中任官的义子李元胤，才知道自己被马吉翔冤枉的实情。为此，他叹息说：“我初归附国家，诣阙面君是正常的礼节。此次出行，誓死岭北！我只想与皇上辞别，交付公卿大臣后事，不想小人辈汹汹如此，恨吾不能剖心示诚！可叹的是，我坐受无君之谤，徒以血肉付岭表耳！”
行至三水，永历使臣驰至，仍敕其不得入朝。李成栋望阙大恸，就地拜辞。然后，他从清远顺流而去。临行之时，他长叹道：“吾不及更下此峡矣！”
清军方面，在中原聚集满、蒙、汉大军数万人，一支军由孔有德、济尔哈朗指挥，逼向湖广；另一支军由谭泰、尚可喜、耿仲明率领，直扑江西南昌。
金声桓、王得仁起事后，得知隆武帝遇难消息，就赶忙和得立的永历帝联系上，表示尊奉。如果他们在占领九江后马上奇袭南京，攻取安徽和江苏，会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反清大局发生极大的有利变化。不料，军事会议中，有人认为赣州有清将高进库在那里，一定要首先拔除。由此，没有远略的金声桓、王得仁做出了南下而不是立刻北上的决定，指挥主力军队进攻赣州。
战略决策的失误，决定了日后他们二人失败的命运。二十万水路大军，合攻赣州，竟然在一个多月内困于城下，对城中的不到一万的守兵束手无策。
再后，得知清军攻占九江消息，金、王二人心慌，立刻率军回保南昌，败势顿显，时机全失。
清军虽然得胜围城，但他们非常畏惧王得仁的勇武。王得仁脸上有胡子长出腮边，故有“王杂毛”之称。顿军城下，谭泰等人十分害怕城内明军会杀出，清营内一连几天都夜间炸营，士兵惊呼“王杂毛来也！”可惜，王得仁再无昔日神勇，没有敢出城劫营。
清将谭泰派人在南昌城外掘壕沟，筑土城，逼迫附近的数十万汉人民众来挖工事，掘冢挖墓，强迫当地人民不分昼夜干活，溽暑湿蒸，十多万人累死或者中暑而死，还有十多万人在章江上修桥被淹死，死后就弃尸沟中、河中，臭闻数十里，致使白天苍蝇和食腐尸的鸟类盘旋蔽空。同时，被驱赶去干活的妇女，晚上全部还要遭受清军的轮奸，蹂躏致死者无数。
日久，食尽，南昌城中人人相食。开始是“择人而食”，后来是“父子夫妇相啖”。1649年三月（永历三年，顺治六年），被围半年多的南昌陷落。
金声恒见败，杀妻子，焚厩舍，自刎而死。王得仁与清兵巷战，被执不屈，惨遭肢解而死。数十万南昌人民，被清军屠戮殆尽。而附近郡县剩余的百姓，皆为清军掠劫，在回军途中，论斤卖到外地。弘光朝的大学士姜曰广，投水自杀殉国。
在此之前，清军在湖南忽然包围了湘潭，俘杀明朝督师何腾蛟，并杀尽了湘潭县城数万百姓，尸骨纵横，血流遍野。清军劝何腾蛟投降，何督师不从，从容就义。
再讲李成栋。
李成栋提北北上，屡战屡北。也真是天不祚明，当他为清朝从北往南打杀时，一路势如破竹。反正以后，由南往北打，他却连连败绩，十多万大军沿路伤亡殆尽。
进军之初，李成栋直发赣州，他从前的老同事、清将高进库（曾与李成栋同为明将高杰部下）屡屡使缓兵计，表示自己要“反正”，致使李成栋兵行迟缓。
1649年4月，待南昌金、王两人败亡后，高进库再无北顾之忧。于是，他从赣州忽然出击，以少胜多，把立足不稳的李成栋军打得大败。
初败一次，李成栋心慌，竟然撤军南安，他本人返回广州。其实，此战受挫，李成栋军力并无大碍，实力依旧。他往后撤，清军的援军却陆续赶到赣州，李成栋再无轻取赣州的可能。
修整之后，李成栋在1648年往肇庆与永历帝相见后，重新率军北上，度过梅岭，进入江西。
清军得知消息后，聚集全部精锐部队，先发制人，在江西信丰大举进攻李成栋。
鏖战一天，李成栋部下大将多死。士卒溃逃，粮食吃完，处境十分不妙。
丧败之余，部下将领请李成栋退师，寻找机会再图重兴。
已经十分绝望的李成栋索酒痛饮，投杯于地，大言道：“吾举千里效忠迎主，天子筑坛以大将拜我，今出师无功，何面目见天子耶！”
言毕，他竟不带随从，控马持弓渡水，直冲清宫大营。
估计加上饮酒过量，伤心欲绝，李成栋竟于中途摔入水中，遇溺而亡。由此，这位刽子手名将终于结束了他令人费解、充满杀戮、反反复复、又不失波澜壮阔的一生。
讣闻，南明朝廷震悼，赠太傅、宁夏王，谥忠烈。
值得交待的，还有李成栋养子李元胤。李元胤，字元伯，河南南阳人，原本是儒家子弟。李成栋为盗时掠良家子，养以为子。自少年时代起，李元胤一直跟随李成栋出生入死，但他稍读书，知大义。由于读过书，此人心计密赡，饶有器量。李成栋降清时，李元胤怏怏不乐。日后李成栋反正，李元胤绝对是劝成首功之人。佟养甲被胁迫降南明后，这位汉奸一直郁郁寡欢，暗中与清廷联络，准备内应反攻明军。佟养甲的信使为李成栋所获，恨得李成栋想马上杀掉这位老上司。李元胤劝李成栋说，一定要先禀永历帝后再杀佟养甲，不可擅自专杀这么高级别的降将。得到永历帝诏旨后，李元胤自到佟养甲处，假意告知说朝廷派他屯军梧州。佟养甲大喜，本来他一直装病，听说有命派他外镇，觉得终盼蛟龙入海之日，忙带亲兵上船，沿河而下。李元胤拿着永历帝手谕，忽然于半路邀击，遍杀佟养甲这个大汉奸及其亲丁数百。
李成栋战死后，永历帝仍旧信任李元胤。明将杨大甫屯居梧州，常常劫掠行舟，杀戮往来军使抢夺贡物。李元胤上疏，请永历帝召杨大甫入见，趁机诛杀这个跋扈将领。于是，君臣饮酒之间，永历帝诘责杨大甫。这位桀骜的武将不服，竟想当船趁势劫持永历帝，扑向皇帝。一旁侍饮的马吉翔等人立刻趁乱跑掉。李元胤不慌不忙，他在后一脚，把杨大甫踹个大马趴，亲自把这位爷逮住，缢杀于船外。
永历四年，清军攻梅岭，明将罗成耀弃南雄逃跑。见南明时势已去，罗成耀暗中约降清军，想攻取肇庆先立个功。永历帝知悉此情，忙派李元胤乘间杀掉这个国贼。李元胤平时和罗成耀关系不错，就相约游船饮酒。舟泛中流，李元胤忽然把正在绳床上忽悠的罗成耀掀翻在地，以利刃一刀结果了这个叛贼。众人大惊，李元胤不慌不忙，以皇帝手敕示众人：“有诏斩罗成耀”。然后，他“移尸涤血，行酒歌吹如故。”可见，李元胤三斩叛将，决机俄倾，有忠有智有勇，确是一个人才。
清军大攻，永历帝逃跑，李元胤孤军守肇庆，领一旅独军于西南驿击败清军。由于永历帝及一帮臣下各自鼠窜，李元胤最终孤军不支，被清军重围于郁林。
绝望之下，李元胤穿上大明朝服，登城四拜，哭叹道：“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言毕自刎而死。从此，广东重又尽陷于清军之手。（又有说他在钦州守城被擒，被清军杀死于广州）至此，诸师沦亡，南明昙花一现的大好时光终于过去。
相比那一生叛君叛父叛友叛国的吴三桂，李成栋将军那发自内心深处、满怀深情、蹈死不顾的为“红颜”而激的“冲冠一怒”，确有让人激奋、让人信服、让人敬佩的一面！
细思明朝历史，八旗满洲在人关时只六万兵丁，到顺治五年才不过十万余丁。而竟以区区十多万丁，满洲竟然能趁明朝内乱之机，最终灭亡有二百七十多年历史的、拥兵数百万、人口近二亿的大明朝，着实发人深省！
在大明王朝摇摇欲坠之时，“数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反而是被圣人归为“难养”之类的女子，她们义薄霄汉，挺身而出，出现了赵氏姑娘（或张玉乔）以及众位反清英雄烈母贤妻的动人场面。她们或以义激，或以身殉，令中国历史的壮阔画卷中凭添了奇丽的动人风景。
封建史家们，总对女子总是吝于笔墨。他们对这样一个忍辱偷生、义激枭雄乃至最后舍身成仁的刚烈红颜，很少有人出于好奇心仔细分析她的身世、思想、起因，而对她愤激的原因和过程更乏深入细致的剖析。
扼腕叹息之余，使人想起美国作家米勒对历史中那些德义妇女的评价——“女人看似柔弱、沉默，其实她们比男人更加坚韧，道德和良知更加坚定，能够面对人生巨大的变迁和伴侣的兴衰浮沉，并能在关键时刻比男人更果决、更富有远见……”
第八章 南明的北风 华北地区的反清运动
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年），对南明朝廷来讲，是个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年份。
大喜，大悲。大悲，大喜。
正月二十七，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反正；三月十七，广东李成持反正；十二月初三，姜瓖在山西大同反正。
星星之火，尚且燎原，何况这三把熊熊大火呢。
言及南明，人们的印象总是江南和华南一些地方的抗清复明运动，很少有人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北方。其实，清朝在黄河流域的统治，一直非常不稳定，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反抗运动，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民族矛盾的激发，使得原本投降清朝的文臣武将纷纷反正。清朝在中国北方辽阔地域的统治，由于山西大同姜瓖的“反正”，忽然岌岌可危。
好汉今日又重来——山东义军的抗清
得闻江西金声桓和广东李自栋“反正”的消息，人在北京的刘泽清坐不住了。这位刘爷，山东曹县人，昔日南明弘光帝的“四镇”之一。多铎围扬州时，他在淮安率大将五十多名、数万精兵以及三十艘大船迎降。对于刘泽清这种人，清朝当然不放心，留他与左梦庚一起在北京，只授一个三等子爵，拨处宅院，名为“恩养”，形同软禁。
郁郁之下，干啥事都不甘人后的刘泽清心动。他预感清朝可能要玩完，便派手下人到南方四处寻摸，和南明的鲁监国一部搭上联系。
七月间，刘泽清从前的手下将领李化鲸首先在曹州起事，拥立明朝一个宗室为王（据说是明宗室朱凤鸣的养子），以“天正”为年号，连陷曹州、定陶、城武、东明等地。
由于曹州和直隶大名府、河南归德府相接不远，造成三省震动，清廷大为紧张，立命大军进剿。战马嘶鸣，清军把曹州城围得密不透风。
李化鲸与刘泽清一样，极爱反复。见州城被围，水泼不进，心中又悔，就与清军谈判，表示说可以把“伪王”（明宗室）绑缚献出，但要清方退兵。
天下哪里有这等“好事”，清军不仅不退兵，还立刻把出城“谈判”的李化鲸逮住，然后大举进攻曹州。
当时曹州城内有不少真心复明的榆园军义军，他们拼死血战，死守不降。
曹州举义时机很不走运。十月间，恰巧赶上清朝王爷济尔哈朗率大军往湖广平灭江西、湖南的反正军和南明军，路过曹州，刚刚正好拿此地作为攻城练兵之地。
清军数十门红衣大炮猛轰，把曹州城墙轰得粉碎。攻入城后，清军又干老本行：屠城！
李化鲸被逮入京，招出刘泽清与自己通谋之事。清廷内院与六部会审，证据确凿，定为凌迟。于是，作了大半辈子军阀的反复小人刘泽清与子侄数人一起被押入市集，受剐而死。
折腾了大半世，最后押宝未押正，刘泽清连个好死也没得着。
除了曹州起义以外，山东大部分地区都活跃着声势浩大的榆园军。
榆园军一直以曹州为中心，在鲁西坚持抗清。至于其名称来历，清朝的《曹州方志》如此记载：“明末榆园贼起，以濮州、范县为窟穴，始因地荒不耕，榆钱落地，岁成皆成大树。贼首回任七、张七等啸聚其中，饥民归之，号百万。官军至，无经路可入。贼掘有地道，不时出入，屡败官军，蔓延朝城、观城、郓城、城武诸县，凡数百里，行旅裹足者，几二十年。”可见，最早这只义军，还是明末农民军出身。
北京朱明政权灭亡后，榆园军积极反清，吸引了不少士人加入，连阎尔梅这样的大文人也入军为谋士。弘光时，阎尔梅曾苦劝史可法不要舍弃徐州，联合榆园军抗清。出于“阶级”偏见，一直厌恶“流贼”的史可法不听，没能利用这只战斗经验老到的义军。
为了平灭山东义军，清廷下旨调派大汉奸张存仁为清总督，负责镇压榆园军。当时，张存仁正在浙江打击鲁监国政权的部队，他闻调即至，准备大干一场，为满清“肃平”山东。
这位汉奸有心机，他特意去河南，拜会降清的明朝大学士侯恂。老侯头一生致力于明朝平灭“流贼”（他是提拔左良玉的“恩公”），第一手经验丰富。但侯恂年已老迈，为报“圣朝”之恩，他立刻派儿了侯方域出面，弹精竭虑，自己口述，儿子持笔，就写成了《剿抚十议》，呈给张存仁。
这份汉奸文人的“大作品”意义深远，远非浮艳诗文可比，在二、三十年间，它成为清廷镇压各地义军的“战略性文件”。 《剿抚十议》，这份“文件”虽然阴毒，但文笔极好，流韵生动，叙理明白，现摘录如下，让读者看看汉奸们是如何为清廷新主子竭尽“忠诚”的：某以草野书生（侯方域自称），荷明公引见督府，赐之曲坐，又数颁手札，询问今日弭盗方略。某诚感遇惭恩，虽自审碌碌，不容无言。
窃惟今日之盗，蔓延虽众，实无远图，不过求衣食，救死亡。其初守令激成之，而后乃更养之，必察知其致盗之原，然后可以收弭盗之效，不尽关系用兵。此须明公经纬东土毕，入观天子，痛陈利弊，一洗酷贪庸聩之习，得数十贤守令，天下太平可坐致。
某今日书生，徒言无益，语云：“救病者，急则治其标。”谨择方略机宜，切于施行者，条具为剿议五，抚议五，惶恐塞命，伏候裁断。
剿议一曰：逼巢穴。窃见草窃偷生，敢抗戎索，实以去军府所屯，远者三百里，近者亦百余里。迩日兵出，鸟飞烟散，归又复蝇聚，我常为客，盗常为主。不若移一旅之师，宽其期会，互为犄角，使逼处傍近村落，随宜扑翦，联楼烧除。兔窟既破，鸟合焉楼，庶几十乘，不烦多驾。
一曰：绝径路。窃见盗贼所居，非有城池，不过深林密箐，暂为掩蔽，生聚不多，资蓄易匮，金帛器械之用，牛马之力，皆掠取周道，以延岁月。诚于四旁分布劲卒，扼其出没，防其窥伺，譬若押虎釜鱼，咆哮游沫，旬日可毙，牵制小导，岂必临戎。
一曰：困粮食。窃见岁在夏秋，麦菽满野，巢窟之下，固皆贼田，即东阡百陌，稍附近者，不为贼掠取，亦为协送，徒饱豺虎，何益盖藏。菲若及时兴师，声援土著，俾所至随地收获，七给民用，三济军需，群盗就哺无术，岂能持久，将见枭，日渐消沮。
一曰：鼓敌仇。窃见伏莽啸聚，党与虽多，不甘污染，亦自有人，贼皆累其妻子，荡析其前产。今吾遗民，团结远徒，衣草叶，食木屑，恨不一门。诚得一贤将率师助其夙愤，诸所贼之财物，仍他自取，则斩木持锄，皆为劲旅，既闲地利，又省如募，计一处可得步卒盈万。
一曰：散党援。窃见兵制罔赦，志在渠魁，兽穷则攫，良非得已。今兹饿寒之徒，弄兵潢池，军威一驱，情见势穷，不无内变。莫若设疑以间之，用间以离之，使群盗自生猜贰，互相屠灭，既示必死之期，又可开生之路，利害悬殊，事捷功倍，宣奉遐灵，邀全者多。
抚议一曰：固根本。窃见诸来降者，散处肘腋，蔡人吾人，推心甚善。然闻之指大于臂，则臂不能远指，操纵之势，自古而然。莫若厚集牙兵，以资弹压，无使威重转见轻玩，庶彼鸱音永变，鹰肯不存，未雨早防，可省后图。
一曰：照激劝。窃见降人立功，本求官位，虚数小慈，有文无实，雄心久郁，必至变生。班定远尝言“塞外戍卒，本非孝子顺孙”，何况乎会为盗渠。莫若于此中择一二人之可用者，量补军职，冀彼羡荣目前，望迁事后，从此归化心坚，风靡者广。
一曰：简精锐。窃见首领既降，部曲渐多，概遣恐鼓舞非宜；全留又刍栗难给。莫若十中选一，千中选百，择其超乘，按名补伍，仍付彼渠帅，自为部署，其余悉为安置归农，府帐可壮军实，彼亦不忧枵腹。
一曰：信号令。窃见刀笔之吏，不暇远虑，降人归乡，或挟其仇，或利其有，今日赦条不能行于郡县者，比比皆是，民诚畏死，不免求生。莫若严告且戒，间行破格大法一二事，示吾徙木，杜彼伤弓，庶使毛织栉疏之徒，不以文法挠我抚问。
一曰：责屯种。窃见降人无以为生，虽与其进，难保其往，昔以招降为盗贼退步，今日又以盗贼为招降逋薮，辗转滋蔓，底定载期。今如曹濮莘范之间，无主遗田，盈千累万。莫若责彼邑长，薄记姓名，劝耕桑，捐税役，量口授亩，仍以垦田之多寡，定邑上下，则是人无余时，官无弃地。无余时，则乱心息；无弃地，则生业饶；庶几卖剑之后，不滋隐忧。
以上剿抚十议，自相表里，亦有后先，剿能使见为盗者，必亡。不能使未有盗者，不起。抚可行于群盗未抚之时，不可恃于群盗既抚之后。杀运不除，水火可悯。
明公任兼将相，所愿深图本计，救济苍生，某且得歌诗以述太平，幸甚。
（《侯方域上三省督抚（张存仁）剿抚议》）在《剿抚十议》的原则指导下，张存仁展犬马之力，掘河烧林，杀人焚屋，苦干了几年，最终才把山东的榆园军镇压下去。
以杀人如麻，流血灌地的代价，汉奸们把自己的红顶子染得红而又红。
至于那位“戏剧”人物侯方域（字朝宗），也该表一表。这位贵公子世家子弟，其祖乃明朝太常卿，其父户部尚书。他自小随父仕宦京师，深习朝中诸事，对“小人君子门户之见”尤为熟悉。明朝灭亡前，阮大铖在南京招摇演戏，送上优伶班子往侯方域家中读《燕子笺》。侯公子击节叹赏。誉之不已。阮大铖家仆伺立一边，奔告阮大胡子。阮大铖大喜，自以为可以凭新曲美剧博欢侯公子诸人。殊不料，曲终歌散，侯方域抗论天下事，极口肆骂阮大铖为阉党奴徒，与吴应箕等人抵掌大笑，斥骂不已。由此，阮大铖恨极这些公子哥儿。
侯方域与阮大铖无私怨，他之所以这样做，乃受侠妓李香君之劝，让他不要受阮大铖之谄而堕家世清望。弘光帝得立后，阮大铖掌政南京，寻仇于侯方域。这小伙子跑得快，连夜出城渡江，往依高杰得免。
日后，清军占南京，侯方域投降。回到河南老家。这位雄视一世的古文名家一直才不得展，只能侍父作文，屡次想明经及第报效新朝，但运气不好，青衫落第，无由进京为“大清”献力。
即使他为张存仁献上《剿抚十议》，计议得行，人未堪用。不久，他又后悔自己失节明朝，悒悒成疾，得病而死，时年才三十七岁。
翩翩佳公子，竟为浊世尘！
孤注一掷争意气——姜瓖的大同“反正”
姜瓖此人，应该是也明末清初的典型人物。一生如墙头草，左右摇摆不定。
明朝，对姜氏不薄。姜家一门兄弟济济，其中三个皆是明军高级将领。姜瓖之兄姜让，陕西榆林总兵；姜瓖本人，大同总兵；姜瓖之弟姜瑄，山西阳和副总兵。军侯世家，一门三将，应该尽忠报国才对，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明朝大大的不忠。
当初，李自成汹汹而来，见明朝天下大势已去，姜氏兄弟中的姜让首先在陕西向李自成投降。为表“忠心”，他潜至大同，为大顺军向弟弟劝降。哥俩一拍既和，但大同还有一个文官“政委”——巡抚卫景瑗。他一心事明，忠心不贰。姜瓖于是四处放风，散布说卫景瑗是李自成米脂老乡，一直想降贼，同时他把自己打扮成忠明的义士。
人心向背之下，大同守卫极尽归姜瓖。他不敢怠慢，立即大开城门迎降李自成。
大同坚城如此易得，深出李自成都市意料，他不喜反气，责骂姜瓖说：“朝廷以如此要害重镇委付于你，为什么你连抵抗都不做，立即投降？”怒恼之下，李自成拨剑要杀面前这个降将。多亏大顺的“制将军”张天琳劝说，好歹让闯王收起怒气，依旧以姜瓖留守大同，并留张天琳为主将，率少部分大顺军监军。
明朝的大同巡抚卫景瑗，虽为文臣，铮铮铁汉，任凭老乡李自成低声下气相劝，就是不降。最后，李自成叹气：“卫先生既然不归于我，我也不杀你，送你回老家养老吧。”卫景瑗趁看守的人松懈，上吊自杀，明白无误地为大明死节。由此，更反衬出姜瓖骑墙派的不义。
后来，李自成兵败山海关。消息传至山西，姜瓖立刻行动。他联合早先和他一起归降大顺军的弟弟、阳和守将姜瑄，出奇不意攻入大同，杀掉了大顺军将领张天琳和为数不多的大顺士兵，占据大同，并攻下代州、宁武等地。
但降清之前，他行了一步臭棋：推立了明朝的枣强王为主，“奉明宗社”。这时候，他以为满洲军是“为明报仇”，迟早要退回山海关的老窝。
多尔衮大怒，“切责之”，吓得姜瓖心神不定。切责归切责，当时大顺军未灭，南明势力方炽，清廷还需要这些投献的鹰犬，多尔衮仍旧让姜瓖主持大同军务。美瓖送子入京为质后，以为自己已经和大清穿了连裆裤，上疏要求在山西“练兵十万”。他的初衷是为清朝效犬马之劳，殊不料此举让多尔衮更加生疑——当时“大清”总兵力才十多万，你姜瓖在山西要“练兵十万”，意欲为何？
姜瓖不知情，傻乎乎在山西、陕西卖死力为清军打仗，招抚诸邑之余，与满蒙联军一起合击大顺军高一功部，斩获无算，为清廷立下殊功。
进京入觐，姜瓖意骄志满，以为多尔衮肯定要好好表扬他。为了保险起见，他事前还给多尔衮的亲信、大汉奸冯铨送去大笔珍宝。不料，冯铨老混蛋出人意料地“拒腐蚀永不沾”，把珍宝立刻上交清廷，以摆脱私交前明旧将的干系。
结果，多尔衮没见着，姜瓖在北京遭到了满清内院大学士刚林的“质讯”，责问他擅立明朝枣强王等“不法”事情，吓得这位降将叩头如捣蒜，惟恐被清廷立时“正法”。
还好，多尔衮只想给他个“下马威”，并无杀他禁他之心，最后由刚林传旨，让姜瓖“洗心革面，功罪相抵，戴罪立功”，放他回大同。
愤懑满胸，还要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姜瓖皮笑肉不笑一直绷着，回到大同。
自此，他对清朝既疑又恨，重新骑上墙头观风向。
顺治五年接连发生的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让姜瓖十分心动。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端王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戌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认定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
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行进中的阿济格等人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已经兵临大同城下。说句实话，清朝数王齐来大同，实无取代姜瓖之意。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永历朝表明心迹。
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不仅如此，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
多尔衮吓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不傻，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异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既便如此，仍旧放心不下，多尔衮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
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说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
没呆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它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城，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亲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指望不了陕西方面的支援。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招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扑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全部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安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只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清军，再无腹背受敌之虑，虎视耽耽，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内反叛的姜瓖。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穷蹙如此，姜瓖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反正逃不出一个死字。
没想到的是，姜瓖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瓖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尽，杀得血流有声。
人在北京的多尔衮闻报，得知大同被攻陷消息，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所以，明末清初，依杀人程度来算，最坏的当属张献忠，第二就要属满清，且后者杀人最多，达几千万之巨。
“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清朝初期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固守太平的李建泰坚持近一个月，清军势猛，不得不投降。由于他在前明和清朝均当过“大学士”，属于朝廷要犯，没有被立即处决，押往北京。
顺治七年夏，李大学士与整族家人，被清廷于北京闹市凌迟。
人，终有一死。这位大学士，不死于大明国亡之时宣逞忠烈，一直反复多端，最终落个碎剐，真让人替他不值。
第九章 木棉花开血样红两广汉人不屈不挠的抗争
平灭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等明朝“反正”军队的大规模抵抗后，清廷决意继续南下。由于地理、气候原因，八旗满洲的体质不适合炎热气候，于是清廷决定重用三个汉人降将，封孔有德为定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三个大狼狗气焰嚣张，得得而来，即当时所谓的“三王南下”。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从前都是因膀大腰圆有武功，在皮岛军阀毛文龙手下效力。毛文龙收这三个人为“义孙”，孔有德名毛永诗、耿仲明名毛有杰、尚可喜名毛永喜。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这三个“孙子”日后皆叛明归清，孔有德封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顺治六年，清廷改封孔有德定南王、耿仲明改靖南王、尚可喜改平南王。
三个大汉奸均契妇将雏，举家带口，大有为清朝主子不扫南明誓不还之意。
其中，孔有德率二万兵由湖南杀往广西，尚可喜、耿仲明二人率两万多人由江西杀向广东。
耿仲明行至吉安时，听闻北京朝中满洲主子要追究他窝藏逃人的“罪过”，心胆俱裂。害怕被抓入监狱受罪，他自己抢先一步，上吊死了。
其实，当时朝廷正急需他这样的汉人鹰犬，根本不可能为了他们藏起区区千把人而用“逃人法”治他们的罪。
老耿一死，倒“救”了尚可喜，清廷连这位王爷帽子都没给他摘掉，罚银四千了事。
耿仲明一死，“三王”变成了两王，进攻广东的任务，主要交由尚可喜完成。耿仲明的“世子”耿继茂并没有立刻接他父亲的王位，转为尚可喜的副手，爵位仅仅是个“阿思哈哈番”。一年多后，耿继茂才得袭靖南王。
拜佛王爷杀人狂——尚可喜广州屠城
尚可喜，字元吉，辽左海州卫人。其父尚学礼原为明朝东江游击（明军中级官员），在抗击后金（满清前身）战斗中壮烈牺牲。崇祯年间，尚可喜为鹿岛副总兵（今辽宁长海的一个岛）时，邻近的皮岛有明军哗变。尚可喜主动出击，斩拿哗变分子，弹压有功。但不久后皮岛新上任的明朝总兵沈世魁认定他“擅杀”，准备把他抓住治罪。受此小小枉屈，不甘人下的尚可喜顿忘杀父之仇，率数百兵丁向后金投降。而后，他时时充当前驱，杀掠汉人。后金变为“大清”后，尚可喜得封“智顺王”，非常受到重用。
当然，杀父之仇可忘，受枉之仇必报。尚可喜抓住一次机会，率军攻上皮岛，终于抓住并杀掉了与他有过节的明朝大将沈世魁。日后，多尔衮入关首战山海关，尚可喜也属“功勋卓著”之辈，为满州主子尽心尽力。
1649年底，尚可喜派手下大将粟养志忽然出兵，在南雄大败明军，屠城后，攻陷韶州。清军倍道兼程，直扑广州。其间，英德、清远、从化等地相继失陷。
1650年二月初，清军到达广州后，在白云山依山结营。坚守广州的南明将领，是从前李成栋的副手杜永和将军。
对于清军来犯，杜永和准备很充分，不仅在城周广布炮台，他还派人围城掘河三道，使河水和海水相通，只在广州城西北面留出陆地，使得广州呈易守难攻之势。
尚可喜多次招降，杜永和不从。
守城的南明军队誓死抵抗，广州城内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加入守城战斗。见广州难以猝拨，尚可喜与耿继茂分为两部，分为两大进攻部分，准备持久围城，在打消耗战的同时，时刻寻找机会破城。他们四处抓掳百姓，强迫当地人民为清军挖壕修垒。
广州守城战，持续达十月之久。清军拼死冲锋，南明军奋死守卫，双方拉锯一样相互攻杀，士兵、平民死伤数万，加之溽暑疾疫，城内城外死尸成堆。
由于广州城高壁坚，清军久攻不下。
胶着期间，把守西门的明将范承恩降清，开门纳敌，终于使南明守军前功尽弃。这位奸贼，本为淮安胥吏出身，乱世抡枪，混上个将爷当，实则无文韬，缺武略，草包一个，在军中一直为人所轻。大凡没有本事的人，自尊心还特强，对别人的评价十分敏感。一日，城中诸将为永历帝祝寿，广州主将杜永和酒喝多了些，笑骂范承恩是“草包”。就为这两个字，范承恩报复，暗中向清朝投降，广州城最终为清军所克。
范承恩不仅与清军约降开城门，他还率自己人掘开炮台之外用以作掩护的水堰，使得清军能迅速攻入战略制高点。
尚可喜很有演戏天才，他在命令士兵抱草填水洼涉进后，亲自指挥亲兵用长斧砍开外栅。临进攻的时候，他脱去甲胄，摆出要身先士卒率先登城的样子。
其手下亲兵泣谏，几个人死死抱住这位“王爷”，不要他先上。
尚可喜忽地一声抽出腰刀，做自刎状，大喝：“士兵攻城不上，你们又不让我上，让我如何对得起大清皇上，我今天就死在这里吧！”
众亲将听话听声，皆嗷然奋起，掉头往城疾奔当肉盾，率清兵冒死登城。
南明军勇武非常，拼死捍卫城池。由于叛徒范承恩开西门，又有清军新调来的红夷大炮轰崩数十丈城墙，守军终于不支。
经过半天肉搏之后，近万明军被杀，堕入海中淹死的明军几近两、三万人。
见城已破，杜永和只得登船逃走（此人最后在琼州降清，没能善始善终）。
广州城陷，准确日期为1650年十一月三日。
攻入广州后，大汉奸尚可喜怒极，下令屠城。根据各种史料和笔记，可推算出清军在广州城内杀二十多万（不是笔记《橡坪诗话》说的六十多万），血流成渠，积尸成山。广州方园四十里，最终被杀得仅剩七人（《广州城坊志》，黄佛颐）。
当时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
Martini）著有《鞑靼战纪》，他这样记载广州大屠杀：“他们（清军）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杀死，士兵们挥刀高喊：‘杀！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最后，他们在12月6日发出布告，宣布封刀。除去攻城期间死掉的人以外，他们已经屠杀了十万人。”
卫匡国所估之数，只是他眼见耳闻的一个数字。广州周围地区被杀的居民，数目远远不止这些。
值得一提的是，浴血奋战的南明将士中，还有不少信仰伊斯兰教的“达官兵”。“达官兵”最早是明初归附明朝的元朝残军，其中包括蒙古人、色目人等少数民族。由于其间回回人众多，明朝官方文件就以“达”或“鞑”，称之为“达人”、“达官兵”、“土达”等。死于广州城守最有名的三位回族将领，是羽凤麒、马承祖和之浮这三个人，他们被称为“教门三忠”。为此，明朝遣民诗人陈恭尹曾写诗，专门颂赞为大明死难的羽凤麟：天方为教本坚刚，受命先朝卫五羊。生死只殉城下土，姓名不愧羽林郎。血流大地终成碧，骨化飞尘久亦香。世禄几家能矢报，为君歌此问苍茫。
大汉奸尚可喜攻占广州后，坐镇指挥。喘定后，他在广州旧城为自己和耿继茂大修藩王府。饱经战乱的广东人民，膏血横流，成为奢豪华丽王府的点缀。后来，有人上书清廷，指出广东之地不能忍受“二王”坐镇的盘剥，耿继茂才被调镇四川（后改广西、福建）。于是，广东就成为尚可喜一家的地盘。
珠江流域本来就是富庶之地，兼有市舶之利，尚可喜富甲一方，连王府门前的一对大石狮皆用上好良玉雕成，可谓穷奢极欲。
还没放下屠刀，尚可喜就想立地成佛。在广州期间，这个汉奸王爷崇佛多多，广铸佛像，大盖庙宇，现在广州的华林寺、海幢寺、光孝寺等处庙宇，皆是当时他督民所建。民脂民膏，又因他为自己一家的“修行”而流入恶僧之手。 《鼎湖山志》中载有尚可喜致庆云寺主持的一封信，上面写道：“……（我）向年提师入粤，屠戮稍多。虽云火焰昆岗，难分玉石，然而血流飘杵，恐干天和。内返诸心，夙夜自愧……”
老汉奸不打自招，道出他攻占广东时犯下的杀人罪行。所以，供佛养僧，无非是想为他自己和全家祈福消灾罢了。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清。转年，人在这福建的耿精忠响应。康熙十五年，尚可喜儿子尚之信劫持其父，也和吴三桂一起树起反旗。三王联动反清，即清史上的“三藩之乱”。
知道自己儿子参与对清朝的叛乱，七十多岁的老汉奸又气又恼，上吊后被人救治，但不久即惶急而死。
见吴三桂势蹙，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反反复复，不久即向清军“投降”。
天下大定后，清廷寻衅，杀掉尚之信及其兄弟数人，充公尚家王府的全部财产。但是，老贼尚可喜繁殖力强，有子女一百多人，并未被清廷全部杀掉。主要原因是，清廷派人剖棺验尸时，发现这个老贼一身满清装束，深博康熙欢心，觉得他一心忠于大清，就免杀他其余的亲属。
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尚可喜家族余人全被遣返回尚可喜的辽东老家。
有时候，读者们可能觉得苍天无眼。袁崇焕耿耿忠心，被明朝冤杀后，竟无一点血脉传世；尚可喜民族败类，大奸大恶，杀人无数，身后竟子孙满堂。
就在几年前，东北海城的尚氏后裔还花钱请了一些软骨学者，给他们的汉奸老祖下结论：“顺应潮流，认清大局，与时俱进。”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礼义廉耻，黑白颠倒。尚可喜这个杀人魔王、大汉奸，一下子被盖棺定论为“支持祖国统一的立下千古大功的‘好人’”。可叹的是，东莞袁崇焕家乡没有什么纪念设施，而在辽宁海城，却有一座新建的尚可喜纪念馆，其“王陵“还被当地政府出资修萁一新。
是非成败，转头皆空。但人间大义，绝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有所改变。
尚可喜，这位制造广州大屠杀的汉奸，将会被永远钉在中华历史的耻辱柱上！
丹心难为利刃改——瞿式耜桂林殉国
孔有德方面，他的行军步伐，几乎与尚可喜同步。
顺治六年，孔有德在底定湖南后，提军进入广西境内，攻克要隘龙虎关，又陷全州，直逼桂林城下。
永历政权的留守大学士瞿式耜，烈士心态，坚决不逃，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添上一桩色彩浓烈的坚贞爱国故事。
有关瞿式耜在桂林的表现，其子瞿元锡所作《庚寅始安事略》记载最详。
清军节节逼近之时，桂林城内及附近的南明守军有数万之多，特别是赵印选、胡一青、王永祚的滇军，具有一定的战斗能力。可叹的是，兵为可战之兵，将皆庸碌之将。这几个军将不仅天天为争饷夺利搞内哄，他们脑子里没有任何忠孝仁义，完全是兵痞头子观念。
大敌当前，这几个南明将领考虑的不是如何在战略要地防卫城池，而是日夜谋计如何取得更多的好处。
瞿大学士口干辱噪对几个兵头晓以“忠义”，皆成为他们的耳边风。
最让人感到诧异的是，瞿式耜派人催促桂林四周留守诸将移营备战，竟然发现，诸营皆空。
兵将集体遁逃，而且任何招呼不打。所以，清军尖兵还未抵达，明军已经全部逃光。
瞿式耜拍胸顿足大叹：“朝廷以高爵厚饷待此辈，百姓以膏血养此辈，今天竟然一矢不发即奔散，真猪狗不如！”
桂林城内兵将尽奔逃无遣，瞿式耜手下的家仆也星散四奔。甭说，也有个把有良心的，南明总兵戚良勋率几个兵士，牵两匹良马赶至，呼瞿式耜出逃。
瞿大学士瞋目叱喝：“尔等武臣，要去自去！我今天纵然逃走，不过是多活数日。自古至今，谁人不死，但我死也要死得明白，可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莫再饶舌，否则吃我尚方宝剑！”
戚良勋呆楞片刻，掉转马头，飞奔而去。
瞿式耜一身明朝官服，在寂寞无人的府署中正襟危坐。
忽然，大门推开，从门外又闯进一人。瞿大学士定眼观瞧，原来是总督张同敞。这位爷不是别人，乃万历年间鼎鼎大名的张居正张阁老的曾孙。李闯入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文武官员降者甚多，时为中书舍人的张同敞跑出城外，奔向南京。弘光政权倒台，他逃入福建，加入隆武政权。由于他老家在湖广，隆武帝派他去当地收服首鼠两端的流贼残军。可悲的是，时间不久，隆武帝遇害汀州。张同敞忠耿孤臣，闻讯仰天大哭，哀至泣血。永历继位于端州，他立刻奔往依从，一直作为大明的鼎鼎忠臣。
张同敞刚从周围督军而回，隔江遥见桂林城内一片死寂，询问逃亡难民，始知明军早已窜奔，桂林完全无人把守。
明知是危城，偏向危中行。张同尚单人独骑，昂然而入。
瞿式耜见张同敞入，稍感慰籍，劝说道：“我乃奉旨守臣，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您乃军中都督，应该随军俱行。天下事，或尚可为，希望您能出城逃走。”
张同敞凛然一笑：“瞿公您能为朝廷死节，难道我张同敞不能吗？”
二人相视大笑。于是，一直伺侯瞿式耜不去的老兵献酒，二公畅饮欢谈，达旦不寐。
夜雨淙淙，他们遥见城外火光冲天，整个桂林城寂无声响。
鸡唱时分，老兵禀告：“清兵已经入城。”
二人饮酒依旧。
黎明时，瞿式耜平静对张同敞说：“我二人死期近矣！”
清军马队驰至，喧哗斥问。很快，有一队士兵突入，上前要捆绑二人。
瞿式耜慢慢站起，镇静言道：“我们二人已经坐待一夜，何用捆缚！”
当时，大雨如注，清军押二人在泥泞中蹒跚好久，才抵达桂林城内的靖江王府，被押见汉奸王爷孔有德。
据瞿式耜本人的《临难遗表》所记，当时的孔有德身边，“甲仗如云，武士如林。”汉奸王爷，排场极大。
瞿式耜、张同敞二人抱必死之心，面对汉奸贼王，傲然挺立。
孔有德踞地,坐一虎皮垫上。他早闻瞿式耜有忠义之名，举手作恭，问：“哪一位是瞿阁部先生，请坐下说话。”
瞿式耜：“我就是大明留守督师瞿式耜！我们中国人不习惯在地上盘坐。桂林既陷，惟求速死！夫复何言！”
孔有德并无慢怒之色，温言相劝：“我在湖南，已经知道瞿阁部留守桂林。现在入城更知二公不怕死，故意在此不去。本王绝不杀害忠臣，先生您何必求死？甲申闯贼入京，我大清已为先帝（崇祯）报仇，而且祭葬成礼，明朝人应该人人感谢才对。如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希望瞿阁部不要自苦。自今以后，我掌兵马，您为我掌钱粮，安民众，同为大清效力。”
瞿式耜轻蔑一笑：“我为永历皇上供职，岂能为犬羊胡虏效力！”
孔有德面有不悦耳，仍强自隐忍：“我位居王位，于您而言，应无屈尊之理。”
瞿式耜嗤之以鼻：“安禄山、朱泚（两个唐朝叛将）皆自以为王，那是多么下贱的王爷啊！”
孔有德面红耳赤，争辩道：“我乃孔圣人后代，势会所迫，为大清驰驱，事已至此，瞿大人何必太过固执。”
张同敞一旁大喝：“孔有德狗贼，你不要污辱孔圣人。想你从前不过是皮岛毛文龙（被袁崇焕所杀的跋扈大将）手下提尿壶的家奴，怎敢以圣人之裔自居？”说着话，张同敞扑上前痛批孔有德双颊。
一句话，揭了老底。大巴掌，打得生疼。
孔有德大怒，立刻喝令兵士把张同敞五花大绑，逼其下跪。
张同敞大骂不止。
孔有德抡起卫士手中铁锤，砸折张同尚两个胳膊，又挥拳打瞎这位忠臣一只眼睛。
张同尚仍旧大骂不止。
瞿式耜见此，义愤填膺，喝斥道：“这是大明宫詹司马张同敞，自愿入城来与我同死。尔等鼠辈，安能如此折辱义士！”
孔有德不死心，接着劝降：“我二十岁左右，起兵海上，如今已经南面称孤为王。我投诚大清后，拥旄节，爵名王；瞿公，如果您今日降，明天就和我一样为大清重臣。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大清自甲申（1644年）入中国，五年之间，南北一统。大清军队，至县县破，至州州亡！天时人事，盖可知矣！瞿公您守一城以扞天下，屡挫大清强兵，才能已见于天下。如果投降，一定转祸为福，建立非常之功业。如果不降，空以身血膏原野，天下人谁复知之！”
瞿式耜轻蔑一笑。“你身为男子大丈夫，既不能尽忠本朝，复不能自起，于天下逐鹿称孤，恬然为人鹰犬，现在怎么还能以俊杰时务之辞欺我等堂堂丈夫？昔有少康、光武二帝，恢复中兴，天时人事，尚未可知。本阁部受累朝大德，位三公，兼侯伯，一直想殚精竭力，扫清中原。如今，我大志不就，自痛负国。刀锯鼎镬，百死莫赎。别的废话，不要对我多说！”
见劝降无效，孔有德命人把二人拘押于城北一间房子中，饮食公供帐皆精美，待以上宾之礼，接连派左右降人不断前去说降，劝谕百端。
面对说客，瞿式耜一直大哭大呼“大明”，张同敞一直大骂大斥来人。
无奈，劝降之人，皆悻悻而去。
孔有德派人送精美食物，皆为二公斥为“猪狗之食”，掀翻于地。
饿了四天之后，前明一个礼部主事为他们送来饭食，二人才受之而食。
被押期间内，二人幽囚唱和，各答诗篇十余章，总名为《浩气吟》。笔记《明季南略》详记瞿式耜诗八首，现摘录如下，以彰其忠诚报国之心：
○其一
籍草为茵枕由眠，更长寂寂夜如年；苏卿绛节惟思汉，信国丹心止告天。
九死如饴遑惜苦，三生有石只随缘；残灯一室群魔绕，宁识孤臣梦坦然。
○其二
已拼薄命付危疆，生死关头岂待商；二祖江山人尽掷，四年精血我偏伤。
羞将颜面寻吾主，剩取忠魂落异乡；不有江陵真铁汉，腐儒谁为剖心肠。
○其三
正襟危坐待天光，两鬓依然劲似霜；愿仰须臾阶下鬼，何愁慷慨殿中狂。
须知榜辱神无变，旋与衣冠语益庄；莫咲老夫轻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
○其四
年年索赋养边臣，曾见登陴有一人；上爵满门皆紫绶，荒邨无处不青磷。
仅存皮骨民堪畏，乐尔妻孥国已贫；试问怡堂今在否，孤存留守自捐身。
○其五
边臣死节亦寻常，恨死犹衔负国伤；拥主竟成千古罪，留京翻失一隅疆。
骂名此曰知难免，厉鬼他年讵敢忘；幸有颠毛留旦夕，魂兮早赴祖宗旁。
○其六
拘幽土室岂偷生，求死无门虑转清；劝勉烦君多苦语，痴愚叹我太无情。
高歌每羡骑箕句，洒泪偏为滴雨声；四大久拼同泡影，英魂到底护皇明。
○其七
严疆数载尽臣心， 坐看神州已陆沈；天命岂同人事改， 孙谋争及祖功深。
二陵风雨时来绕， 历代衣冠何处寻；衰病余生刀俎寄， 还欣短鬓尚萧森。
○其八
年逾六十复奚求， 多难频经浑不愁；劫运千年弹指去， 纲常万古一身留。
欲坚道力凭魔力， 何事俘囚学楚囚；了却人间生死事， 黄冠莫拟故乡游。
至于张同敞的《和浩气吟》诗，只存一首，也摘录如下：
连阴半月日无光，草蕈终宵薄似霜。
白刃临头唯一笑，青天在上任人狂。
但留衰鬓酬周孔，不羨余生奉老庄。
有骨可抛名可断，小楼夜夜汗青香。
同时，他还写有《自诀诗》一首：
一月悲歌待此时，成仁取义有谁知。
衣冠不改生前制，名姓空留死后诗。
破碎山河休塟骨，颠连君父未舒眉。
魂兮懒指归乡路，直往诸陵拜旧碑。
孔有德劝降不成，退而求其次，表示说，如果瞿、张二人剃发为僧，就说明有放弃抵抗之心，可以饶死释放。
瞿式耜断然拒绝：“现在要我们为僧，即是让我们剃发。剃发，就是投降，我们誓死不降。世上岂有降虏的大明督师！”
被押一个月后，瞿式耜对张同敞说：“我们两个人待死已四十天，可谓是偷生未决。知我们真实心意的，会认为我们是苏武；不知我们心意的，会斥我们为李陵，何能向世人交待？”
于是，瞿式耜手写一封信，故意让手下老兵送给桂林不远的明将焦琏，其中的内容大概是：“桂林城内仍旧有大明兵士未散，驻扎城内的俱是假虏（降清的汉兵），如果援兵大至，这些人一定会反正。”
老兵未出城，即被一位新降的明将搜得此信。
至此，孔有德终于下决心杀瞿式耜、张同敞二人。夜长梦多，孔有德惟恐他们引来明军致使桂林得而复失。
新降孔有德的明将魏元翼，此前曾任南明督粮官，因贪黩无耻受过瞿、张二人处罚。出于报复愤恨之心，他一直想置二人于死地，整日伺窥，终于搜得老兵身上的密信，正是他力劝孔有德杀人。
十一月十六日早晨，忽然有清兵开门，声言“请瞿阁部、张大人议事。”
瞿式耜神色不惊，夷然自苦，对来人讲：“稍等片刻，待我写完《绝命词》。”于是，他凝神静气，提笔写道：“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
然后，瞿式耜、张同敞二人整肃衣冠，向南行五拜三叩头之礼（辞帝之礼），把诗稿置于几案之上，携手同步，走出门去。
行至门外，瞿式耜笑对张同敞说：“我二人多活了四十天，今日，真是死得其所！”
张同敞振作精神，大声言道：“决哉此行！我死后当为厉鬼，为国杀虏击贼！”说着，他从怀中掏出珍藏的网巾戴于头上，“服此于地下见先帝！”
行至桂林城北叠彩山，瞿式耜眺望满目风光，对刽子手说：“我生平最爱山水佳景，此地颇佳，可以去矣！”
刽子手们心怀敬畏，战战兢兢举起大刀行刑……据瞿元锡记述，“顷刻雨骤风驰，当空震雷三声”，桂林城内靖江王府内的孔有德大骇。
城内人民，闻之惊悼，无不泪下掩泣。
广州、桂林两个省城陷落，祸不单行。闻知消息，人在梧州的永历帝肝胆俱裂，慌忙登船，向南宁方向逃奔。
途经浔州，南明的庆国公陈邦傅见大势不好，很想劫持永历帝以为奇货而降清。
永历帝逃跑受惊，第六感觉高度发达，趁大雨滂沱之际，他命令船工冒雨划船，冲险而过。
由于害怕南宁方向高一功的“忠贞营”，陈邦傅没敢尾追永历帝。挑来选去，他就佯装议事，带兵攻袭近在永安的明朝宣国公焦琏，亲自杀掉无备的老同事，手捧焦将军的脑袋当作“见面礼”，向孔有德投降。焦琏将军血战无数，不料竟然死于无耻小人之手。
然后，陈邦傅自告奋勇，主动请缨当先锋，要为清军当向导，杀往南宁。
孔有德心中对陈邦傅很轻蔑，他看中的是陈邦傅手中的“平蛮将军”大印，因为这个大印在广西境内对那些少数民族土司十分管用。得到大印后，孔有德派人把这个叛将软禁在桂林，连官也没有给他一个。日后，李定国攻入桂林，把这个叛贼押送贵阳闹市，剥皮后寸斩凌迟。
瞿式耜死后，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皆遭沦陷。
永历朝廷，风雨飘摇，狼狈不堪。
第十章 永历朝廷活＂曹操” 跋扈骄横孙可望
情景一：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正月。在贵州穷僻的安隆千户所，南明的永历皇帝，瑟瑟发抖，坐在茅草房“皇宫”里面一张藤椅上，愁眉苦脸地“上朝听政”。泥地上面站着的文武臣子，服色不一，总共加起来才四五十人，个个垂头丧气。
情景二：同一时间，贵州省会贵阳城中，永历帝手下的“秦王”孙可望，安居于壮丽宏伟的王府之中。他不仅锦衣玉食贵拟帝王，还自设有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员，完完全全是个成型的小朝廷，甚至王宫中还有“太庙”（庙里有三位“庙王”，当中是朱元璋，左为大西“皇帝”张献忠，右为孙可望的爷爷）。身着王爷服饰的孙可望称孤道寡，满面红光。
相比于汉末曹操得汉献帝，孙可望牛逼得多。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汉献帝名义上还有一套行政班子。孙可望更干脆，他自己私设一套班底，永历帝的班底倒成为草台班子。皇帝成为囚笼中的凤凰，栖于僻远蛮荒，而这位孙王爷，却高居大城的“九重”王府。
无聊而较真的“原则”问题——“一字王”还是“二字王”
孙可望原名孙可旺，是陕西米脂人，无赖子弟，年青时代跟从张献忠作贼，由于他狡黠多智，为大魔头所喜，收为养子，改名张可望。
张献忠只有四个养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艾能奇，老四刘文秀。当然，张献忠时代，这四个人都姓“张”。
大贼头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射死后，军众溃散，张可望保有四万多人，一路冲荡，由四川而贵州，由贵州而云南，最终借沙定洲之乱，占据了云南地区和贵州大部。此时，孙可旺自以为原有名不雅，改名为“可望”。这种改法，很似把“得财”改为“德才”，稍一改动，气象大异。
进入云南后，孙可望为首，称“平东王”，李定国“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刘文秀“抚南王”，至此，大家都过了王爷的“瘾”。
南明的四川巡按钱邦芑率人收复四川大部后，有人劝说，表示孙可望入据云南，可以招徕。当时就有人立刻反对：“孙可望乃张献忠余孽，狼子野心，恐不为我用。”钱邦芑很有远见，他认为孙可望在云南完全一改张献忠作法，不妄杀人民，行事大有纪律，应该争取。于是，钱大人亲自修书，派人持往云南招引孙可望为明朝效力。
此举，大出孙可望意料，他喜出望外，对来人讲：“朝廷文官，从来与我辈为仇，绝不相通。今遣使来问，我怎能不高兴！不过，我们四人称王已久，请转告钱按院，如能替我们上疏，封我等为王，我们肯定以全滇境土人马，归附朝廷。”
显而易见，孙可望开始非常有诚意与明朝修好。钱邦芑文人，作事慎密，他在上报永历朝廷详述孙可望想归顺的同时，回报孙可望说：“本朝祖制，从无异姓封王者。”既便如此，他也没放死话。明朝祖制，确无异姓功臣活着封王，时移世异，一切要听朝廷定夺。
依当时情况，南明朝廷屡屡播迁，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皆败亡，如果弄个王爷帽子笼络一下孙可望，自可换来对方感激涕零的忠顺。但是，永历朝臣书呆子多，争来吵去，一时间难以就孙可望封王之事达成一致。
当时，孙可望本人很主动，派出本来就是明官的老乡杨畏知为使节，到达肇庆拜见永历帝，献上一份重礼，希望永历朝廷封他为“秦王”。
出于各自私心，当时在朝的李成栋养子李元胤、袁彭年以及多位文臣皆反对封王。特别是几个明朝在贵州一地的军头，深恐孙可望为王后受其辖制，纷纷上书反对。
杨畏知虽为孙可望所遣，心向明朝，劝当朝诸公不要吝惜一个王封而变友为敌。变通之下，永历朝廷决定封孙可望为二字王，但很快改变主意，只同意封孙可望为公爵，赐名“孙朝宗”。
恰巧纠葛之际，南明的军阀陈邦傅在广西，势单力弱。他为了扯虎皮作大旗，张大其势，与已经进入两广地区的大顺余部高必正、李来亨等相抗，就想拉拢孙可望。
陈邦傅的手段很奇特，他趁永历朝廷议论未决之时，自己用黄金偷铸一颗重达百两的“秦王之宝”大印，伪造永历帝敕书，封孙可望为王爷，以此来达到交结对方的目的。陈邦傅不仅“封”孙可望为“王”，还“封”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人俱为“国公”。
行使这项“任务”的，乃陈邦傅心腹门人胡执恭。
胡执恭本来就是北京专门制造假印私信的游棍，十多年中屡犯死罪，趁明末大乱之际，逃入军中，得为陈邦傅谋主。他办事很麻利，翻蹄亮掌奔往昆明，一见孙可望，立刻拜倒称臣，献上斗大黄金印，表示说永历帝非常信赖孙可望，然后又详述陈邦傅私下结交之意。
孙可望非常高兴，集结文武和百姓，大庭广众之下，跪受“秦王”之封。高兴没几天，老孙从探子处得知永历朝廷还在商议对他的封王之事，根本没有结果。
恼怒之下，孙可望亲自去见胡执恭，逼问他让他说实话。
胡执恭当然不敢明说封王之事乃他与陈邦傅所为，就诈称永历帝与其母亲太后两个人秘密商议铸王印与孙可望，“外廷诸臣确实不知此事”。
闻听此言，孙可望这个气，又不好发作。他之所以如此渴望得封一字王，最主要目的在于威慑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所以，虽知封王事假，他也要挺下去，装下去。
李定国、刘文秀已知其诈，坚拒胡文恭对他们的“国公”之封，二人表示说“未为朝廷立功，不敢受爵”。
渐渐地，永历朝臣闻知陈邦傅假冒帝敕铸印为孙可望封王之事，一时哗然，纷纷上章弹劾陈邦傅。
老陈死猪不怕开水烫，咬定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朝臣不敢劝陈邦傅这个军头，就派人抓起任南明知州的胡执恭儿子胡钦华，要把他斩首以治其父亲欺君之罪。
永历帝挺厚道：“其父作逆，其子何与？”下诏释放胡钦华。
不久，永历朝的文臣督师堵胤锡从湖南入朝，劝说永历帝：“孙可望盘据云南，怎能禁止他自立为王呢？如果恩出朝廷，正可得其效力。假如他先行一步，执送胡执恭入朝诛之，则显得赏罚之权倒置。不如封他为王，免生他变。”
永历帝、堵胤锡君臣二人密议，铸“平辽王”大印，差遣大臣赵昱前往云南封孙可望。
得知赵昱来滇以永历帝之命封自己为“二字王”，孙可望十分没面子，想派兵中途拦阻，不让他入昆明。
李定国等人相劝：“皇帝使节来，怎能拒而不见！”无奈何，孙可望硬着头皮接见赵昱。
不料想，赵昱是个马屁精。他预先得知孙可望不高兴，怕自己在昆明被杀，所以，甫见老孙，立马下跪称臣，大献殷勤。
见来人如此“懂事”，孙可望也高兴，马上送给赵昱千两黄金，然后他藏起“平辽王”之印，对外佯称弘历帝使节来滇封他为“秦王”。
永历朝臣知悉此情，纷纷咬牙切齿，吓得胡昱本人不敢回朝。
云南方面，时间一久，军民人等多知孙可望没有得到“一字王”的王封，窃议纷纷，使得孙可望如坐针毡。羞恼之下，他派人入朝，恳请永历帝实封他为“秦王”。
阁臣严起恒、户部尚书吴贞毓以及兵部侍郎杨鼎和等人更加较真，就是不同意加封孙可望为“一字王”。
老孙派人携数万黄金白银和贿诸人，皆遭拒绝。于是，愤恨至极的孙可望露出狰狞面目，派其手下贺九义带兵五千人以扈驾为外，前往南宁，刺杀了大学士严起恒和杨鼎和，吴贞毓出差在外，得免被杀。
杀人示威之后，孙可望再派杨畏知与龚彝二人入朝，一定要得到秦王之封。
当时，入朝面君的李自成妻弟高必正（高一功）得知此事，唤来孙可望来使，正色训斥道：“大明本无异姓封王之例。我等攻破京师，逼死先帝，滔天大罪，蒙恩遇赦，为当今皇上驰驱，得封公爵。你张献忠一党窃据云南，罪固减等，封公爵足矣，怎敢妄求王爵。自今而后，尔等应该与我一起，赤心报国，洗去贼名，勿欺朝廷孱弱。否则，我两家士马相当，当与尔等一战！”
高必正虽如此说，他手下的“忠贞营”力量，远远弱于孙可望之军。
1644年前，大顺军有一统中国之势。山海关之败，李自成开始走霉运，最后在湖北被农民杀掉。自那时起，大顺军一蹶不振，而且一直没有出现过核心领导人物。高一功，李过二人所统的陕甘部大顺军在李自成大败后减员不多，他们在湖南地区归附明朝，却广遭当时南明督师何腾蛟的猜忌。这只军队，一直受南明大臣堵胤锡重视，隆武帝赐其名曰“忠贞营”。忠贞营主将是李过和高一功，李过乃李自成侄子，高一过乃李自成妻高氏的兄弟。隆武帝赐李过名“李赤心”，赐高一功为“高必正”。李过不久病死，只剩下高一功独挑大梁。在湖南时，堵胤锡与左良玉旧部马进忠有矛盾，就让高一功率军进驻本为马进忠所守的常德。当时，高一功部几十万人马，已被力量狭窄的南明督师何腾胶遣散了一半多，可军队的战斗力还不差，大张旗鼓往常德进发。马进忠害怕自己被吞并，尽驱百姓，把常德抢空后烧成白地。闻知消息，急得湖南主政的何腾蛟直跳脚。再找二只军队，踪迹全无。清军迫在眉睫之际，何腾蛟呆在湘潭，竟然找不出任何一支大部队来护卫自己，以至于清军趁机突袭，把这位何督师生擒。
清朝“三王”南攻之时，高一功自提五千精兵朝见永历帝，竭显忠心。当时，陈邦傅拉拢高一功，称之为舅，劝他入肇庆劫驾，吞并李成栋之子李元胤的军队。高一功对此非常反感，对手下讲：“我虽曾为朝廷大贼，行事却磊落光明，怎能做出这等猪狗之事！”不久，见永历朝中朋党斗争激烈，众将不和，高一功只得率部转移。清军大举进攻两粤，高一功率忠贞营主力自南宁入夔东。途经湘西时，当地苗兵发动攻击，高一功中箭身亡。他死后，李来亨任主将，在四川坚持抗清达十四年，但那时已不打“忠贞营”旗号，称为“夔东十三家”。
孙可望派来的杨畏知，本来就心向朝廷。入朝之后，他向永历帝具告云南虚实，认定孙可望奸诡难测，请求永历帝要加以预防。阁臣吴贞毓与其定议，同谋为国家事。
永历帝很感欣慰，拜杨畏知为夺阁大学士。与其同来的龚彝是孙可望心腹，他见杨畏知得以大学士之封，与朝臣深交，自己一无所得，妒恨之下，回到昆明就向孙可望告状，说杨畏知“卖主求荣”。
怒极的孙可望立刻招来杨畏知责问，责斥他为何“卖主求荣”。
杨畏知乃耿直人，闻言大怒：“狗贼，我主乃当今皇帝，何卖之有！”几句话讲不顺，二人互骂，杨畏知摘取头上冠帽，击打孙可望。
老孙横怒，抽刀迎头就剁，把这位老乡杀于殿中。
永历朝廷得知孙可望杀杨畏知。怕老孙狗急跳墙，就派人封他为一字王，但仍不封他“秦王”，封为“冀王”。孙可望不买帐，大怒道：“我久为秦王，安得屡屡改封！”
他手下心腹进劝：“大丈夫当自己作主，何必朝廷来封！”
于是，孙可望再不顾及永历朝廷，索性大摇大摆自称“秦王”，四处用印。
孙可望“王封”问题久拖不决，南明国事衰竭速度倒很快。
清军孔有德部大破桂林，杀督师瞿式耜，明将陈邦溥向清军投降，永历帝乘船奔逃。
本来，永历帝想逃往贵州，被大学士吴贞毓劝止：“孙可望跋扈无礼，如果入黔，则满朝俱为其所制，国事危矣！”
永历帝的随行宠臣马古翔暗中通款孙可望，在垦请永历帝入黔的同时，他与太监庞天寿私下讲：“今日天下大势，已归秦王，吾辈应早早与秦王结纳，以为退身之步。”于是，他们找到孙可望派到永历帝身边扈驾的二位军将曹延生和胡正国，告知说要与朝臣一起劝永历帝把皇位“禅让”给孙可望。
曹、胡二将虽是孙可望手下，颇知礼仪，大惊：“此等事何可轻议，我二人仅来护驾，只向秦王传报军情，不敢私议国家大事。”
马古翔不死心，暗中派人持密信劝孙可望为帝。
由于有李定国等人在，孙可望不敢乱来。惟恐人心不服，他便先表示要迎永历帝入贵州，挟天子以令诸侯，走一步看一步。
曹、胡二将素有忠心，忙把马古翔与孙可望之间的阴谋告之阁臣吴贞毓，希望永历帝不要轻易入黔，暂驻广西边境，以维系人心，号召远近。
但是，清军大军步步逼近，永历帝再不移驾就会成为俘虏。抓住这次机会，孙可望立刻派三位大将率重兵“迎接”永历帝，把从南宁逃出的永历帝接至贵州安隆千户所“安顿”。
安隆之名，也由永历朝臣改为“安龙”，这样一来，听上去还有些心理安慰。此时的永历朝廷，文武官员仅几十人，即使加上所有兵丁、家属以及后勤人员，这位皇帝手下才三千人不到，几乎成为光杆皇上。
孙可望派严兵“护卫”这座小城，永历帝成为他的笼中之鸟。
老孙本人，移镇贵阳，大造王府，开设六部，俨然使得安隆的永历政权倒成为他的“影子”政权。
幸好，李定国、刘文秀对南明表效忠心，派人送来大量银币、食物，永历小朝廷总算能得到一丝心理慰藉。
在贵阳，孙可望俨然一方之主。他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委派文武官员数百，并令刻期朝见，加以私恩。只要发现单线同永历帝有联系的人，立刻诛杀。
孙可望朝廷全须全尾，不仅有宰相、六部尚书、御史，连“翰林院编修”都有。他还下令铸印信，印文用八叠文，把明朝原来的印信全部替换掉。
他手下的礼部主事方于宣非常会拍马屁，亲自为孙可望撰写“国史”，书中称张献忠为“太祖”，并作《太祖本纪》一传，把张献忠比为汤武之君，斥崇祯帝为桀纣之君。
孙可望见此，也觉过分，说：“也不要如此之甚！”
方于宣挺胸讲道：“古来史书皆如此。不如此记述，不足以弘扬开创之勋劳！”
这位翰林还极尽谄媚之事，专门为孙可望订制天子仪驾和“九奏万岁之乐”，作诗歌功颂德，仔细研究大臣朝见“秦王”的朝仪，使得孙可望本人很有“天子”的感觉。
见火侯差不多，方于宣屡次劝孙可望为帝。
孙可望坦言：“我登九五，又有何难，但恐人心未附。”
方于宣进言：“朝内与国主您相左者，惟吴贞毓几人，川黔两省，仅钱邦芑几人，杀掉这几个人，其余皆不足虑。”
孙可望：“吴贞毓好处理，但钱邦芑在外有兵，川黔人民众望所归，现在杀之，恐士民解体。”于是，他就派人持书信，催促人在四川的钱邦芑入贵阳“朝见”。
无奈之下，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这位南明巡按大人被逼得只能自剃为僧。为此，孙可望“外虽怒骂，内实惭愤”，仍旧让人劝他来贵阳向自己表示拥戴。
钱邦芑作诗答曰：“破衲蒲团伴此身，相逢谁不讯孤臣。也知官爵多显荣，只恐田横客笑人。”忠于明朝之意，顿显于诗。
孙可望大怒，派人把已经为僧的钱巡按械押入黔。
南明的庆国公陈邦傅劫持永历帝未果后降清，一直呆在桂林。李定国攻入桂林后，孔有德自杀，陈邦傅被活捉，父子俱被枷以重枷，囚车押送贵阳。
孙可望史来先前陈邦傅派来送黄金假王印的胡执恭说：“如果你一直与陈邦傅在一起，肯定早就投降清朝了。”
于是，孙可望派人在闹市把陈邦傅父子先剥皮，后碎剐，肢解喂狗，并派胡执恭“监刑”。
眼见昔日恩公父子惨嚎被剐，老胡惊悸成病，“临刑”后不几天就死掉，其实就是吓死的。
武治武攻两不误——孙可望的内外“进取”
稳坐贵阳城内王府，孙可望在永历帝在手，确实达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收编了大量残明武装势力，成为南明各种军事势力的“大盟主”。
他派李定国率军进攻湖广，刘文秀进攻四川。冯双礼率一部万余精兵，最先出发，自贵州直杀湖南，一下子就攻克了清军所占的沅州（今湖南芷江）。
不久，李定国提兵入湘，与冯双礼部配合，攻下靖州和武冈。
湖南的清军向广西孔有德告急，求他发兵相救。由于先前孔有德向湖南借钱饷遭拒，如今得报，不忧反喜，拒绝出兵相救。
李定国等人一路克捷，长江等重镇尽归明军所有，整个湖南地区仅仅有岳州和常德少数几个州县在清军手中。
孔有德对湖南清军坐视不理，其实也是为他自己掘坟挖墓。由于湖南清军大规模后撤，在广西的孔有德军队实际上被孤离起来。
由于久胜自负，孔有德并未四处调兵回守桂林，仍旧一副运筹帷幄的派头，在靖王府中发号施令当诸葛亮。
结果，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六月，乘胜得势的李定国率明军猛攻全州，一下子就全歼了孔有德派驻在那里的守军。这时候，孔有德如梦初醒，赶忙派部将孙龙、李虾头二人提大军从桂林出发趋至兴安的严关据险堵迎李定国，结果一战即败，二将皆被明军打死。
孔有德自率大军与李定国大战于大榕江，再遭惨败，清军弃甲断骼遍布溪谷。
苍惶之下，孔有德只能退守桂林。此时，他急忙下令南宁、梧州、柳州等地清将回援，为时已晚。
李定国手下明军勇奋，仅用四天就攻克桂林坚城。
大汉奸孔有德哀声叹气，派人把全家聚集于一堂，尽陈多年搜掠的奇珍异宝，命令属下点火，阖家自焚。
临死，他自作忠勇状，叹息道：“城亡与亡，臣子大义！”这个满清走狗，见识还不如他的老婆。举火之前，孔有德老婆把年才数岁的儿子孔廷训交予一个卫士说：“如能带此儿逃脱，就让他入庙为僧，千万不要学他父亲，一生作贼，致有今日下场！”
不过，孔廷训这个孩子没能逃出，很快被明军活捉，押了几年后杀掉。
孔家唯一逃出的，乃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这位孔四贞在传奇小说中很有名，都讲她是顺治帝的梦中情人。真正的历史中，她确实是个很了不得的扫帚星。回京之后，清廷赐她白金万两，食郡主食俸。后来，她下嫁清朝的抚蛮将军孙延龄。吴三桂造反时，孙延龄投降，孔四贞又陷危险之中。得亏吴三桂很快败亡，孙延龄本人被吴三桂的孙子杀掉。
不过，孔四贞化险为夷，最终安全回到北京。北京的“公主坟”地名，正是得自这位孔姑娘——传说而已，其实那里葬的是清朝嘉庆皇帝的两个女儿。
大汉奸孔有德原为明朝东江总兵毛文龙部下，叛归清朝后，甘为驰驱，效忠忙乎许多年，落个焚身碎骨，血胤无存。
仅仅一个多月时间，李定国带军四击，打得清军全线撤退，广西全省复归南明境土。不仅如此，人在广州的清朝汉人“二王”尚可喜和耿继茂也被吓坏，命令广东与广西接境的州县不要正面抵抗李定国明军，回撤于肇庆一带观望。
倘使李定国步步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广东也必将为明朝所有。
听说清朝亲王尼堪率满洲劲兵向湖南进发，孙可望无远略，把李定国调往湖南，最终丧失了全收两广的良机。明军一撤，清军卷土重来，不到一年时间，原先收复的广西大部分土地区性次第沦陷。
清朝的尼堪亲王，本来是要经湖南入黔与吴三桂等人进攻贵阳。半路，听说桂林的孔有德败死，清廷震骇，忙下令尼堪迅攻湖南宝庆（今邵阳），然后往广西行军。
尼堪乃清朝名王，屡立功勋，根本不把明军放在眼里。他率精兵进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前锋已经与李定国军相接触。果不其然，明军一接即溃，掉头逃亡。
尼堪大喜，即刻拍马上前，率领八旗精兵奋勇冲杀。
出乎他的意料，此次明军的“交战即溃”，不是真逃，乃李定国诱兵之计。
二十里外，密林之中，明军早已设下重伏，就等着清军入套。
结果，铳炮大发，箭雨狂飞，埋伏明军呐喊冲杀，把清军打得猝不及防，大败亏输。
乱战之中，尼堪亲王从高头大马上被一个南明士兵用长枪挑了下来。由于他一身黄金甲胄和亲王服饰太显眼招人，登时围来十几个明军，你一刀我一枪，把尼堪王爷砍刺得七零八落，只剩下大脑袋相对完整，被明军用刀挑起拿给李定国请功。
清军大败之余，丝毫不敢回顾，奔回长沙，闭门死守。
尼堪亲王以及这么多满清“真鞑”被杀，对清朝的震慑作用，不言而喻。正如黄宗羲所言：“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可堪扼腕叹息的是，面对如此大好局势，南明主政的孙可望妒火攻心，竟然在关键时刻下令明将冯双礼等人撤退，没有参加李定国的合围行动，丧失了全歼尼堪手下八旗精骑的最佳机会。而后，他开会为名，想诱骗李定国加以杀害。
得知内情后，李定国抚膺叹息，于永历七年二月底放弃永州（今零陵），经由龙虎关撤回广西。
见李定国连胜清军，孙可望也想露一手。
岔路口之战，孙可望遭到重创，被清军打得大败，奔返贵阳。清军大掠靖州、辰州、沅州等地，杀死平民数十万人，千里丘墟。至此，孙可望再不敢产生与清军争胜之想，只想保持割据一方的地位。
四川方面，孙可望派去的刘文秀一军在永历六年秋天连连取胜，最终把吴三桂等数部清军打得退守保守（今四川阆中）。当时清廷已经下令，决定让清军放弃全川，退回陕西汉中一带，全保陕地。
可惜的是，刘文秀不知“穷寇莫追”之说，死缠烂打保宁城内的清军，孤城之下犯险，最终反被吴三桂孤注一掷的决死战法击败。结果，数万明军被杀，清军死里逃生不说，实现了全面大翻盘，刘文秀率残军退回贵州。
本来就恨刘文秀与李定国穿一条裤子，孙可望抓住机会，削夺刘文秀兵权，把他发回昆明软禁。
保宁战斗结束后，身经百战的大汉奸吴三桂感叹：“我生平交战无数，平生未遇如此劲敌！”富贵险中求，吴三桂为清朝又立全取四川的大功。
安龙方面，孙可望对永历君臣一直严加注意。其间，本为永历帝亲信的马吉翔，一直向孙可望投怀送抱。
这位马古翔，北京大兴人，市棍出身，本性狡黠，是个知书识字的高级地痞。他年青时代在北京给宫内太监家中当仆人，后为书办（太监的文字秘书），在太监圈子里人缘很好。后来，他跟随太监高起潜出外监军，窜入锦衣卫籍，获得都司之职，开始有了政治发迹的本钱，送银送物之下，被外派为广东都司。所以，北京甲申之变，马吉翔本人正在广东，逃过一劫。隆武帝在福建继位，马吉翔自陈原本是锦衣卫世家出身，获授锦衣卫指挥，冒升为皇帝身边的禁卫军高级首领。他奉命到湖南等地巡视时，玩命巴结当地诸将，只要有鸡毛蒜皮的功劳，就要在奏表中放入他自己的名字，于是连连升官，很快做到“总兵”。永历帝继位，马吉翔给新皇身边的人广送厚礼，得封文安侯。
由于马吉翔自小行走于太监门下，他深知巴结皇帝身边宦官的重要性。成日小恩小惠，刻意交结打点，使得宦官们心甘情愿为他当耳目。所以，永历帝一举一动，他无不预知。
由于善于迎合，十分乖巧，永历帝与其母特别喜欢这位马侯爷，认定他忠勤无比，让他操持朝廷戎政大权。
到了安龙，永历帝落地凤凰不如鸡，马吉翔自然要另攀高枝，遂与提掌禁卫军的太监庞天寿交结孙可望，想逼永历帝禅位孙可望，谋求大富贵。
为此，他持白绫一幅以及数锭金元宝，找到善画的武选司郎中古其品画一幅《尧舜禅让图》，准备献给孙可望。
古其品不像现在的“艺术家”们那样人格卑下只为钱，愤怒拒绝。马吉翔为此向孙可望偷偷告状，古其品被孙可望抓去贵阳，活活打死。
为了凸显马古翔和庞天寿二人的威权，孙可望特意向安龙发来指令，表示说朝廷大小机务，一概由二人秉持。如果有大臣“犯法”，也由二人全权处理。
永历帝渐知马吉翔对自己不忠，很想杀掉他与太监庞天寿，但慑于孙可望势力，不敢轻易下手。马吉翔与孙可望手下大臣方于宣等人密切勾结，想改国号为“后明”，立孙可望为帝。
忧急之下，永历帝对亲信内监张福禄说：“孙可望无夏人臣之礼，奸臣马吉翔、庞天寿为其耳目，朕寝食不实。听说李定国精忠报国，军声大震，希望你们能把朕密敕交予他，让他来救出朕身虎口，脱离孙可望控制。”
内监张福禄出主意，他告诉永历帝说，言臣徐极、林青阳、胡士端等人一直一疏劾奏马古翔，可让他们想办法联系李定国。于是，林青阳以请假回家奔丧亲为名，前往李定国处联络。
马吉翔不久得知此事，即刻派人密告孙可望，说永历君臣已经联系李定国，准备“谋反”。
孙可望大怒，立刻派亲信郑国率兵入安龙问罪。
最后，牵引勾连，包括大学士吴贞毓在内，十八个大臣被尽数逮捕，最后判罪：“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皆处以死刑。
永历帝忧愤至极，也救不得人，眼睁睁看着十八个大臣被孙可望军人处死，这就是南明的“十八忠臣案”。
这些人虽然都是文士，皆慷慨悲歌，与朝臣纷纷赋诗作别，勉励说：“我们这就样去了，中兴大业，交予诸位。希望诸位忠于朝廷，切不可像马吉翔、庞天寿那样卖主求荣。能如此，我们虽死犹生！”
言毕，诸忠臣引颈受戮。
十八忠臣即死，永历朝廷在权皆归马吉翔、庞天寿，完全成为贵阳孙可望的傀儡附庸。
跋扈更胜曹孟德——孙可望的一意孤行
杀掉永历帝手下十八文臣后，为了阻止李定国迎驾，孙可望派手下总兵张明志、关有才二人率兵前往广西，准备趁机袭攻李定国。
当时的李定国，刚刚处于二次入粤新会大败之际，手下残兵仅仅一万多人，驻扎于广西南宁，势单力弱。
听闻张明志、关有才二人提数万精兵前来，计出无所，他急召手下文士金维新和总兵曹延生商议对策。这二人倒是不慌，他们讲：“张、关二人所率兵马虽多，大部分都是您昔日的部下，安敢相敌。张明志从大路来，我们可从归朝土司小路走，抄其后路，定然大胜。然后，我等率兵趋安龙，迎皇上入云南，此举名实并收！”
李定国依计，率兵从小路抄张明志等人的后路，果真一举成功，大败来军。除跑掉的兵卒外，又得残兵数千人，连夜直奔安龙。
孙可望听说张明志兵败，料定李定国定要去安龙迎永历帝，就派大将白文选率数百精兵从贵阳出发，要他迅速劫走永历帝。
他算计得很好，但没料到白文选归附明朝后一直与南明四川巡按钱邦芑关系密切，心向帝室。所以，他到安龙后，一直以无运输工具和马俱为借口，拖延不去，等待李定国来安龙。
缓了两天，终于等来李定国大军，白文选大舒一口气。
李定国送白文选回贵阳前，动情地说：“我与秦王，原无嫌隙，义为兄弟，应该同辅国家，如此，天下何事不可为！希望你回贵阳后，代我二人调停，我将拥戴圣驾入昆明。”
面君之时，李定国对永历帝竭尽忠诚，倾诉肺腑。
永历帝颠沛久之，见有如此纯臣来护，感动得泪下沾襟，他拉着李定国之手说：“久闻忠义，恨见卿晚！”
于是，永历十年（1656年，顺治十三年）月底，一行人拥永历帝前往昆明。行至曲靖，李定国请永历帝暂驻跸，他本人率军先去昆明。
昆明城内，有孙可望的手下抚南王刘文秀和固原侯王尚礼。周边地区，大将王自奇驻军楚雄，大将贺九义驻军武定，共约二万多人。除刘文秀以外，其余三将皆是孙可望心腹。还好，昆明城内还有明朝的黔国公沐天波，他与刘文秀一道，劝几位将领迎永历帝入城。
本来几个人还想拒绝，无奈李定国来得快，孙可望与永历帝又没有正式撕破脸，三将不敢明白相抗，只能与刘文秀、沐天波一起出城相迎。
由此一来，永历帝终于进入昆明，找到一块根据地。
永历帝这次很“大方”，立刻封李、刘二人为“一字王”，李定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并晋升白文选、王尚礼等人皆为公爵。
昆明城中，孙可望心腹中最狡黠的是张虎，他只得个淳化伯的爵位，怏怏不快。
众人商议，借着派张虎议和为名，把他打发前往贵阳。
临行，永历帝从头上亲拔金簪一枝以赐张虎，说：“秦晋二王，义当和好。和议若成，必封爱卿为公爵。以此簪赐卿，以为信物！”
张虎临行，密见王尚礼和王自奇二将，说，“我此行不久，必与秦王整兵来取云南，不知你二人如何接应？”
王自奇：“王尚礼可率亲兵在昆明城内为内应，我兵马驻扎楚雄一带，只要秦王来攻，我定出兵楚雄，夹攻之下，二十万大军，对李定国、刘文秀三万兵，定能得胜。”
张虎到达贵阳后，立即把永历帝封他为伯爵的印信交给孙可望，丑表功说：“当时如果我不受封，恐怕因疑被杀。臣受国主您厚恩，岂能相背！”
接着，他取下头上金簪，“臣临行时，皇上赐我此物，让我刺杀国主报功，答应封我二字王，臣不敢忘恩，告知国主。”
这一番添油加醋，激得孙可望更加愤怒。
见火侯已到，张虎又劝：“皇上在云南，端拱而已。内外大权，皆归李定国。而李定国所信，惟有中书金维新等人，终日升官晋爵，没有远略。今昆明兵马，不满三万，人无固志。国主您如果出兵，可唾手而得！”
孙可望手下的翰林方于宣也急劝孙可望入云南，取代永历称帝。
回家后，他得意地对家人讲：“国主登基，我必为首相！”
不久，永历帝派白文选来劝孙可望，差点被孙可望杀掉。众将相劝下，孙可望才饶过白文选。
昆明城中，永历帝为树恩威，大肆封赏，任用了一大批官员，惟独户部左侍郎龚彝辞官不受：“为臣在云南受封孙可望十年厚恩，不敢受陛下官。”
云南官员闻之皆很愤怒，指斥他说：“你身为明朝进士，世受国恩三百年而不报，反念孙可望十年之恩，真不是人！”
龚彝恬不知耻，不以为意。他倒不是多么“孤忠”，而是认定孙可望兵多将广，昆明很快就要变天。
不过，路到绝处开生面，人到后来看下场。龚彝这个人，当时广为人所诟病，但后来永历帝被清朝押回昆明，他却以当着皇帝面自杀的方式，作了永历帝生前看到的最后一个南明忠臣。
至于马吉翔，本来已被李定国派手下将领拘押。这个京油子能说会道又出钱，把看押他的兵将哄得特别开心，引之为友。恰好李定国手下金维新等人常到那位军将家议事，马吉翔又与金维新等人打成一片，一帮人在李定国面前极赞马古翔之好，齐口为他诉冤，说从前之事，皆别人嫁祸于他。
李定国早知马古翔臭名，深不以为然，但禁不住手下这么多人说他好话，便唤来一见。
马吉翔一见李定国，立刻下拜叩首，称赞道：“晋王您有再造国家之功，千古无匹，从此以后，青史流芳。我马吉翔今天能活着见到您，死也瞑目，至于我自己的是非冤苦，皆不足说！”
京棍如此能讲，真有高超至极的舌辫。他根本不为自己诉冤，就一下子博取了李定国的好感。
大悦之下，李定国与他握手谈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并留马吉翔于府中数日。
李定国是个憨直人，从没见过这种京油子，很快被马古翔哄得身心俱软，堕入其术中而不觉。
由于老马情商极高，他不久就把李定国左右军将皆哄得团团转，交口称赞他是好人。
一次，酒席宴间，马吉翔对金维新等人讲：“晋王功高得封，你们却仍旧是原职。如果能让我在皇上左右奔走，必定为诸公讨得高爵。”
诸人大悦，马上劝李定国：
“马吉翔原本朝廷旧人，应该让他重新入朝担任要职。如此，他归诚殿下，日后一定会在朝中照应我们。”
李定国深以为然。于是，他就推荐马吉翔入阁办事。
永历帝深恨马古吉翔，但又不能驳自己的“恩公”李定国面子，不得已而从之。
马吉翔否极泰来，重掌朝权。相比之下，太监庞天寿就智商低得多。李定国一入安龙，他就畏罪自杀了。
马吉翔入阁后，一方面挟李定国之威以要胁永历，一方面又借永历之宠以耸动李定国。内外大权，未满一月，重归马吉翔之手。
十八忠臣地下有知，肯定是冤气冲天。
由于以为可以与孙可望相安无事，永历帝就派刘文秀率兵入川。既然得封蜀王，刘文秀很积极，在永历十年春，他提兵复入蜀地。
一年时间不到，由于孙可望犯滇，李定国急忙把刘文秀招回。由此，南明就无法再对川地加以经营，听任清军蚕食鲸吞。
贵阳方面，心有不甘的孙可望遏制不住怒火，蠢蠢欲动。
翰林方于宣为当“开国功臣”，更是一力窜掇：“如今皇上在昆明，李定国相辅，人心渐归。臣希望国主早正大号，封拜文武世爵，则人心自定！”
于是，孙可望意志益坚，日夜训练兵马，随时准备进击云南。
当时，明朝的四川巡按钱邦芑被软禁在贵阳的大兴寺中，深忧国事。他通过人找到白文选，让他为国出力。
白文选为难：“我本人决不负朝廷，但只身一人，决难成事！”
钱邦芑说，“孙可望属下的马宝、马进忠、马维兴三人，皆是朝廷昔日勋臣，世受国恩。孙可望如果犯阙，一定选用你们为将，到时候，他们三人一定帮忙。”
听此言，白文选心中稍安，私下与三马相见，相约扶国。
永历十一年（1657年，顺治十四年）八月初一，孙可望于贵阳誓师发兵。他以白文选为“大总统”，以马宝为先锋将，合兵十四万，直扑云南。
十八日，兵渡盘江，云南大震。
昆明城中，王尚礼私约龚彝等人为内应。人在楚雄的王自奇本来约好要与孙可望夹击昆明，但他先前因醉误杀李定国营将，畏罪逃走，率兵远达永昌，所以没能及时策应孙可望的军事行动。
行至距曲靖三十里以外的交水，孙可望列三十六座大营，军威赫赫。
昆明城中，李定国、刘文秀二人相顾失色。
刘文秀表示，“昆明城中有王尚礼等人为孙可望作内应，再迟二十天，王自奇在永昌得知消息，肯定会引兵而来。到时候，我们腹背受敌，不战自溃。不如现在我们还有时间逃往交趾，犹可自全。”
李定国摇头。“交趾兵也有不少，我们兵力总共才不到三万，拖家带口，怎能占领交趾呢？不如我们往沅江、景东方向进发，攻取土司地方安身。”
商讨二日，终不能决。关键时刻，曲靖的孙可望手下“大总统”白文选突然率全营万余兵将拨营而出，决意拥戴永历帝。他安排好自己的部队后，先带十余骑出奔，直入昆明，入宫与永历帝相见。
李定国、刘文秀不知情实，闻讯大骇，连忙入宫。
白文选说：“此时我们应该迅速出兵与孙可望交战，马宝、马维兴等数将皆暗中与我有约，稍有疑迟，事机必露，大事去矣！”
李、刘二人犹疑，以为白文选使反间计，不敢听信他的话。
白文选看出二人心思，大声道：“如再迟不发，我辈死无葬身之地！如果我有一字诳骗皇上、有负国家，当死于万箭之下！我现在先赴阵前，你们马上整兵速进！”
言毕，白文选上马驰去。
李定国、刘文秀二人，此时亦无退路，只得整兵策兵，前往交水安营。
他们与孙可望士军只隔十里。对方有三十六营，而李、刘二人仅三营而已。
本来，当白文选忽然叛走之时，孙可望恐人心不附，打算退兵，召诸将计议。
马宝害怕大军回贵州后，自己先前与白文选的密谋泄露，便挺身激劝：“白文选所领不及万人，而我军十倍于对方，为什么国主您以白文选一人之故为进退，难道我辈不是人吗？”
孙可望手下猛将张胜也拍案而起，大叫：“我一个人出马就可活捉李定国！白文选什么东西，何必拿他当回事！”
这样一来，孙可望大喜，以为军心可用，笑说：“诸将如此，吾复何忧！”
大清早，孙可望登高，算了算李定国大营人数，知道昆明之兵尽出，就对张胜说：“你可率马宝等人简选七千精骑，连夜走小路去昆明城下突袭。城中有王尚礼等人接应。昆明一破，李定国一军家属尽在城中，定无战心！”
张胜得令，约马宝一共进兵。马宝忙遣人持密信至李定国营，催促对方马上出战，否则张胜提前一步到昆明，大事皆去。
这一天，是九月十八日。本来李定国约孙可望二十一日决战，接此信，骇然大惊，忙遍召诸将，命令连夜拔寨，于十九日黎明提前总攻。
孙可望心中有底，从容应战。
对阵之初，刘文秀手下大将李本高从马上摔下，被孙军杀掉砍头，刘文秀军小却。
见状，李定国心慌。孙可望在高岗山望见此景，急挥令旗，命令诸营进击。
李定国、刘文秀与孙可望共事多年，深知其谋多智广，又众寡不敌，心中生惧，商议阵前退兵。
幸亏白文选拍马而来，在旁怒斥：“张胜已提兵往袭昆明。如果现在退兵，孙可望以精骑蹑追我军之后，士兵肯定惊溃散亡，我们不可能活着回到昆明。前进死于战阵，难道不比后退死于追兵马蹄之下强吗？何况，孙可望军中马维兴等人均与我有约，假如我们决志而前，他们必定阵前反戈！”
见李定国、刘文秀仍旧沉吟不决，白文选大喝一声，策马而前，先率手下五千铁骑直冲孙可望大阵。
望见马维兴军阵不动，白文选知道对方有心，直奔过去。马维兴军不放一箭，忽然开阵，腾出空档，放白文选马队驰入。片刻之间，二将合营，直抄孙可望后阵。
他们所向披靡，连破数营。
孙可望在高岗见此情状大惊：“马维兴与诸营都叛我啊！”其余诸将见此惊骇，皆无斗志。
直到这时，见孙可望军中旗帜渐乱，白文选、马维兴二部合力击杀，李定国、刘文秀立刻抓住时机，率军队突前奋击。
孙可望军败如山崩，拨马返身狂逃。
见战场胜负已决，李定国要刘文秀与白文选等人继续追击孙可望，他本人率兵疾驰，回救昆明。
孙可望手下将张胜地走小路，五天内即赶至昆明城下，准备攻城。城中王尚礼披挂骑马，正欲接应，却被沐天波骗入朝中，软禁起来。
张胜等了半日，不见城内有人接应，只得硬着头皮下令攻城。欲挥令旗时，他忽然看见城内碧鸡坊的门楼上高悬“飞报大捷旗”，非常纳闷，就问城外居民那大旗是什么意思。
居民讲：“李晋王在交水杀败秦王，昨夜差人报捷，故而竖旗。”
马宝趁机说：“我们大营兵败，李定国必派兵截我们后路，现在只能撤退为上！”
于是，张胜、马宝等人再不敢攻城，纵兵城外大掠一番，趁乱逃走。
城中被软禁的王尚礼听说张胜撤走，知道事情败露，惊慌中以腰带上吊自杀。
张胜回撤途中，在浑水塘正遇李定国，双方列阵死战。由于只有这一条退路，张胜挥兵拼死杀前，一时间杀得李定国军几乎不稳阵脚。
刚经交水大战，未及修整，又连夜赶路，李定国军战斗力消耗极大，打了近一个时辰，疲态顿现，李定国属下士兵扛不住，呈现全线溃败之势。
列于张胜阵后的马宝发现情况不妙，马上向张胜兵阵连发大炮，呐喊杀来。
张胜虽是勇将，见此也不得不惊，大叫：“马宝也反了！”拍马就逃。
跑了一宿，张胜半路见自己部将李承爵来迎，心中大喜，庆幸自己终于逃得一命。
二人正寒喧间，忽然冲出数名兵士，把张胜击于马下，五花大绑。
张胜大骂：“汝为部将，何敢叛我？”
张承爵回道：“汝敢叛天子，又安能责我！”
张胜哑口无言。他被押送昆明后，永历帝下令送入闹市斩首。
十月一日，孙可望逃至贵州境内，忙令留守大将冯双礼把守威清等地要路，相约说：“如果刘文秀追兵至，可速放三炮通知我。”
冯双礼早得到李定国让孙可望疾逃的指令，没过多久就点放三炮，吓得孙可望连水也没有喝一口，携妻儿亲信以及大批金银辎重逃出贵阳城。其实，当时刘文秀大军离城尚远，刚到普安。
众叛亲离之际，孙可望这个“国主”狼狈至极，行至新添，他的妻妾、辎重，尽为冯双礼手下所劫掠。
到达偏桥时，孙可望随从只剩二十个人。路过镇远、平溪、沅州等地，南明守将以及他昔日手下将皆闭门不纳。
到了靖州，他才得喘一口气。
穷愁之下，孙可望有如下几种选择：第一，隐退山林，与李定国讲和。毕竟二人从前一个锅里吃饭，他政治上已经失势，李定国饶他一命应该不难。
第二，招收旧部残兵，伺机反扑。看上去虽然很难，随时间的推移，仍旧存有可能性。
第三，最下的一招，就是向清军投降。
孙可望选择了最下的一招，恨恨表示：“孤不惜此数茎头毛（指剃发），当投清营借兵，以报与李定国之不世之仇！”
孙可望最后确实狼狈，明兵追杀之下，仅与十余人投往武冈清营，身几不免。
不久，李定国与马宝进兵永昌，擒杀王自奇，其余孙可望兵将，皆束手归诚。至此，云南、贵州大定。
论功行赏，永历帝下诏，封白文选为巩昌王，众将赏爵有差，皆获厚封。
至于那位永历帝先前赐金簪让他与孙可望请和的张虎，情急之下率残兵投奔老同事刘文秀。
刘文秀立马派人把他捆绑，痛斥说：“天子派你去讲和，你却挑拨说是让你用金簪行刺，真是小人！”立刻把他押至昆明。到后，遭凌迟处死。
那位一直窜掇孙可望称帝的方于宣，本来正在靖州一带主持考试，所出题目有“拟秦王出师讨逆大捷”等。得知孙可望败走消息，他马上派人送信给贵阳原被孙可望软禁的巡按钱邦芑，表示说他本人要“纠集义旅，生擒孙可望以献功朝廷。”不久，昆明有人来把他抓住，宰相未当成，就地被人宰掉。
黔滇大定之下，永历朝廷并无振作之相。
马吉翔与李定国手下亲信金维新等人打得火热，逐渐地，李定国本人日益受其蛊惑，疏远正人，信任宵小，致使奸党布列朝廷。
见此情形，有识者皆知南明国事渐紊，大不可为。
到死难洗一生羞——丧家狗孙可望的下场
孙可望降清，是南明史上一件大事。他投降之后，虽未亲自为清朝军队作向导，但把西南三省虚实尽告洪承畴，致使清朝及时调整方略，直捣虚处，南明彻底丧掉喘息的机会。
交水之战爆发，清廷得到这个消息很晚。大战发生的一个多月后，即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二十七日，湖南永顺地方军才接到土司送来的情报，得知南明内讧的消息。
十一月一日，孙可望手下将领赵世朝先到清营，报称孙可望要降清。清军总兵李茹春急忙调兵前去接应，在杨田桥，巧遇被自己人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孙可望。重兵相迎，派人把他护送到宝庆府。
对此，洪承畴极其重视，本来他要去宝庆亲迎孙可望，又怕南明军发动忽然攻击产生危险，就派人接孙可望至长沙。很快，他本人也到湘乡翘首而待。十二月初三，两个人携手来至长沙。
安置过后，孙可望一行人正式剃发降清。
北京的顺治帝也特别重视孙可望的到来，以极快速度破格封他为“义王”。对此，孙可望感激涕零。回想自己坐拥滇、黔时，南明朝廷为一个王爵迟迟不予的前境，清朝主子二话不说就赏王衔，不得不让他感慨万千。
研究南明史，乍看洪承畴给北京清廷的奏表，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孙可望早已与洪承畴联络，他一直准备降清。而且孙可望降清的原因，似乎是洪承畴此前做了许多工作，循序渐进，终于发生成效。
实则不然。
洪承畴任五省经略后，清军在湖广、两广、四川等地举步维艰，进守无兵，驻守无粮，进退维谷，基本上与南明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时期。
清军不仅士气低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招降招抚的招术也很难管用。
从孙可望方面讲，他从贵州逃出的路上准备投降清朝时，就已经向洪承畴发信。他当时的要求，是“借兵复仇”，收复云南，其本意还想事成后做一面之王，条件是向清廷接年交贡纳赋。如果他手里有兵，自然可以以这样的语气来与清政府讨价还价。
孙可望败得太快，跑到湖南时，基本成为光杆司令。于是，他只能改变口气，表示说只要向大清借兵“以雪深仇”，并希望自己能成为清王朝属下的太平百姓，再不敢提及自己要回据滇黔之事。
洪承畴为清朝主子鞠躬尽瘁，毕竟精力体力有限。作为五省经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一直误判形势，对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关系搞不太清楚。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和清军的尴尬局面，他总是上疏渲染李定国、孙可望、郑成功等人的互相“联合”，对南明各系中的矛盾没有本质的认识。
由于当时洪承畴的误判，北京顺治朝廷非常动摇，费粮耗饷下，北京清廷不想再拖耗下去，甚至准备放弃湘、粤、桂、川、赣、滇、黔七省，与南明永历政权同为“南北朝”。
清廷内部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当时的满洲高层贵族状况有莫大关联。顺治六年，豫王多铎病死。转年，摄政王多尔衮病死。而后清廷内部政治斗争，豪格、阿济格两个王爷均被赐死。再后，郡王罗洛辉、阿巴泰、博洛等人相继病死。顺治九年，敬谨亲王尼堪又为李定国所杀。所以，除郑亲王济尔哈朗以外，名王宿将，凋零殆尽。清朝富有实战经验的军事领导层，基本报销掉，八旗兵力迅速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不得不信用汉人“三王”以及洪承畴等前明降臣，并以绿营汉兵为战斗主力军。
由于征兵转饷，致使数省骚动，又无任何大的进展，洪承畴到任后，不断受到在京大臣弹劾。作为官场老油条，洪承畴以退为进，在顺治十三年，他已经上疏求退，要求回京休养。
顺治帝失望之余，也下诏同意他的请求。洪承畴很能装，他在揭帖里把自己的病情写得活灵活现：“……热症大发，烦躁有加……每一阖眼，则塘报、本章、兵马、钱粮、俱聚胸中，魂梦思想，语言颠倒……稍一停歇，则喉舌干枯，气竟隔断……如此者，已将及十日，米食全不想下咽……（我）一身固不惜，倘致有误，封疆大计，关系非小……”
正欲离职之际，孙可望归降信到，郁郁寡欢的洪承畴兴奋莫名，假病变真病的衰态刹那全消。
如同打了兴奋剂一样，他马上给顺治帝上疏要求带病留任——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想把孙可望投降之功全据已有。
洪承畴一向见人下菜碟，同为“势穷来归”，生前南明将领张名斌带一百多士兵投降，洪承畴立刻下令处决，并把降将的妻妾财产皆没收入官。孙可望仅携二十左右人来降，由于他名气大，是南明“秦王”，洪承畴知道对方利用价值大，就立刻破格对孙可望即时薪俸全支，上疏竭力为老孙争取王爵。
喘定之后，孙可望投桃报李，无论是逢人宣讲还是自己上奏，盛夸清朝“连年湖南、广西以守为战，节节严密，遂致明朝内变，使我决计奔投”——巧妙为洪承畴歌功颂德，让顺治皇帝和清朝大臣们觉得似乎南明内哄和他自己的投降，皆是因洪承畴在五省经略有方所致。
不仅如此，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尽告云贵虚实，画山川地形图，把南明诸将士兵的守卫情况一一细禀。
洪承畴言听计从。根据孙可望的指点重新安排军事计划，反复研商修改，最终他本人成为“云南通”。
而后，清军以西南进军计划修改如下：第一，一改昔日一路大军齐集费饷费粮的作为，先发两路军，继发一路军，在云贵步步为营，买运米食，稳扎稳打。如此，则可免三路大军齐聚争粮之弊；第二，一军入贵州占领省城后，严禁分兵误入崇山深林拼消耗，而是要各军固地制宜，分守要害，蓄锐养威，协调指挥，从四方八面合歼南明军队。
另一方面，孙可望虽大溃败，他在南明的政治影响力不可低估。其原先的手下将领士兵虽然暂时投降李定国，日久必然产生新的矛盾。清军打着他的招牌，又有他手下数位降将熟门熟路当向导，进攻云贵，自然是事半功倍。
本来，孙可望还自告奋勇要随清军出征，清廷觉得他在北京具有更大的利用价值，就把他召回京城。
当云贵渐平，孙可望这位“义王”的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小。
顺治十五年七月，孙可望得知失散十多年的弟弟孙可升在上海的消息，喜不自胜。他忙向清廷打报告，要求清政府用公家驿传把他那个当小兵的穷弟弟一家运来北京与自己团骤。殊不料，这么一个微渺的请求，引来清廷御史一阵猛轰。别说，参劾他的疏奏有理有据：“（孙可望）始以张献忠养子荼毒蜀楚，神人共愤。继而称兵犯顺，逆我颜行。迨众叛亲离，计无复之，方率数百疲敝之卒，亡命来归……”
揭他老底后，御史又称，孙可望之弟只是一个食粮兵丁，白身无官，这样的人，怎敢冒用妄用国家驿传？
看到劾奏后，孙可望五雷轰顶，赶忙上疏谢罪。
不久，又有人揭发他家人在天津有放债取利之事。为此，他很快遭到清廷责斥。老小子几天睡不着觉，鬓发皆白。
听闻清军大定云南的消息，孙可望自己知道本人的利用价值已经不大，只好主动上疏，乞辞王爵，时为顺治十七年（1660年）夏天。
顺治帝也是个阴君，假装高姿态，仍下旨让他保有王爵。
孙可望一肚子苦水，满腹郁积“苦哀”，向顺治帝打报告诉说：“臣于明季失身行伍，浪迹疆场，各处人民迁徙逃亡不无居所，此怨臣者有之；今臣叨膺（皇帝）宠眷，无寸功可记，一旦锡以王爵，此忌臣者有之；再可虑者，臣下文官如吴逢圣、武官刘天秀等百有余员，蒙皇上格外加恩，官爵太重，每见（他们）出入朝班，诸人睨目而视。臣知朝廷有逾分之（恩）典，众心沸腾之端也。然怨忌既积于心，妒害自生于外，谤议之事，久知不免。”
这年年底，孙可望就死了。正史上说他是“病死”，但《行在阳秋》等笔记中，均说他是随顺治帝出猎时被皇家禁卫军射死。如果是中箭死，显非清朝军人误射。还有笔记记载他是被清廷毒死。而且，记载他非正常死亡的笔记作者，并非民国报人，皆是明末清初的汉族学人，事有所闻，当非空穴来风。
孙可望死后，其子孙征淇袭封，几个月后即死掉，死因更可疑。孙征淇之弟孙征淳袭封，清廷没再下手。康熙初年，清廷削减“义王”孙征淳俸银。孙征淳死后，清廷把孙家的爵位降为公爵。到了乾隆年间，清廷索性取消了孙家子孙的“世职”。老孙一家，就这样平空消失于历史舞台之上，只留下无耻的声名和后人的笑骂。
为行文方便，再讲一下那位洪承畴。
孙可望降后，洪承畴作为满清“开国功臣”的形象更加高大和完满。老混蛋再不装病，为清军进攻滇黔日夜操劳，夙兴夜寐，日理万机。
由于出身汉人儒臣，不仅在军事上策划进军路线，老洪在政治上还出“收拾人心”之策，为满洲主子可谓惮精竭虑。比如，对待当地少数民族，他就为清廷出主意，对这些人不要采用“剃发易服”的政策，转而用收买政策。对于富于民族自尊心的汉人，满清一定坚持剃发易服，从心理的根上摧毁民族意志，对于这些穷乡僻壤的土著，确实根本永不着枉费此心。所以，洪承畴这着果然管事，土著们只要大花衣服照穿，大银环子照套，管他明军清军，给银子给委任状就万事大吉，众多的云贵土著纷纷归附。
清军攻夺云南大部之后，洪承畴不避崎岖，一路迢迢，亲自到昆明坐镇指挥，处理善后事宜。
忙到顺治十六年底，老汉奸真的得了重病，上疏乞休。得到批准后，慢慢往回走，准备回北京养病。
1661年（顺治十八年），顺治帝病死，人在淮安的洪承畴闻此噩耗，号恸欲绝。他舍舟登岸，以垂老之躯，乘马飞奔北京奔丧，在景山大哭虏帝（难道一点没有哭崇祯的意思？）。
素袍白服，老奸贼哭了二十多天才回京。
以后，每至月朔，他都要哭一次顺治帝，老嘴喃喃，不知所云。如逢节日，老汉奸都要在家摆设香案，身穿朝服，望阙叩拜，以表达他对清朝的耿耿忠心。
康熙四年，洪承畴病死于家，时年七十三，竟然与孔圣同寿，真是苍天无眼。
稽古兴朝，必有贤良之臣，坐则荣以高爵，殁亦赐以丰碑，所以劝忠，盖其备也。尔洪承畴，才能敏练，器宇渊宏，我朝平定锦州、松山等处，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这两句话最意味深长）。逮克取京城，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督理绿旗官兵，协同大兵歼逆，首擒伪王，发获奸细，招徕叛党，除党安民，所在著绩。事竣还朝，仍赞纶扉，尔能夙夜宣劳，恪供厥职。旋畀尔经略五省，随满洲大兵，进取云贵，招抚军民土司，供应大兵粮饷，能济军需，边疆有赖。克襄王事，屡建功绩，特授世职之荣，以示酬庸之典。忽闻长逝，甚悼朕怀，特赐谥曰“文襄”。
到了乾隆时期，天下大定，清廷自然要把洪承畴列入《贰臣传》。不过，由于他对清廷劳苦功高，乾隆帝把他安排在《贰臣传》的“上编”。
无论入“上编”还是“下编”，洪承都是贰臣，棺盖棺，论已定。
借得黄河水，难洗一生羞。
至于后人揣测洪承畴有心存明朝之意，说他到长沙任五省经略后没有尽力南进之事，内心是想给南明喘息机会。这种揣测，纯属不知历史细节的虚妄臆测。
当时的洪承畴，心血耗尽，在得了眼疾几乎失明的情况下，呕心沥血，一心一意想灭亡南明为满清主子效忠。只是中国南方局势太复杂，他一时不得要领，所以才招致朝中政敌的攻讦，说他进取不力。
孙可望投降后，尽告两省虚实，于是老汉奸豁然开朗，择将调粮，舍马步行，行走于沼泞崎岖之中，苦心经营，疏清北京清廷不要干预吴三桂等人的军事行动。正是他不遗余力的出谋划策，才最终灭掉他明朝老主人的国家。
只有前朝死灰不能复燃，洪承畴这样的巨奸才能在晚年落个心安——终于不用耽心明朝有人问其反叛之罪了！
儿女平安，家族富贵，夫复何求？汉奸心理，大抵如此。
倘若没有洪承畴、吴三桂这样的汉奸，南明不可能那样迅速灭亡。
峰顶浪尖，金戈铁马。大汉奸以仇报恩，反噬国家。
万代之后，九泉之下，同孙可望一样，洪承畴亦应遭鞭尸之报。
第十一章 “国姓爷”的私心海上称雄郑成功
李敖大师在北京大学讲学时，这位岛上狂人保持其一贯的风格，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讲到：郑成功之母为清兵所奸污，愤而自杀。郑成功悲而大恨，亲自用刀剖开他母亲的尸体，濯肠而洗。
当时李大师言发之意，在以痛斥中国古代的“封建”流俗和落后的男女观。殊不知，自诩读书百万卷的李大师，实是真正的“不求甚解”之徒。我估计，他对于自己所叙述故事的出处，肯定不很详知。
这段记述，出自清朝佚名作者的《赐姓始末》一文。这篇文章，仅短短三千字左右，其实没有太大的史料价值。有关郑成功剖母之说，原文如下：“（郑）芝龙既降，其家以为可免暴掠，遂不设备。北兵（清军）至安海，大肆淫掠，（郑）成功母亦被淫，自缢死。（郑）成功大恨，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肠涤秽，重纳之以敛（葬）。”
可见，剖开被奸污妇人的肚子取出肠脏等洗干净，不是中国之俗，乃“夷法”，日本之俗也。对此，国人大可翻看日本典籍，估计能找到不少类似记载。
中华自古礼仪之邦，从没听说过哪位英雄有剖母尸涤洗盘肠的“清洁”之举。所以，李大师的“痛斥”，实无根据。
初出茅庐见自奇——郑成功早年的识见
郑成功，名森，号大木，为郑芝龙长子，其母乃日本田川氏（中国称翁氏）。郑成功本人出生在日本长崎，七岁后才来中国。由此推知，他肯定是个会讲中日两种语言的混血儿。
至于“郑成功”之名，乃南明隆武帝所赐。当时，看见小伙子仪表堂堂，隆武帝嗟叹：“恨无一女嫁卿”，于是便赐他“朱”姓，名“成功”，礼禄依明朝驸马行事。
自那时起，郑森就变成了“郑成功”，文献中的“国姓爷”、“国姓成功”、“赐姓”、“朱成功”，皆是指这位郑爷郑成功。
郑芝龙降清后，被清朝的贝勒博洛诱拐入北京。清军放弃先前承诺，杀入安平郑氏老巢，大肆烧杀奸淫。其母田川氏四十多岁半老妇人，惨遭轮奸，愤而上吊自杀。
正是母亲被杀的刺激，才使得郑成功抗清之心益炽，一直和清朝周旋不休。
1647年，隆武帝死后，永历帝在广西即位。手下只有三百人的郑成功人在厦门，立刻遥奉永历年号，奉为正朔。
出于家族传统，郑成功海上贸易娴熟，不停招兵买马，不断扩充武装实力。
李成栋反正后，有大批原郑芝龙人马趁机回到郑成功手下，诸如施福、施琅等人。他们的复归，大大增加了郑成功的力量。
1649年，郑成功为夺取地盘和扩大军粮来源，进攻潮洲。但是，当时守潮洲的不是清军，而是已经反正的李成栋部下郝尚久部明军。
郑成功派人数千乘船而来，在潮阳、普宁一带大肆劫掠，包围了潮洲城。最终，逼得气闷的郝尚久转而以潮洲坚城降清。清军与郝军联合，击败赶走了郑成功军队。
郑成功为渊驱鱼，干出了亲痛仇快之事。
从潮洲败回的郑成功很有日本人那种阴忍之心，他忽然率队突袭自己族人郑彩、郑联兄弟占据的中左所（厦门）和金门，杀掉郑联以立威。
厦门、金门两岛，一直郑成功族人为郑彩、郑联兄弟所所据。
为此，郑成功的族叔郑芝鹏劝说郑成功，乘间攻取这两个地方作为根据地。
郑成功犹豫：“取之不得，反与他们结仇，那怎么办？”
他另外一个族叔郑芝莞胸有成竹：“郑彩远行在外，只有郑联一个人在厦门。天予不予，必受其咎！”
郑成功手下将领施琅也劝：“郑联嗜酒无谋，不足为虑。藩主您先以四艘巨舰扬帆回师，寄泊在鼓浪屿边上。对方见到我们来船少，肯定不会起疑。而我们其余的船只，可以假扮为商船，在旁边各港停泊。然后，您登岸拜谒郑联，相机而动，此即吕蒙赚荆州之计！”
郑成功点头，但心中依旧迟疑：“我想善取二岛，不想落有杀兄之名。”
郑芝莞进言：“善取，想法很好，但恐其部卒不服。一定要杀掉郑联，才会断绝其部属之心。类似事件，古已有之，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所以能成大事！”
一席话，让郑成功下定决心。于是，他手下率甘辉、施琅等人领精兵五百、船四只，于中秋之夜，驾船泊靠于鼓浪屿。
当时，郑联饮酒大醉，自己一个人与几个美姬倒卧于城东数里之外的万石岩钟乳洞中快活。他手下士兵通报郑成功来袭的消息，却遍找主将不得。于是，大家只能眼巴巴看着郑成功的五百士兵以及接应的兵船迅速占领全岛。
转天一大早，酒醒惊起，郑联仓惶乘小船出迎。
郑成功没事人一样，在海面上对郑联笑着说“近日打仗，连连败绩，仁兄能把您手下军队借我一用吗？”
郑联气索。未及答言，郑成功手下将士忽然乘快船突前，牵挽其舟而止，很快就控制了郑联。
郑联束手就擒。
郑成功笑呵呵，与手下士兵跳上郑联的座船。当时，青天白日，郑联所属将士，都在海上各艘大船上站着，皆眼睁睁看着主将被人诱擒，没有一个人敢动。
郑成功佯装无事，邀请郑联在虎坑岩饮酒作乐，投壶角胜，欢笑寒暄。外人看上去，似乎这郑氏兄弟两个没有任何嫌猜。
郑联只得强作笑脸，陪同郑成功喝酒，心想等自己哥哥郑彩回来后再作打算。其实，郑彩出发前，曾经警告过郑联，要他提防郑成功及其手下人会侵占二岛。当时，郑联大不以为意，嘴一撇，笑着说：“大木少年乳臭，何足介意！”没料想，真的让郑彩说中。
郑彩喝得差不多，表示自己要回中左所家中休息。郑成功把臂言欢，依依不舍而别。
行至半路，郑成功手下埋伏的刺客冲出，精准一刀，砍掉郑联脑袋。
郑成功勒兵入城，当着众人之面，假装拍胸长嚎：“谁杀吾兄，我和他拼命！”然后，他以重兵把守郑彩家门，诬称郑彩手下章云飞暗害其主，随即下令杀掉这个郑氏兄弟的主要军事参谋，算是又拔掉一颗大钉子。
郑联的部将陈俸等人，见势不妙，怕自己也被杀，即刻赶往郑成功处，表示服从。
发觉情况大变，由于郑彩、郑联兄弟手下诸将的家属都在厦门、金门二岛，于是，驻扎在附近的郑联手下大将杨朝栋、王胜、杨权、蔡新等人，纷纷率战船向郑成功表示归降。
郑成功不战而胜。
知道厦门、金门皆为郑成功所占，在外的郑彩倒算识相，他对郑成功派来招他回岛的信使讲：“我年纪大了，郑家子弟能继志者，惟有大木一人！我愿全军解付于他”
于是，他和另外一个弟弟郑斌帅残军归于郑成功。
这样一来，厦门及厦门附近岛屿皆落入郑成功掌握，使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块根据地。
可惜的是，高兴没多久，郑成功想夺取更多的财物和土地，便率军从海上出掠广东。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由于他没有在意根据地厦门的防御，清军乘虚而入。
趁郑成功大军在外的大好机会，清朝福建巡抚张学圣等人出其不意，攻占厦门，把郑氏家族的巨额黄金、白银储藏一掠而空。
清军之所以轻易得手，也因为当时郑芝龙还在北京，所以，郑氏家族中不少人与清廷若即若离，没有严密防备清军的心理和物质准备。特别是郑氏族人，如郑芝豹、郑鸿逵等，皆负有纵放清军的责任。
去广东没抢到多少粮食，厦门老窝倒被清军占据，郑成功急火攻心。
他立刻率水师返回厦门，引刀断发，表示与清朝不共戴天。一气之下，他还把行事不利的族叔郑芝莞斩首，以儆效尤。
而后，由于部将施琅擅杀郑氏亲将曾德，惹得郑成功发怒，拘禁了施氏父子。施琅属于脑后有反骨之人，借机逃脱。
郑成功气愤之余杀掉施琅的父亲和弟弟。
惊怒悲痛之下，施琅降清，为日后的康熙时代清朝“收复”台湾埋下伏笔。
在此，顺便再讲一下南明的鲁监国。
他摆脱郑彩控制后，得以栖身舟山群岛。在浙江一带牵制住不少清军。
多尔衮大感不安，于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五年）派清将金砺和田雄等人大举扫荡四明山区，聚结水军准备进攻舟山，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掉鲁监国政权。
鲁监国手下并不乏将才。张名振、张煌言等人定计后，率船南北出走。他们依恃海上优势，直岛吴淞。此举原意很好，围魏救赵。
但明军运气不好，横水洋一战，明将阮进手抛火弹入清军主将金砺的坐船，却反被弹回，把自己烧得重伤落水而亡。
主将一失，舟山不能进行有效抵抗，最终被清军攻克。鲁监国的世子被生俘，其正妃投井自杀。当时留守舟山的不少明臣，如大学士张肯堂、兵部尚书李尚中等数十人，皆自杀殉国。
幸亏鲁监国先前“御驾亲征”，才避免了被清军俘杀的命运。
张名振等人无奈，只得拥保着鲁监国远走，最后进入郑成功的地盘海坛岛。
但是，郑成功先拥隆武帝，后奉永历帝，他一直不承认鲁监国政权，双方非常尴尬。还好，郑成功没动杀机，只以宗藩之礼对待鲁监国，并逐渐“收编”其属下军将。
1652年，寄人篱下的鲁监国不得不放弃“监国”名号，派人上表给永历帝，奉之为正朔，表示归藩。由此，这位“代理皇帝”（监国），仍旧变回为“鲁王”。
这时的郑成功，很想有一番作为，永历六年（1652年）正月，他率舟师，浩浩荡荡直奔漳州而来。海澄清将见来者势大，马上投降，郑成功入据城中。
稍事修整后，郑成功指挥军队把漳州府城包围起来。由于城坚难攻，郑成功采取围固之法，半年之内，城内死人无数兵民，基本都是均死于饥饿。
漳州即将被攻克之时，不巧清将金砺率援军赶到。郑成功接战失利，不得不撤围而走，退回海澄。
回到厦门后，张名振、张煌言建议，由他们二人率领部分舟师北返江浙，如此可以牵制清军。郑成功同意，放二人率从前的部分鲁监国军队返还。
不久，听说清将金砺率大军猛攻海澄，郑成功急忙亲赴前线。他身先士卒，亲自指挥作战，安排火药战（类似地雷战），杀伤清兵无数，取得海澄大战的胜利，打得清军被迫撤退。
为了整固海澄这个陆上“踏脚石”，郑成功煞费苦心，派人把海澄修成铜墙铁壁一样，安置铳炮，内囤粮草，与厦门、金门遥相呼应。
诡异人间父子情——郑芝龙和郑成功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确实冤大头一个。他被清朝的贝勒爷博洛带回北京后，获封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官职，隶于左梦庚旗下，形同软禁。
清朝的顺治帝亲政前，郑芝龙如此报效投顺，但大功皆被博洛等人冒领。当时，多尔衮对他非常猜忌，在其私宅内外令人严兵看守。一年后，其二子被遣送到北京“入侍”，于是父子三人皆成清朝“人质”。
在北京最初的六七年间，郑芝龙的日子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苦不堪言。
其间，郑成功曾差遣人入京看望，却被清廷下狱审问，使得郑成功再没有派人来联系。
顺治亲政后，十分关注郑芝龙的待遇。这位年青皇帝非常想利用手中这张活牌，招降郑成功。
顺治帝下旨，大赞郑芝龙“投诚有功”，并把他次子郑世忠提拔为侍卫官。
感激涕零之余，郑芝龙在表达自己如出深渊而步入九天的欢欣鼓舞同时，上表献计，帮助清廷出谋划策，招降其子郑成功。
由此，南明史上不可忽略的“郑清议和”被启动。
1653年（顺治十年）夏，清廷正式发出敕谕，封郑芝龙为同安侯，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郑芝豹为左都督，并表示郑成功先前与清军的作战属于“保家自全，并非悖逆”，很给郑氏一个大台阶下。
作为清朝使臣前往宣谕的，是郑芝龙表弟黄征明（前明户部主事，当时已经降清）。
初次与清朝深入接触，郑成功内心很感狐疑。他复信一封，托人带给其父郑芝龙。实际上，信中内容，显然是给清廷一方看的：“……贝勒（指博洛）入关之时……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可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记，出镇且勿记，即欲一还故里，亦不可得！彼（清朝）言岂可信乎？……（清军）乘儿远出，妄启干戈，袭破我中左（指1649年清军攻袭厦门），蹂躏我疆土，劫掠我士民，掳辱我妇女，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闽粤海边也，离京师数千里，道途阻远，人马疲敝。……（清军）兵寡必难守，兵多则势必招集，召集则粮食必至于难支。兵食不支，则地方必不可守。（清军）虚耗钱粮而争必不可守之土，此有害而无利者也……其或者将以三省之虚名，前啖父者，今转而啖儿。儿非不信父言，而实其难信父言……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
清廷仔细研究了郑成功的回信，经过商议，就再给郑成功“靖海将军印”一颗，扩大他的事权，还要要割漳州、潮洲、惠州、泉州四府钱粮给他做兵饷。
郑芝龙听闻儿子向清廷狮子大开口，忧虑的同时又见到希望，忙向顺治帝大摇尾巴，上疏痛斥儿子“不自量力，竟向皇上索取甚多”，同时，他战战兢兢指出，儿子郑成功对清朝的诏使甚恭，很有“亲亲敬主之心。”
对于儿子郑成功拒不剃头之事，郑芝龙在揭帖里面把自己的态度讲得活龙活现——“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
（郑芝龙《为皇恩日厚、臣思思益深、恭陈愚见、以侯圣裁事》）。
老小子情急之态，跃然纸上。在对郑清和议抱有极大希望的同时，郑芝龙提出要次子郑世忠再随钦差往福建，谕劝郑成功投降。
郑世忠于1654年（顺治十一年）七月二日出发，八月五日入福建。他带来的清方条件没有多大变化，仍是要郑成功“剃发受诏”以及“回府安插”。
其实，在等候清朝使者往来的这一段空档时间内，郑成功不闲着，在招兵买马增强实力的同时，他派人前往漳州、泉州等多个地方“征饷”。
由于北京的皇帝正与对方谈判，清朝各地政府不敢私自破坏“和谈”，只能出银出物给郑成功。这是因为，郑氏士兵到来时，持有的文书上都盖有清帝敕封的“海澄公”大印。
九月间，郑成功在安平镇列营数十里，炫耀武力，与清朝遣来封官的内院学士叶成格等人会面。
但是，见面归见面，郑成功拒不剃发。不剃发，清使就无法开诏。
相持七天之久，最终双方谈判破裂。
郑世忠带领郑氏亲族数人晚间来到郑成功营内，他流泪规劝：“二位清朝使臣这次失意归京，大事难图。我等回京复命，必无活路。我等死也罢了，但太师老爷（指郑芝龙）怎么办？如果大哥您剃发归顺，可全活咱们一家人！”
郑成功很冷静。“我不剃发，可保全父命；如束手归降，父命不保！”
郑世忠下跪痛哭：“希望大哥为保父命，剃发投降。”
郑成功不言。其身旁官员沈佺期一旁喝道：“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何人！况我等横行海上数年，不堪羁绊。”
此言此举，皆为郑成功事先安排。
郑世忠等人无奈，只得大哭出营。
当然，郑成功也未把事完全做绝。他在给父亲郑芝龙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委婉为自己不剃发作出辩解：“……不意地方无加增，四府竟为画饼，（清廷）欲效前赚吾父故智，不出儿平日所料。遽然剃发，三军为之冲冠。……清朝若能信儿言，（我）则为清人，屈于吾父为孝；若不能信儿言，则为明臣，尽于吾君为忠……（清）二使未曾与儿商榷，徒以剃发二字相逼。儿一剃发，即令诸将剃发乎？即令数十万兵皆剃发乎？即令千百万百姓俱剃发乎？一旦忽然尽落其形，能保其不激变乎？……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子，内实以奇货居吾父……明明欲借父以挟子。一挟，则无所不挟，儿岂可挟之人乎？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大幸也。万一父一不幸，天也！命也！儿只有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
这封信立意明白，向清朝摊明了郑成功自己的底牌。而他给其兄弟郑世忠的信，更明白无误道出他的心声：“……夫虎豹生出深山，百物惧焉。一旦入槛阱之中，摇尾乞怜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也；夫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间，任其纵横而所之者，超超然脱乎世俗之外者也。兄（自指）名闻华夷久矣，用兵老矣，岂有舍凤凰而就虎豹者哉！……”
从给兄弟的信可以看出，郑成功《庄子》读得不错，书信内容酣畅淋漓。
从上述种种，皆可看出，郑成功并非百分百明朝忠臣，实乃割据之雄。在他血液中，由于有日本人和商人的因子，所以他表现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真乃一大忍人！
清朝两广总督李率泰对郑成功的心理最能言之而中，他写信相讥：“阁下自诩忠臣，无三省之封，即舍清而忠于明；有三省之爵，则弃明而忠于清，真可笑也！”
表面上看，郑成功借谈判之机，获取了不少时间和银饷，但以南明全局上看，郑清议和，贻害非浅。
首先，张名振、张煌言率鲁监国余众三入长江，声势浩大，船队上面高悬大明旗帜，几次在南京江面驶过，大振江南民心。但是，他们恰恰因兵饷不足，陆战无力，急需支持和后援，而当时郑成功因与清谈判，对二张的进取不予支持，使得他们的长江之举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落寞之余，二张怅然退回。
其次，李定国两次率军入广东，千方百计争取郑成功军队的响应，准备共襄复明大业。郑成功均是书面答应，虚与委蛇，从未真正派出队伍打击清军，他既不派出军队对清军予以牵制，也没有上陆与清军实战，致使李定国在肇庆和新会二次大败。
郑成功背信弃义，从来只是口头上表示与李定国会师两广，实际上他心中只考虑本人及郑氏家族地方利益。为了作和谈姿态给清朝看，郑成功不仅软禁李定国使者，又拒不出兵增援李定国，使得对方孤掌难鸣，功败垂成。这样一来，使得李定国收复两广、攻取江南的战略计划全然落空。
最后，李定国只得改变方针，提军往安龙“搭救”永历帝。南明复国之希望，全然成空。
所以，跋扈称雄图割据，郑成功确实是个厉害高手。但言及忠勇仁义报国家，他比李定国相差甚远。
郑清和谈破裂，郑芝龙的日子就所剩无多了。很快就有清廷御史龚鼎孳弹劾他：“子于海上用兵，父在京城高枕无忧……将为肘腋之患。”这位龚爷，是李自成入京后投降的前明大臣。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不自杀殉国，他说，“我想死，但小妾不肯让我死”。他的小妾也很有名，当时的风头不输章子怡，乃名妓顾横波。
多名汉人降官争先恐后献计上疏，要顺治皇帝对郑芝龙一家灭族处理。
拖到顺治十四年，家人尹大器告发郑芝龙密谋不法。清朝廷议，决定要把郑芝龙和他在京的四个儿子与其弟郑芝豹一并杀掉。
顺治帝“开恩”，批旨表示要“从宽”处理，于是清廷把郑氏一家流放于宁古塔。
但是，顺治帝不放心，下旨指明规定，要地方军队对郑芝龙等人“加铁链三条，手足杻镣”，严加看管，以免被郑成功派人救走。
郑芝龙在臭哄哄冷冰冰的宁古塔地牢的屎尿堆中熬了四年多，忽然北京传来消息，顺治帝驾崩，康熙继位。
清廷密议，决定诛除郑芝龙及其四子，以免后患。不仅如此，郑氏家族所有在清朝统治区的三族之亲，皆遭斩首，家产全部抄没。
冰雪聪明的老海盗郑芝龙折腾了一辈子，落得如此下场，真让后人叹息。
“背恩事仇，教子以贰”，这八个字，可为郑芝龙“盖棺定论”。可悲的是，老倒霉蛋哪里有棺，死后抛尸荒野喂狗。
清郑和谈失败，从郑成功本人讲，确实赢得了一定的时间，增强了一些实力。
永历八年（1654年，顺治十一年），清军漳州守将投降，郑成功趁机攻占泉州。
清军感到很震惊，即刻发大兵前来予以打击。由于陆战非郑成功所长，他下令士兵摧毁漳、泉二州以及所暑县城的城墙。所有大砖巨石，皆搬运一空，全部用于厦门、金门等地的工事修造。
由于派饷毁城，郑军在当地居民的印象中非常不好，百姓们皆目之为“海寇”。确实讲，郑军内部不少军将海盗出身，劫掠习气十分严重。
从漳、泉一带陆地回撤后，由于郑成功擅长水战，他派舟师北进，与张名振等人在苏浙扩张，重新占领了舟山群岛。
由于南明大臣张名振本人是军将出身（游击），郑成功对他十分忌讳，在派自己心腹将领陈六御“监师”后不久，遣人毒死了张名振。
张名振乃抗清名将，他为复明奔波多年，背刻“赤心报国”四大字，可称是明朝纯臣。此前舟山为清军攻陷，他的母、妻、子均投火自杀殉国。缟素入城后，寻尸不得，不久，他自己即遭郑成功落毒。弥留之际，张名振握着前来探视的张煌言之手，说：“我君恩、母恩均未报答，如果我母亲尸体找不着，也不必葬我尸骸！”言毕，他以手击床，含恨而死。
如此以后，苏浙一带原鲁监国一系的明军，皆对郑成功满怀怨毒。
为求自己割据称大，毒杀张名振，可见出郑成功为人之阴暗面。
想当初舟山初次失陷，张名振率水军退往厦门见郑成功。郑成功对他非常看不上眼，横眼而问：“汝为定西侯，数年间所作何事？”
张名振：“中兴大业！”
郑成功轻蔑一笑：“中兴大业？安在？”
张名振：“有成，则征之实绩；无成，则在于忠心！”
郑成功：“忠心？何可得见？”
张名振即解释衣服，露出背上深入肌肤的四个大字“赤心报国”，陷肉逾寸，让郑成功和在场所有人皆一时愕然。
此情此景，使得郑成功不得不道歉致意。可能也正因为此次接触，张名振勃勃之气，引发了郑成功的杀心。
张名振一家，嫡母、庶母、妻子、兄弟阖家死国，忠烈满门。
想他三入长江之时，遥祭孝陵，三军恸哭，作“十年横海一孤臣”之句，何其悲壮！
广东方面，由苏茂等人率领的郑军一度进展顺利，于1655年攻下揭阳、普宁、澄海三个县城。不久清军反攻，郑军不敌败走，临行装运走不少粮食和金银，所以此行海战应该算是小有收获。
郑成功性严，小题大做，下令斩杀了揭阳战役中负有军事责任的将军苏茂。苏茂被杀，也是因为先前他私自放走了郑成功到处通缉的施琅。郑成功本性险刻，当时隐忍不发，如今找到借口。
这一举动的后遗症十分严重，镇守海澄坚城的苏茂族弟苏明，不久即带领二千多士兵以城池降清，这使得郑成功顿失一大屏障。
海澄，乃郑成功大陆上面的一块绝对重要的踏脚石。
屋漏偏遭连夜雨，清军舟师又大举进攻舟山群岛。
郑军大败，不得不从此撤出，再丧失一大块根据地。
虽然军事势力仅限于金门、厦门、南澳以及沿海城府和岛屿，郑成功的力量也一直在发展和壮大。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他手下军队的人数和质量，其实反而呈越来越强的势头。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他有一只极其强大的水上力量，可以四处游走，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往来无踪。郑军海上经验极其丰富，而水军恰恰是清朝的弱项。所以，清廷很长时间内，都不能有效解决郑成功这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
船行迅速，来去无踪，郑军水上纵横，一会打舟山，一会攻福州。清军在福建等地沿海尤为紧张，四处“救火”。
永历十一年（1657年），人在云南的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延平王。
有了王封，虽然是“二字王”，在明朝也是显爵。这位“国姓爷”腰板更硬，且死心踏地奉永历为正朔，高举明帜，刻意经营他自己的势力范围。
最接近胜利的进军——郑成功南京之围
永历十二年（1658年，顺治十五年）春，吴三桂等人率清军大举进攻云贵，致使东南空虚，郑成功迎来他人生中最大的机会。
初夏时分，他着手准备军事行动，集粮调兵，并在八月间在大洋山一带聚集（位于现在的杭州湾口处崎岖群岛，属嵊泗县）。
八月初十日，郑成功正在召集军事将领开会，飓风忽起，水天相连，波涛似山。
大风灾下，不仅楼船撞毁，士兵遭溺毙成千上万，连郑成功本人的六个“王妃”与三个年岁还在孩提的儿子郑浚、郑浴、郑温，也因船只倾覆而淹死在江中（这三个孩子的名字皆水字边，又死于水，良可怪也）。千余艘战船，约三分之一损毁，八千多将士溺毙。为此，郑成功只得暂搁置行军计划。
甚为奇怪的是，中国历史上，在关键的转折点时刻，飓风总是帮倒忙。南宋厓山之役后，张世杰本想拥军再起，飓风一至，舟船尽倾；元军二次征倭，五龙山停泊，连夜哮风，十来万人葬身鱼腹，攻败垂成。
郑成功甫出兵即遇不利，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少阴影。无奈，长江之役只能往后推迟。清朝历史学者计六奇以为，郑成功听说其父郑芝龙被杀而出兵抵浙，根本不确切。长江之役于1659年开始，郑芝龙当时还被关押在宁古塔，两年多后顺治帝死后他才被杀掉。所以，郑成功舟师出海，绝不是“为父报仇”而来。
修整半年多，补船添兵。转年四月，郑成功与张煌言一起率千余艘战船，扬帆而来。
郑成功舰队首战告捷，一举攻克定海。然后，郑军水遇乘船，遮天蔽江北上。
郑成功率领大小船只三千多艘，精兵十万余人，直扑江阴而来，因其城小，弃之不攻，直接溯北而上。
六月初八，郑成功大军至丹徒。六月十三，众船集于巫山祭天，仪式庄严肃穆。诸舟环集，旗盖袍服俱用红，望之如火。十四日，祭地及山河江海诸神，色俱用黑，望之如墨。十五日，先以吉服祭明太祖，次以缟服祭崇祯帝，色俱用白，望之如银。
“祭毕，郑成功大呼高皇帝者三，将士及诸军皆泣下。”可谓六军感奋，誓师壮威。
清朝在南京一带驻军薄弱。当时，大多数军队，不是留驻北京，就是赴西南去消灭永历帝。惶急之下，镇江至瓜洲的十里江面，清朝守军只能以巨木筑坝方式拦截郑成功的水军。
这项工程很不好做，长坝宽三丈，外抹泥，内用木撑，左右两端建立木栅，其中有射击孔，可以里面驻派军人向坝上放射箭弩铳炮。同时，为了使得拦截更坚固，清军往坝两边加放无数根直径逾尺的大木柱，用以堵截郑军海舟的冲撞。“炮石盘铳，星列江心。”
天不作美，江水涌泡，木泥结构立刻被冲垮。清朝南京守臣郎廷佐也使出祭江那套把戏，终于使拦截坝暂时修成。其实，祭江只是“心理战”，大坝坍塌一次后，巨木沉江，形成稳固基础，再筑自然能成。清朝仅仅这些临时拦截坝的费用，就高达百万两白银。
除郎廷佐主持南京防务外，两个在旗汉将蒋国柱和管效忠负责直接指挥，抵抗郑成功的大军。
十五日这一天，两千多郑成功军船齐泊焦山，准备大举进攻。
郑成功先派出四只海船，外以厚厚白色棉被包裹，里面遍途乌泥，箭矢炮石皆不能伤。每船仅载几个人，从容扬帆而上。
清兵观望，如临大敌，大发火炮，声若雷鸣。
郑军操船手不慌不忙，倏忽往来，一会近坝，一会离坝，诱引清军不断放炮轰击。
当时清军的红夷大炮威力虽大，只能对攻城或者密集进攻的陆军有杀伤力。郑军水上游动目标小，清军大炮没有现在的瞄准装置，所以只能空空浪费弹药而已。
清军发炮五百枚，连一条船也打不着。
郑军船只里面的士兵每次接近水坝，就会跳下水去，踏水抡斧，死命砍折水坝下支撑的大木。
郑军水军循环数次，清军拦截坝已经呈现松垮势头。
六月十六日，判定清军大炮弹药将用尽，郑成功指挥水师大军一举驶过镇江，浩荡而来，冲破清军防线。
十七日，郑成功军队已经攻上瓜洲。清军连忙在高岸上列马队，还未及冲锋，郑军陆兵从两旁水田中忽然冲出，抡刀猛砍清军战马的马腿。猝不及防之际，清军非死即伤，余众溃逃。
最倒霉的要属清朝江苏巡抚朱衣助。他十三日才到瓜洲，十七号郑军就已经攻到他的府署。
听到郑军已近，朱衣助忙发令旗，让手下人急去漕运总督亢得时那里求援兵。（这位亢得时很好玩，日后清廷严命他率军赴援南京，由于他对郑成功大军极其畏惧，行军半途，他竟然从船上跳水自杀。如果不死，其实他也能位列侍护南京的清朝“功臣”之列。）派去的人刚出门，忽然猝头往回跑，高喊：“老爷，不好了，海贼杀到了！”
朱衣助刚刚从椅子上站起来，跑入叫唤的清兵已被砍倒在地。忽然之间，窜上两个彪形大汉，把他拎起，飞趋至郑成功面前报功。
郑军一员猛将乘胜，挥兵入瓜洲城内大杀，并把清军沿江布置的大炮炮口掉转，向谈家洲上的清军阵地猛轰，炸得洲上清军血肉横飞。
哭爹喊娘之时，郑军又有二十位善泅水兵自水下冒出，冲上谈家洲，挥舞长刀，见人就砍，如砍瓜切菜一般。
趁乱，郑军舟师靠泊，下来一千多士兵，登洲大开杀戒。很快，二千清军被突袭郑军杀得一干二净，流血盈地。
然后，郑军移炮，猛轰镇江。
清朝江苏巡抚朱衣助倒霉之中命还算好，郑成功没有立即杀他。由于看守不严，日后被他趁乱逃出。
镇江一座孤城，在郑军强大攻势下，清朝守将连连向南京告急。
原洪承畴手下有一名军将罗托，得令率千余精骑来援镇江。这位清将临行大言：“这些海贼，真不够我杀！”
骑在高头大马上，他向士兵训话说，此番进击，定要把海贼杀得片甲不留。
清军苏常四郡的援兵，一直畏葸不前，听说有京营兵打头阵，他们暗自高兴，慢慢跟随其后行军，准备胜利时进击，败则可以提前逃走。
清军几支部队合集，共凑有一万五千余人，其中一半是骑兵。除了“罗将军”打前锋外，其余几部援军抽签，按“运气”决定前后队。
罗托所率的清朝京营军骄躁，着急找郑军交战。但是，郑军大船忽上忽下，在江上往来游移。见清军在南，他们就开船向北；见清军过北，他们又掉头向西，似乎是畏惧接战，实则诱敌使疲。
如此以来，随走随赶三天三夜，清军一直未得喘息，个个累得虚脱。
当时正值酷暑时分，连日多雨，热后多雨，雨过复热，桑拿天气，把披重甲来回奔忙的清军马军步军累得呼喘吁吁，几不能忍。
大暑天气，清兵聚立如林，渴无水饮，只好喝马尿。人渴了有马尿喝，战马更受罪，无草无水，奔驰既久，俱张口喘息，四腿发抖。
镇江城清军派居民送饭给来援的清军，由于大暑奇热，士兵们根本咽不下去。
不久，城内又送炒米劳军，清军援兵皆苦笑：“饭食尚吃不下，炒米怎能入口？”估计清朝士兵们渴望的是绿豆汤，但只能想想而以。
清军队内，有不少老兵是先前的农民军士兵，悄悄对新兵说：“我们从前作战时，军粮是用小牛肉干磨成的细粉，随身携带，临阵吃几撮，就不会饥饿。现在的军将不懂不这些，让我们冒雨热来回奔忙，两日不食，还打个屁仗！”
清军被折腾得疲惫欲死之际，郑成功的军队开始下船布阵。
郑军最头阵是手持长枪的士兵，后面跟着手拿团牌的士兵，第三层是倭铳队，高举倭铳。郑军阵法也奇特，分成若干小队，一队五十人，每队都有五色旗一面的队首。
郑军各小队配有“滚被手”二人，他们双人持拎着一张二寸厚的大棉被状物品，所以称为“滚被手”。士兵持被的手并非没有武器，同时握刀。
每逢清军射箭，“滚被手”便扬起被子阻挡箭雨。进攻之时，他们即持刀滚进，专砍马腿。
郑军军队除使用五色旗外，又有蜈蚣旗、狼烟旗，倭铳队之后还有大刀队，最后压阵的是鼓手。这些人头上还插有一旗，随风飘展，威风凛凛。
郑军鼓声比较好辩别，鼓声急则兵行亦急，鼓声缓则兵行亦缓。
清军京营多为骑兵，望见郑军步军排阵，内心多轻之。清军根据以往作战经验，他们每每在进攻前后退数丈，然后加鞭策马突前，忽然冲击敌人步兵阵。只要对方阵脚稍动，清军骑兵就会举刀呐喊乘势杀入，对方步兵定会因为怯懦自相践踏。由此，清军常常以此战法取胜。
照芦葫画瓢。清军仍旧使用老战法，以大队骑兵压上猛冲。
出乎意料的是，郑成功所部步兵严阵而待，屹然不动。他们高举盾牌，大声呐喊。远远望去，郑军步兵如铜墙铁壁一般，纹丝不动。
清将挥旗，骑兵三次冲锋，均被郑军挡回，再无余技可施。
清军喘息，正犹豫间，他们忽然望见郑军背后有黑烟冉冉升起。清军刚刚准备整马重新冲阵，忽然发现，郑军士兵疾走如飞，他们抛开盾牌，主动跳进，快速跑动，发起攻击。
一般来讲，郑军三人为一组，一名士兵以盾牌为二人遮蔽刀箭，一人砍马，一人砍人，往往一刀把清军铁甲兵挥为两段。郑军士兵大多使用倭刀，锋利无比。
此战过后，清军败回的士兵往往惊呼：“海贼厉害，一刀杀六段！”
旁人问原因，清后兵解释：“我们三骑为一组，海贼（郑军）迎前，齐腰削来，我们的人被从中间断开，是为六段！”
饶使郑军如此勇猛，清军猛冲不退。因为，清军后面有猛将管效忠督战。他手斩后退士兵数人，冒死前冲，非常勇敢。
相战良久，郑军中忽有一将举白旗，顿时炮号声起。
正在进攻的郑军士兵，闻炮忽然向两边散开，正当前的郑军躲散不及，也都立刻趴下，伏在当地不动。
清军骑兵见状，以为郑军要撤退，纷纷拍马纵前冲杀。还未冲出数米，郑军后阵中闪出炮队，不急不慢，捻信点燃，当面施放大炮和倭铳，给予冲锋的清军痛击，轰轰之间，千余清军被大炮倭铳击成肉末。（倭铳疑似手榴弹类的抛掷武器，不是枪类）清军血肉遍地，四逃惊溃。
郑成功大兵大呼：“汉兵暂避！”
听此呼声，清军中的汉人步卒，撒丫子四处奔逃。
郑军尾随而上，不杀汉人步卒，纷纷追截骑兵的满兵。他们抡刀挺枪，把清朝骑兵干掉数千，还杀死不少清军中级将领。
清将管效忠多备战马，跳跃闪躲，三匹马的马头皆被郑军砍落，幸亏他身手敏捷，三跳三起。
郑军兵士见他身手敏捷，又穿着高级武将官服，很想活捉他报功，这才让他有了生还机会。
管效忠败退至银山，仍然不放弃努力。他整理兵马，率残兵从山上冲下，实施反冲锋。
郑兵在山下布阵，清一色身穿铁甲胄，戴精铁面具，连腿上也有铁护套，唯余两足不作遮蔽。
这些铁甲猛士冷静异常，迎着从山坡陆坡冲荡而下的清军骑兵，挥长刀专砍马腿，锐不可当。
由于郑军步兵铁甲全身，无下刀处，管效忠命令清军，在马上用箭，专门射郑军士兵没有遮护的双脚。
郑军士兵似乎不懂得疼痛，往往拨箭而起，若无其事，仍旧大刀猛挥杀人。
最终，支援镇江的清军诸部丧失信心，拨马狂奔，大败而去。
清将管效忠不甘心。依旧盘桓不去。
二十二日，他自提数千精骑，奔赶岸边准备与郑军决一雌雄。
望见郑军师船，管效忠大声吆喝：“从来只有马上皇帝，没听说过有水上皇帝，快快上岸决战！”
稍顷，郑军两艘大船泊岸，陆续下来两千陆兵，在扬蓬山一带的菜园开阔地结阵。
见状，管效忠派其麾下勇将王大厅率兵出战。
率二千兵马迎战的郑军主将是周都督，他迎前喝问王大厅：“你是管效忠吗，何不早降？”
话音未落，善射的王大厅一箭射来，正中周都督脚趾。
低头拔箭时，王大厅又射出二箭，不偏不倚，都还射在周都督脚趾之上。
周都督大怒，他也不再拨另外两只箭，挺身大喝，持刀疾奔而至。
没等清将王大大厅掉转马头逃跑，他扭腰跃前，手中刀光一闪。王大厅的身子还在马上，脑袋已经落地。
见状，清军大骇。
郑军方阵开始移动，准备攻击。
管效忠经验丰富，忙对手下清军兵士说：“别慌，这是八卦阵，生门向江一面，可从此攻入。”
他挥旗命令清军攻入八卦阵“生门”。
清军全部冲入后，郑军忽然变为长蛇阵，首尾相应，把数千清军包围其中。
管效忠尽管英勇，落入阵中也心慌，乱打乱闯，他手下清军被杀得落花流水。
死扛不住，管效忠本人忽然从执旗官手中抢得令旗，扛着令旗飞奔撤回。
如果不像兔子一样奔跑，管效忠几近不免。
郑军一路追杀，管效忠手下四千清军精兵，最终只剩一百四十人有命逃回。
他逃回南京后，逢人就叹：“我自满洲入中国，身经十七战，未有遇此如此劲敌！”
管效忠败走，其余诸将早已经带领各自的属下逃无踪影。
郑军士兵赶到镇江城下大喊：“速速献城投降，否则攻陷屠城！外来援兵已被杀尽，如有不信，请看扬蓬山上。”
镇江守城兵士远望，只看见清军的叠叠尸体和残缺哀嚎的战马。
困窘之下，固守镇江的清朝守将高谦与太守戴可立不得不开城投降。
经过护城河时，高、戴二人将满帽投入河中，以刀削截发辫，入营叩见郑成功。
郑成功大义待之，仍令二人以原职守城。
转天，郑成功在五百卫队的扈卫下入城，紫盖高举，骏马乘骑，镇江百姓有幸一睹这位南明延平王的真容。只见他身穿葛布箭衣，上绣暗龙两条，边帽红靴，气宇轩昂。
早先向郑成功投降的清朝镇江守将高谦亲自骑马为前导，挂“破虏将军”大印，高树一旗，上写“赏功”二大字。
清朝降官降吏入见郑成功，皆要截辫。镇江城内兵民皆解发，悉带网巾，恢复明制。下午时分，市肆大开，恢复正常。
二十六日，郑成功在镇江大摆庆功宴。二十八日，留兵四千守镇江，大军开拨，由水路直奔南京而去。
踌躇满志之下，郑成功作《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一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气势很豪迈，可惜以苻坚自比，真是一语成谶。
大兵将行，郑成功先发檄文，其中内容，读之令人感奋：恢复天下兵马镇国大将军郑，为义切君亲，声援南北、计图恢复，布告同心鼎造中兴，早膺上赏事。切惟王者一统，治服四夷。大义严於春秋；首言尊攘，丰功勒于秦汉，不讳鞭驱。粤我大明三百年基业，德配唐、虞；先皇帝十七载忧勤，功侔天地。
胡天不吊，国步多艰。 一祸盛世之顽民，
再遘滔天之逆子。肆予荼毒，继被腥膻。裂寇毁冕，羞此沐猴；断发文身，操同人彘。寡人妇而孤人子，不闻塞上飞鸿；南走越而北走胡，尽是长平坑卒。惨矣黔首靡遗，幸而苍天悔祸。东南占天子之气，四海献赤帝之符。
恭遇皇帝神武天授，仁孝性成，英协高皇，勋追成祖，文称师济，武列纠桓。不期而会者海外一十四国，同心而应者土司三百五营。连袂云，挥汗雨，谁云越士三千；左带山，右砺河，不弱秦关百二。领滇、黔而镇巴蜀，牧养秦、晋之效，群定冀北；踞湖南而跨岭表，击楫闽、粤之澳，小视江东。
惟钟山抷土，乃十七帝之英灵，於兹凭式； 南国士民，受三百年之恩养， 报效于今。先取金陵， 肇开皇业。
独是麻、
黄为蜀地之咽喉，英、霍、为楚、豫之指臂，左连东吴，右通濠、泗。其间削籍勋耆，埋名隐姓；忠臣义士，剑侠奇人。细柳闻天子之诏，尺土龙蟠；大树振将军之名，千里寻穴，矧崇山久成铁笼，峻垒愿借金汤。
凡我同仇，义不共戴。勿夺先声，徒成烽火之戏；矢为后劲，同坚背水之盟。且一战而敬谨授首，再战而贝勒成擒。招来万亿游魂，屈指二三馀逆。于此人力，可卜天心。
瞬息夕阳，争看辽东白豕；灭此朝食，痛饮塞北黄龙。
功永勒於汾阳，名当垂于淝水。世受分茅，勋同开国。 谨檄 。”
郑成功六月二十四日占领镇江，令人奇怪的是，兵贵神速四个字，至此全然不见效应。南京城近在咫尺，他却迟迟不见行动。
二十八日开拨，舍陆路不走，郑军仍旧乘舟于江上而进。从镇江至南京，只有百里远，但郑军大船溯江逆风而行，非常吃力，路上整整花了十天，才到南京城下。
如果郑军走陆路进攻，最迟两三就可以到达。
到达南京后，郑成功指挥布置围城，并无立刻展开进攻。他的意图，无非是围困逼降城内清军。这种战术，郑成功经常使用，先前的漳州之役、舟山之役、乐清之役、镇江之役以及日后的热兰遮围城战，郑成功均使用这种策略，总想围攻造成敌疲，不想攻坚损失军事力量。这一着，大多时候管用，但对于南京和清朝守军就不管用。
为此，张煌言也很惑然，他对于郑成功一镞不发的围城，确实摸不清底细。或许是因为镇江得手后附近句容、仪真、六合、滁州纷纷来归，让郑成功陶醉在不战而胜的情绪中，以为南京必在掌握之中。觉得自己马上要入内坐镇江南，他可能不想费事费力，既损人命又损城内建筑。他是否这样想，史籍无载。
大军临城，守城一方的郎廷佐和攻城一方的郑军，皆大肆进行政治宣传攻势。
郎廷佐心内发虚，仍然硬着头皮写信，劝降郑成功：“……倘邀天幸，大君子（指郑成功）幡然改悟，不终有幸，自膺天子特达之知。轰轰烈烈，际会非常，开国奇勋，此其上也。如曰志僻孤忠，愿甘恬退，仆代敷陈，显明本末，请给原官冠带，修养林泉，俨然山中宰相。祖莹故基，朝夕相依；骨肉至亲，欢然团聚。出处既成，忠孝两全，此其次也。其或不然，即于归来之日，祝发陈词，仆代请作盛世散人，一瓢一笠，逍遥物外，遍选名胜，以娱天年，又其次也。亦强（过）日坐危舟，魂惊恶浪，处不成外，出不成出，既已非者，亦难名忠。况且震临海岸，未免惊扰百姓，窃为大君子难闻者。仆率愚直之性，行简谈之词，屏去一切繁文缛语，如逆闯之害，何以当仇？本朝之恩，何以当报？当仇者不审天时，自甘扑灭；当报者妄行恃险，自取沦亡。邪正之至理，兴衰之大数，有识者燎若观火，又何必烦词取厌大君子之清听哉！昔人有言：‘身在局内，明者自暗；身在局外，暗者自明’。某以局外之观，略陈鄙意，不避嫌疑，倾心万里……至诚之心，望祈同乐。”
身处孤城，郎廷佐辱舌侃侃，仍发书劝降郑成功，看似憨愚，实则在为南京争取时间。
郑成功没搭理郎廷佐。倒是张煌言以自己名义发信一封，反过来也争取郎廷佐开门早降。
双方都是笔墨文豪，来往攻心书信，极有文采可观：“……执事（指郎廷佐）固我明勋旧之裔，辽左死士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泽，当何如怨愤！思父母之深仇，当何如报雪！不为中兴人物。顾（李）陵、（卫）律白甘，华夷莫辩，甚为执事不取也！即就恩仇之说言之，自辽师起而征调始繁，催科益急。故溃卒散而为盗贼，穷民聚而为弃兵，是酿寇盗者，虏人也。乃中华失守，倾国兴师。倘能挈故物而还天朝，将土蕃、回纥不足羡。顾乃招虎进狼，即收渔人之利于江北，辰蛇封豕，复肆虫蛊之毒于江南。此果恩乎，仇乎？”
张煌言信中，先夸郎廷佐出身，说他是明朝辽东“烈士”子弟。但查郎廷佐之传，其父郎熙载原为东北广宁的明朝诸生，努尔哈赤克广宁时，郎熙载投降，被授为“防御”之职，后因军功，得“游击”世职。所以，郎氏并非是大明“烈士”，反而是汉奸二世之家。张煌言上来给对方一顶高帽，无非是争取郎廷佐投降。特别在书信后半部分，张煌言指出清朝乘人之危、亡人之国的阴险，责斥满清攻乱辽东，致使明朝兵困民疲，是明朝衰亡的主要原因。
双方互打政治牌，皆虚张声势，没有什么实际效果。但最终在宣传和沟通中处于下风并受欺骗的，反而是咄咄逼人的郑成功一方。
见郑军势盛，清朝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和驻防的清将喀喀木只能坚守，龟缩城内不敢出战。此时，先前从郑成功军中逃出（实则是被纵放）的清朝江苏巡抚朱衣助忽然出现在南京。由于他本人见过郑成功，见人揣意，就向郎廷佐等人献计：趁郑成功志骄意傲之机，假意投降。
于是，清将管效忠出头，他派人给郑成功递书信，传达出这样一个信息：“大军一路胜捷，我们力争不敌，本应马上投诚。但清朝有制度，守城者坚守三十日，援者不来，则失城者不罪家属。南京文武官员的家属均在北京扣作人质，乞望藩主（郑成功）宽限至三十日期到，我们会立刻开门迎降。”
郑成功的参军潘庚钟即刻识破清军诡计，劝说道：“此乃敌人缓兵之计，绝不可信，趁如今南京城内空虚，请立即下令进攻南京！”
郑成功不听。“我大军一路而来，战必胜，攻必克，南京守将已心碎矣。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最为上策。况太祖皇陵在南京，岂敢震动？”
其实，郑成功绝非轻易就能骗到的书呆子，他之所以如此胸有成竹，是因为进军途中，清朝的松江总兵马进宝和崇明提督梁化凤皆暗中与他约降。
但是，马进宝是真心想降，梁化凤是虚与委蛇。郎廷佐发搬调兵，马进宝不应，梁化凤却即刻提四千精兵入城来助。马进宝原为李自成部下，外号“马铁杠”，残忍好杀，身家奇富；梁化凤乃清朝顺治朝武进士，是个彻头彻尾为满清卖命的汉奸。他曾在郑成功进攻途中亲自拜见郑军大将马信，二人结为兄弟，对天盟誓。所以，梁化凤提兵入南京，郑成功等人还以为他要去城内做内应，信之不疑。
郑成功大军，水师在三叉河口泊靠，大营陆军扎于狮子山一带。以兵逼城之际，南京城内寂然无声。
郑成功以为城内军民已经吓破胆，更加松懈。张煌言自芜湖贻书急谏，郑成功累捷自骄，不听。他下令手下八十三营牵连围绕，坐困南京，以待其降。郑军军将、士兵，皆释戈开宴，纵酒捕鱼为乐。
其间，张煌言率领为数不多的鲁监国舟师，在姑苏、常熟一带四处兜转，传檄各州郡，往来造势。一时间清朝统治下的四府、三州、二十四县均派人送款，表示要投降。如果郑成功能分兵占取这些地方，即使他缓攻南京，也仍可大有作为。但是，郑成功坚信集中优势兵力主攻的策略，拒不分兵。
可惜，他十余万大军齐集南京城下，根本不展开攻势，师老兵惰，最终丧失了大好机会。
南京是个政治意味极浓的城市，如果占领此地，不仅可以以朱元璋发祥地的优势号召全中国复明势力，还可以恃此虎踞龙盘之地，逐渐占领江南主要财赋地区，一举扭转全国的经济态势。然后，以财养兵，以地招民，隔断清朝的南北联系，肯定能争取更多的兵民归附明朝。而且，有了南京当作根据地，郑成功军队“海贼”的面目会一变而为锐意恢复的仁义之师，更能安定江南以及所有希望复明的士民之心。
迁延之间，清军梁化凤、蒋国柱以及驻扎在南京上下游的各部清军纷纷来援，自云南回兵的满洲八旗军队马尔赛、葛褚哈等部也疾驰至南京。
双方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
郎廷佐有干吏之才。郑军到来之前，他早已先行一步，将南京城外民屋烧拆一空，近城十里居民均迁入城内。而且，他大开水西、旱西两门五天，限令城内居民出城买柴。然后，他下令城内百姓皆不许上街。由于清朝令严，居民不敢上街买米，有穷困储粮不足者，竟在围城期间全家饿死也不敢出门觅粮。
见清兵日集，郑成功心慌。他与诸将相约，七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发动总攻。
七月二十二日，关键时刻，郑军中有个管衣甲的林姓官员叛变，偷入南京城，遍告郑军虚实。这个林甘福建海盗出身，由于攻破瓜洲后大肆淫掠，被郑成功打了二十大板。怀恨在心之下，林某叛变。他亲见郎廷佐献计：“再过三天，郑军大举攻城，南京必不可守！二十三日，乃郑成功生日，诸将定会卸甲饮酒庆贺，必不为备，可偷袭击破！”然后，他把郑军何地是实营，何地是虚营，一五一十，皆一一细报清军。
郎廷佐抓住机会，命令守城清军十人留一人，其余俱下城结营，准备先发制人，准备出击。
七月二十二日夜晚，梁化凤率领绿营兵先出，以作“炮灰”，观察郑军反应，试探虚实。仔细巡察后，梁化凤从南京的神策门出发。这个神策门，本为已经堵砌的废门，从城外看上去，由于芦苇野草满野，根本发现不了。清军手中有工程图址，在内里偷偷拆卸，神策门就成为一个“突门”。
墙砖被推垮后，梁化凤很猛，率手下绿营兵就朝郑军冲过去。
郑军在神策门一带的主将是余新，当时他正和郑军另外一个大将甘辉正在听戏饮酒，闻报大惊，即刻披甲上阵。
余新勇猛，指挥士兵力战，清军小却。郎廷佐见情势不妙，立刻又派出一个分队，从南京小东门突出，掩袭郑军。
余新等人不敌，郑军溃败。不久，余新本人被清军活捉。
首战告捷，清军自信心大增，主力皆出，于南京城外扎营。
由此，清军由守势变为攻势。
郑军大将甘辉等人齐入主帐，与参军潘庚钟等人一起见郑成功，劝说把军队退屯观音门一带，乘势再进行进攻。
事已至此，郑成功刚愎自用，反倒急欲与清军决战。他自作主张，指挥主力全部结营于观音山，准备依山就势，要与清军大战一场。
郎廷佐见郑军结营，趁早晨郑军新集未稳之际，立刻挥兵攻击。郑成功本人仍在指挥调动，而山下受攻击的郑军只得一边死命抵挡一面上报。
郑成功军令极严，其余各部不敢轻易出战，只得眼看清军集结主力死攻郑军一部。其余诸部怕违背军法不敢相援，眼睁睁看着清军逐一击破友军。
甘辉身中三十余箭，手杀约十人，力不能支，终于溃走。退走途中，甘辉力竭被擒。
郑军诸营动摇。
至此，坐镇指挥的郑成功心乱，但仍旧不发进攻命令。
郑军大将林胜焦躁，对士兵讲：“敌人虽胜两阵，兵力不多，藩主不发号令让诸营联合反击，实误大事！”于是，不等郑成功命令，他率手下士兵向清将梁化凤所统骑兵发起攻击。
时兮命兮，林胜之军刚刚冲出，恰遇东门清军忽然从城中出来加入战斗，二部清军合击，林胜部郑兵正好处于合围之下，拼斗血战，全部战死。
望见诸营溃败，人在山顶的郑成功对参军潘庚钟讲：“你在本王伞盖下替我坐镇指挥，不可去盖。我下山到水军大营，催 军从后面抄杀。”
郑军水营一直泊于江边，踞南京城二十多里。郎廷佐在郑军刚到之时，就派军士假扮百姓，遍载酒肉柴木，天天到海边与船上郑军士兵买卖交易，暗伺虚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些奸细不敢贸然接近郑军的大船，后来双方感情日益“融洽”，奸细们随便入营交易。郑军兵士毫无防备，水师大营内的布置情况被清军侦知无遣。特别是郑军几只装满火药的大船，被清军死死盯上。
岸上战斗打响，清军奸细暗挟硝磺瓶，接近火药船后，点火抛入舱内。四只大船爆炸，所有火药全部报销，顺带烧毁郑军大船数只。
刚刚赶至门边的郑成功正好赶上大爆炸，登时心惊，他也顾不上召集水军对岸上清军进行反包围了，反而上船催水师逃走。
岸上败北的郑兵逃往岸边，忽然发现大船皆空，非常绝望，但仍旧边战边退，往山上撤退。清军不舍，尤其是汉人绿营兵敢战，与郑军搏杀在一处，难解难分。
清军八旗骑兵渐聚，大队人马涌上山顶。然后，清军精骑借势猛冲，一下子把郑军士兵冲溃，把他们又逼回江边。
无奈之余，郑军士兵，尤其是那些重甲精锐，皆投江而死。
清将梁化凤见观音山上有郑成功的伞盖在，拼死上前，率士兵猛攻。郑军士兵殊死拼斗，但清军合围兵多，潘庚钟持剑指挥，最终与属下士兵全部战死。
南京之役，郑成功手下大将除甘辉、潘庚钟、万礼、张英、林胜、蓝衍、陈魁阵亡外，还有副将魏标、林世用、洪复等人，皆搏斗死于军中，损失不可谓不惨重。
郑成功所率的军队人数，与南京清军（包括后来赶到增援的）相比，其实仍占优势，基本是2：1的态势。他之所以大败，一是因为松懈，二是因为指挥不利，三是因为此次大战，郑军尽携军队眷属于船上，患得患失。妻女随队打仗，军士心理上就已经怯了一大截，所以，忽遇清军猝然进击，逢败心慌，心慌就要情怯，情怯就只能一败再败，无法收拾。
即使如此，十五镇全军败没，郑成功余军仍旧有很强的战斗力，大可以在镇江坚守，以此为根据地，联结周围归附州县，再伺机而为。
所以，张煌言闻郑军在南京败溃，立刻写信，要郑成功在民心可恃的基础上，努力坚持一下，派出百艘战舰到上游与自己联兵，巩固上游胜利果实。
心灰气冷的郑成功归心似箭，弃镇江不守，顺流东下而去。临行前，郑军士兵在官署放火，大呼：“尔等百姓可随我去，不然鞑子要杀尽你们！”一时间，城中如沸，妇女皆漫无目的披发狂逃，街上被踩压至死者无算。孩童遍地，践踏如泥。
郑军一改从前军纪森然之象，实入居民家中大掠，抢焚整整两天，遍城烟火。
清军八旗兵远望镇江火起，不敢即时入城，便先在瓜洲大抢豪夺。待郑军撤走后，八旗兵进入镇江，再来一轮焚掠。更坏的是这群兽兵大肆奸淫，几乎镇中幸存妇女无一幸免，惨遭轮奸。
至于梁化凤、蒋国柱二人所统的绿营兵，在无锡等地烧杀抢掠，皆满载而归，并把抢得成千上万妇女在苏州贱卖。
而后，南京的清朝政府张帖告示，夸张“灭贼”功绩，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兵灾过后，最苦的就是百姓。
郑军大将甘辉、余士信被生擒。甘辉为人，文韬武略比比在行，在郑成功此次长江之役前，他曾劝说军事行动缓行，表示说待日后兵力增加一倍后，可一举平定南中国。郑成功不听，混战中，甘辉身中数十箭，重伤被俘，被带去见清将。管效忠喝令他下跪，甘辉不跪。管效忠叱曰：“汝为将领，自应战死沙场，不死被擒，理当投降。如今不死不降，是为何理？”甘辉瞪目朗言：“男子汉大丈夫，当然应战死沙场，我乃大明国公，岂能与无名士卒默默死在一处！今日活着来见，只是要死个明白，让后人知我名耳！”言毕，转身出庭，傲然临刑。郑军另外一位大将余士信善舞大刀，姿容甚美，打仗时常常布甲跣足，有如天神罗汉。他作战力竭被擒后，被押去见清将喀喀木，也是挺立不跪。喀喀木壮之，爱惜其材勇，便问：“如果投降，当给大官。”余士信话语不多，摇头高言：“不投降，只求速死！”欣然受死。
南京之战后，清廷褒将郎廷佐，并擢升梁化凤为江南提督。梁化凤这个汉奸为清朝卖死力，战斗结束后，他为了巴结八旗兵，他命令手下士兵皆让出马匹，给满洲兵来骑，他自己率手下皆步行，扛枪抬物，伺侯周全。享了几年福，汉奸梁化凤得了一种怪病，脖子处生对口疮，慢慢烂下去，最后头落而死。
对于蒋国柱等作战失利清将，清廷加以贬罚处理。至于那位暗中与郑成功通款又一直按兵不动的松江总兵马进宝，被清军押赴北京，凌迟处决。这位流贼出身的悍将，原本不是什么好人。他在松江贪淫酷虐，极肆惨毒。平日里，马进宝有美妾八十人，如有想离去者，均被他斩杀不留。他广为人知的有一件事：一日，马进宝一妾生病，唤医生来看，医生说其妾怀孕四个月。马进宝妾侍奇多，早已忘记了这个妾的模样，认定这是新进之妾，不可能有孕。于是，他提刀对医生说：“怎会有如此事！如有孕，不杀汝；如无孕，说明你医术不高，必杀汝！”他进至其妾床边，以刀割开女人的肚腹，从中提取已成形的婴儿，鲜血淋漓拿在手中。然后，他出屋对医生讲：“诊治有法，赏你五十两银子！”残虐如此，马进宝确实值得受凌迟之刑。
郑成功败归途中，在八月间曾进攻崇明。久攻不下，只得悻悻而返。
后来，听闻清军集浙、直、粤数省水军齐来会剿，郑成功忧虑，派人与清廷议和，遭到严拒。
明朝诸将，尤以郑成功为最，私心大过公心。倘使当初孙可望、李定国兵盛时他出兵配合夹击江南清军，南明必胜无疑。西南战事吃紧，他不去提兵营救永历帝，反而趁清军在云南追剿南明残军的时候，自己提精兵想攻占南京这个政治城市“复明”，更显示出他目的的不纯。
即使郑成功能够攻下南京，永历帝逃在蛮荒，鲁监国被他软禁，真不知他是自己在南京做皇帝呢还是随便找个朱家子弟当傀儡。所以，历史上的人与事，有时难以定断。
倘若南京不败，台湾不收，郑成功能否成为“民族英雄”，还是个疑问。随后他的所作所为，肯定会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顺治十七年三月，清将达素与施琅统领满汉水陆精兵数万人、战般数百艘合攻厦门，被严阵而备的郑成功击败。清廷再征调大军准备大举进攻，但次年顺治帝病死。
眼见自己自长江败归后境土日蹙，趁清帝新死的这一缓冲期，郑成功加紧收复台湾的准备。为此，张煌言写信苦劝。因为，台湾收复后，郑军主力势必远离大陆，这与南明的抗清复明大业完全相悖。如同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军队一样，高呼“抗日”，却转移到没有日本人的地方休养恢复，是一个道理。
郑成功不听，率水师进发，终于把荷兰侵略者逐出，收复台湾岛。当然，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郑成功取台湾，功在千秋。但以当时当地的南明事业来讲，郑成功此举完全是南辕北辙。
1662年4月，郑成功积懑成疾，吐血而死，时年三十八岁。
郑成功攻取台湾及在台经营之事，由于已经超出南明史范畴，笔者姑不详述。
抛开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丰功伟业不讲，在南明历史上，“私心自用，不顾大局”，这八个字，其实可以对郑成功盖棺定论。
但是，明朝亡，天下亡，郑氏能在一隅海岛保全大明衣冠数十年，诚为良可赞叹之事，决非能简单以“割据一方”四个字给台湾的郑氏下定论。
连“我大清”的“圣祖仁皇帝”康熙本人都赞叹这位敌手：“郑成功，真乃明朝忠臣，非为朕之乱臣贼子！”
郑成功怀故主之恩、守孤臣之节，一直耻为亡虏，磊磊落落，不事二朝，确为奇男子，大丈夫！
反观施琅，降而复叛，叛而又降，为清廷充当鹰犬，攻破明朝遣民心中最后一个心理堡垒台湾，这绝对不是现在小文人所称的“顺应历史潮流”。
所以，施琅是个度量偏狭、认贼作父、反噬成仇的典型人物。
历史，不仅要用所谓的当代眼光去看，也要具体从历史高度去看。
倘以成败论英雄，施琅肯定是英雄。
如果自道德伦理的高度审视历史人物，施琅不过是个心理卑污的投效小人，包衣奴才！
第十二章 弓弦一铰送君王永历政权的终结
一世雄杰的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即使在他最恐怖的梦魇中，肯定预料不到，大明建国二百多年后，他的皇裔圣种朱由榔，会丧家犬一样，流落到蛮荒缅甸，渡过他人生最艰苦的岁月。
缅甸，在《明史》中，并非能侧身于《外国传》中，这个蕞尔小邦，只列于《云南土司传》的最后一编。
洪武二十七年，缅酋上贡，明朝设缅中宣慰使司。永乐元年，明廷又设置缅甸宣慰使司。所以，最早缅甸有二个宣慰使，皆是当地土酋，二百多年内向大明入贡不绝。
从明初到天启年间，缅甸对云南边地时有侵袭扰，特别是万历年间，屡生兵端，但这个土邦倒是一直奉明正朔，受明朝黔国公沐氏家族的“直辖”。
深入荒蛮群山中的蕞尔小邦，做梦也想不到，一夜之间，天上会掉下来个“朱皇帝”。
1659年（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守卫缅关的缅甸蛮兵发现，有两千多服色鲜明、脸色难看、行色匆匆的明朝人，或文或武，或步或马，拥簇着一个明黄大轿，忽然出现在关门之外。
派出通事（翻译）一打听，方知来人一行非同小可，乃大明堂堂天子，“永历皇帝”。
世事如斯难逆料。
穷山恶水，竞困真龙！
注定要凝固的“欢乐”——永历君臣的昆明大撤退
孙可望势力泡沫般的崩溃，使得李定国，永历帝等人一时间忘乎所以，觉得西南之地，大可安乐平静。
永历君臣没把进取或者恢复当作要务，反而在昆明城内庆功发赏，升官许愿，歌舞升平，上至君王下至重臣，没有任何忧患意识。
永历朝臣中的两个官员，高绩和金简，很感忧心忡忡，向李定国等人进谏：“今内患虽除（指孙可望），外忧方大。清军一直屯兵虎视，等我内斗方酣之时，很可能突然进击。我们如今情形，恰似酣歌于漏舟之中，熟睡于积薪之上，良可堪忧！二位王爷兵略颇悉，怎可懈怡如此！”
如此苦劝良言，李定国竟然听不进去，并向永历帝告状，二臣几乎挨到杖责。
要说李定国完全沉浸在“胜利”中没想事，也不尽然。当时，他主要的想法是攘外先安内，把注意力放在孙可望心腹部将王自奇、张明志等人身上。这几个人拥兵于楚雄、永昌一带，很让李定国放心不下。
于是，他亲自率军，迢迢跋涉，进攻永昌的王自奇。
众寡不敌之下，王自奇败走腾越（今云南腾冲），穷途自刎。张明志见情势不妙，请降受抚，总算少了一番折腾内斗。
从对明朝的忠诚角度方面讲，李定国绝对没有问题。他曾这样对手下人讲过：“曹操、司马懿有戡乱之才，喋血百战，摧大敌，扶弱主，如果他们博取万世美名，如探囊取物般容易，但他们一念之差，篡人国家，犹持黄金换死铁，落得后人笑骂，直是太不值得！”
如此价值观，保证了他对明王朝的绝对忠诚。
击走孙可望之后，李定国本人有所膨胀，开始对刘文秀表现出排挤的态度，否决他请永历帝移驾贵阳的建议，并把他从前线召回，卸其军权。同时，李定国把在边诸将皆招回昆明，论功分兵，多寡不一。不料，清军猝至，兵失其将，将不得兵，所以导致日后的兵败如山倒。
为此，刘文秀对手下讲，“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家！”虽然把李定国和孙可望相提并论有些过分，但对李定国的独断专行，此语极其贴切。
郁郁之下，加上军旅过劳，刘文秀竟然一病不起，仅一个多月时间就含恨而死。
临终前，刘文秀仍然向永历帝进献忠言：“清兵日渐逼近，国势日危，臣之妻子族属，一定会尽忠大明。倘事急，望陛下驾临蜀地，联合十三家之兵（昔日的大顺军余部），出营陕洛，说不定能转败成胜。此臣区区之心，望圣上鉴查！”
耿耿忠心，至死不贰。
永历十一年（1657年，顺治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清朝三路大军开拨。
平西王吴三桂一路向陕西汉中出发，经蜀地攻贵州；卓布泰一路向湖南出兵，经广西与线国安部清军会合攻贵州；宁南靖寇大将罗讬 与洪承畴一路，从湖南往攻贵州。
洪承畴里里外外一把手，从孙可望降官中挑选出十九名精习云南地理的汉人人作为向导，带领各路人马前进。
由于老汉奸沿路军养、后勤安排妥当，预见性强，清朝三路大军皆进展顺利。
洪承畴、罗讬一军连克沅州、靖州，把湖南一带的南明军队击溃，直接攻入贵州境内的镇远、平越（今福泉）等地，并在四月已经攻占贵阳。
吴三桂一路军，自沔阳进至朝天驿，三月初已经到达保宁，三月十四日到达合州。南明总兵杜子香在江边没能组织任何有效的拦截，弃重庆而逃，坚城一下子落入清军手中。
卓布泰一军从广西深入，招抚南丹、那地，抚宁等地的土司，攻克狄山州、都匀等地。
清朝三路人马，在贵州顺利会师。也就是说，仅仅用了二个月时间，三路清军顺利实现贵州会师的计划，在全省范围内对南明军队各个击破，基本没遇到重大抵抗。
当清军开始进攻的初期，三路分兵，倘若南明能击败其中任何一支，就有可能使战事发生全局性变化。但是，直到清军三路会师贵阳，永历君臣才真正开始着慌。此时，已经去了先发制人的宝贵机会。
清军方面，又添生力军，三路大军之外，又有信郡王多尼率一只大军，自湖南开赴云贵战场。
七月间，永历帝在昆明在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师”，督领诸将御敌。至此，距清军三路大举进犯之时，已经过去将近半年时间。
南明方面的狼狈被动之态，尽显无遗。
李定国根据当时情况，派冯双礼、祁三升据守盘江东岸，坚守鸡公背（今贵州关岭县），抵拒中路清军。李承爵、张先壁据守黄草坝（今贵州兴义县），堵清军东路。白文选统四万精兵、出七里关（今贵州赫章县），佯攻遵义，抗清西路来犯之敌。
李定国本人，自统一路军，进至北盘江的铁索桥一带（今贵州盘江桥），准备收取以贵阳。
为了牵制清军，李定国与夔东十三家的大顺军余部联系，命令他们进攻重庆。十三家非常配合，七月间得令即发，自水路大举进攻。
吴三桂闻报心慌，立刻回军去救，以防退路被截断，丢失饷道。由于力有不逮，夔东十三家后撤。待吴三桂军走后，他们再次发起进攻。
重庆城将要被攻克之际，夔东十三家军中出现叛徒，自己人杀自己人，攻城主将谭元被刺杀，功败垂成，十三家军除一部分降清外，余部反而被清军乘胜追击，败北而走。
这样一来，重庆牢牢掌握在清军之手，入黔清军再无后顾之忧。
更可惜的是，李定国、永历帝根本没有听从刘文秀临终遗言，在战争开始之际，并没有向蜀地移动与夔东十三家会师的计划，只把他们当成一只牵制清军的力量。最终，一事无成。
特别让人郁闷的是，本来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的李定国，出师之前，又遇一个“大仙”贾自明，自称会奇门遁甲之术。这个妖人带了数百个精致木偶人找上门，声称可以念口诀，使唤这些“天兵天将”，帮助明军击退清军。
如此低劣把戏，李定国和永历帝竟然全被哄住，一再拖延行期，等待贾自明老道的“良辰吉日”。过了二十多天，终于发现这个贾老道是洪承畴派来的奸细，怒极之下，李定国一剑捅穿这个“大仙”，但已经白白损失了不少宝贵时间。
师出之后，遭遇连日暴雨，南明军队士气更加低落。而且，由于大规模军师行动，造成了南明军令严苛，役使民众，计程严限，使得民心思变，人心大失。
其实，即使是在清军占领贵阳后，南明仍旧有机会各个击破分散在贵州省内的清军。
由于李定国的一拖再拖，清军修整已毕，诸路齐发，已成扑压之势。至此，南明军队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了。
清军方面，信郡王多尼率生力军从贵阳出发，取道关岭，直扑昆明，为中路；卓布泰从广西永顺出安隆和都匀，自黄草坝方向攻昆明，为南路；吴三桂一军由遵义取道水西（今黔西）经七里关往昆明，为北路。洪承畴与罗讬坐镇贵阳，居中调度，全盘指挥，为入滇大军营造稳固后方。
清军各路，约定于十二月攻克昆明。
清军中路很顺利，直抵鸡公背。守将冯双礼、祁三升双双战败退走，清军占领曲靖。
清军南路在泗城土司的引导下，在罗炎渡口捞取南明军队为扼守江流而凿沉的渡船，连夜渡河，间道攻取安龙。
李定国闻报，自率三万军来救，本来在决战中略占上风，但山火突发，清军乘北风直扑南明军，李定国反败落处于下风。当听说清军的向导是孙可望手下的康国臣，李定国惟恐军中孙可望老部下临阵反戈，慌忙中连连后撤，退至北盘江，不得已焚桥断路遁走。这次惨败，其手下军民家属二三十万，皆沿路被杀，南明军的主力精锐，基本报销殆尽。
清军南路军从普安州（今贵州盘县）进入云南。
北路清军由吴三桂带领从遵义出发，行至七里关，就受到南明白文选部阻击。
此地两岸高山夹峙，水势凶险，诚为天然关隘。不料想，吴三桂在当地少数民族向导带领下，走小路直抄乌撒军民府（今贵州威宁），反而控扼了七里关的大道。
中路清军也赶来会战，白文选顿时腹背受敌。
慌乱之下，南明军苍惶撤军。
三路清军，成功在曲靖会师，直接向昆明推进。
李定国等将的败讯传来，永历帝眼泪都急得掉下来。数年颠沛，刚刚在昆明过了些舒服日子，如今又要重新踏上逃亡之路。
逃离昆明是肯定的，但往哪个方向跑，永历朝臣，莫衷由是。
商量了许久，有朝臣建议先奔建昌，依靠那里丰足的粮草，入嘉定养锐。如果清军势猛，可以乘船直下重庆方向，与夔东十三家余部会师，凭借蜀地，直捣荆襄。
考虑过后，永历帝、李定国皆赞同此议。
奸臣马吉翔与其弟马雄飞和女婿杨在皆打他们自己的小算盘。让他们心怀忐忑的是，怕入蜀后控制不了永历帝，会遭到清算。思前想后，他们就一起力劝李定国心腹谋士金维新。
金维新本是云南人，当然不想离开乡土，几个人一拍即合，由金维新出面，最终说服了李定国。于是，李定国一改初衷，改向滇西撤退。马吉翔等人这样忖度，清军追击不紧，可在滇西四处逃避；万一事急，则可逃入缅甸避难。对此，黔国公沐天波也表示支持，他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云南等地的地方势力。
其实李定国本人曾经想去湖南、广西方向撤退，但驾不住金维新、马吉翔等人的劝说，最终走了下下着。
撤退之时，由于南明刚刚征得的秋粮充盈，李定国妇人之仁，没能做到坚壁清野，严禁各营不得焚毁余粮，怕清军向云南百姓报复。这样一来，清军如虎添翼，日后再无缺粮之忧。
清军入昆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凯旋一样入城。
没跑的南明朝臣，绝大多数降清。
昆明之退，慌忙惊乱，南明永历君臣狼狈至极。听说皇帝往蛮荒境地带撤退，不少朝臣大感失望，连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官员以及左佥部御史钱邦芑这样的铁杆支持者，皆中途离去，躲避藏身。
在逃难途中渡过了新年。1659年正月初四，永历帝跑到永昌，总算敢停下喘口气，但身边随驾官员已经不多了。
永历帝自己很后悔西奔，事已至此，又要依靠李定国，不好责备他，就嘱托大臣以自己名义发《罪已诏》。李定国也深感内疚，上疏要求自削官职。所有这些，皆是虚文而已，于事无补。
没呆多久，守卫玉龙关的白文选兵败消息传来，清兵迫近。永历帝只能率众又逃，奔往腾越（今云南腾冲）。
吴三桂率清军步步逼近，磨盘山一战，如无叛徒告密，李定国的南明军差点获得翻盘大胜。
李定国渡过潞江（怒江）后，在磨盘山上借助蔽深的地势，埋伏下三哨人马，遍布地雷，准备乘清军志骄意满大意追击的情况下打埋伏战，首尾相击，尽歼吴三桂一军。
万事俱备，清军已经进入埋伏圈。可惜的是，李定国手下参军卢桂生叛变投敌，把实情禀告吴三桂。
大汉奸惊出一身冷汗，立刻命令前军止行，下马向草中搜索南明伏兵。这样一来，明军原来以号炮为应的计划全盘打乱，首尾不应，各自为战，埋伏战变成了短兵相接。如此一来，李定国奇兵设伏没搞成，只能硬头皮出战。
南明军、清军双方在山上展开近距离殊死搏斗，相互死伤都很大。
本来人数就处劣势，损兵折将之下，李定国只能率残军退往孟定。他之所以择路另走，主要是怕清军尾随追击，暴露永历帝的行踪。
李定国心是好心，但如此一来，把永历帝弄成了独行人众，皇帝顿成为没有大军护卫的孤旅。
兵败如山倒，南明诸军东窜西逃，很难再组织起成规模成建制的反击。
蛮荒国里当客囚——南明君臣在缅甸的遭遇
永历帝一行南奔，开始并不知李定国磨盘山之败，仍旧昼行夜宿。
忽然，总兵杨武苍惶而至，通告败绩，并讲清兵已经追近。
永历君臣大惊，顾不得休息，连夜赶路，走了大半宿，迷失方向，乱走数里，其实一直在原地山谷间打转。
总兵杨武率溃兵率火打劫，趁着夜黑，大肆抢掠永历帝及随行人员的公私行李，大发横财。
见杨武一部兵将发财，扈驾的另外一名将领孙崇雅也大动劫心。转天，他也开始行劫，明火执仗地开抢，掳杀甚众，洗劫一番后，率本部兵遁去。
永历帝的随从人员，不是被杀，就是被抢，还有不少趁乱逃散。
三天后，正月二十八日，最后一批数百人的扈驾武装不愿随永历帝入缅，由靳统武带领，掉头追赶李定国而去。
至此，见从人不散即叛，永历帝在马吉翔等人窜掇下，决定由铁壁关进入缅甸。
得知消息后，缅人派人来见，表示说：“天王（指明朝的永历帝）远道而来，百蛮敬畏，请从官以下不要佩带武器入关。”
这时候，永历的随从文武相加，还有两千多人，大多数人都表示不同意缴械：“猛虎所以能威临百兽者，以其有爪牙之故也。如果解除武装，对方必起歹心！”
马吉翔叱喝，一定要大家缴械。众人无奈，只能尽解弓刀盔甲，尽弃关前，委积如丘，赤手空拳进入缅甸。
其实，如果杨武、孙崇雅二将未叛，靳统武不走，三个人率数千精兵武装保卫永历帝这入缅甸，当地人无论如何，不敢对这帮人轻易加害。
进入芒漠交后，沐天波与大臣王维恭及典玺太监李崇贵等人商议，想另派数人，拥太子往茶山，这样的话，即可以太子名义在外调度军队，又可对入缅的永历产借为声援，不至于有祸事发生时，皇帝及太子被一锅端。
永历帝同意，但皇后不同意，此议不了了之。
二月初一，一行人行至大金沙江边。缅人只提供四艘船，一只供永历帝，一只供太后、皇后及太子，一只供司礼监李国泰，一只供文安侯马吉翔，其余从官从人皆无舟，有钱的花钱雇船，无钱的只好由陆路绕行。
在芒漠时，永历帝从人还有一千四百七十八人，至此，仅有六百多人在江上舟行相随，余人皆走陆路，沿途死亡失散，好不凄惶。
放舟之际，马吉翔逃心似箭，根本不待太后与太子收拾好物品，即命行船。
太后大怒：“连皇上亲娘也不顾，欲陷皇上于不孝吗！”
众人见太后发怒，稍缓行期。呆了一天多，二月四号，始乘船沿江而行。
走了十多天，十八日到达井梗。由于缅人处处沿江勒索，永历帝一行每日只行二、三十里水路。
二月二十日，缅方遣人来报，说南明几路散军皆向缅甸方向移动，请求永历帝发敕令阻止他们的逼近。
当晚，众臣在“御舟”聚集开会，大家皆怕行程中遇劫丧命，谁也不愿意携带敕令往回走，相互推诿。只有总兵邓凯和小官任国玺自告奋勇，马吉翔惟恐二人回去见了李定国后说他“坏话”，暗中对缅人通事讲：“这两人无家口，如果离开皇帝，肯定就远走高飞！要阻止二人出缅。”
不久，有报南明诸营已经散去，遣使发敕之事就无人再提。
二十四日，缅王派人来邀请南明大臣过河议事，永历帝派马吉翔之弟马雄飞和邹昌琦二人往对。
过河后，缅王本人并不接见他们，只让通事从中传话，询问了许多明神宗万历年间的明朝国事。这两人草包，对往事知之甚少，甚招缅人轻蔑。
而且，他们所带的永历敕书上所盖的皇帝玉玺，缅人拿来与万历敕令相比照，发觉永历玉玺形制稍小，就怀疑是伪造。幸亏二人再拿出盖有黔国公印文的文书，缅方对比一看，与从前文书上的印文一模一样，这才信以为真。
由于万历二十二年开始，明朝约暹甸夹攻缅甸，双方关系从那时开始已经非常紧张，日后入贡稀少，来往绝少，所以，缅方只有万历时期明朝的御敕与文书。从彼时起，双方常年不通。大明皇帝来避难，自然使这个小国土皇帝生出幸灾乐祸之情和歹心。
对于南明使人，缅甸土王自称“金楼白象王”，其实，他只是大明朝归属黔国公管辖的“缅甸宣慰使”而已，地司级干部。万历元年，缅甸土王好事，曾经自称过“西南金楼白象王”，在公文中仍称明朝皇帝为“天皇帝”，但他当时的自称，已经让大明朝非常不高兴。现在，时易世移，小土王又开始装大。
面对流窜的帝室，如今的缅甸土王，确有资本装大。
忍捱到了三月，黔国公沐天汉与绥宁伯蒲缨、总兵王启隆三人，主动邀请马吉翔几个人在大树下集会议事（已经没有象样的够大的房间容纳大臣们开会）。
沐天波说：“缅酋对待我们的态度，一日差似一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里往回走，尚可躲避危险。”
马吉翔想也不想，回答说：“如果你们想走，就走好了。皇上以及三宫，皆交与你们。你们看着办吧，我不能再参与复兴国家的事情。”
众人听马吉翔如此要挟，一时沉默。
大家愣了半天，叹气哀声，渐渐散去。
当时，率兵深入缅境亚哇的白文选部，已经近在六十里以外的地方。他们寻找永历帝不得，心情焦躁，四处焚掠。
如果永历朝臣有一丝一毫的振作和主动，派人出动打探风声，肯定能和白文选联系上，逃出生天。
三月十七日，走陆路随驾的永历大臣和随从陆续赶至亚哇，在河对岸聚居。这些人走陆路，倒比永历帝来得更快。
缅甸土王心疑，对左右说：“这些人慢慢聚拢，不像是避难，倒像是想算计我们。”
惊疑之下，缅甸土王派兵四出，围攻刚刚抵达亚哇不久的永历帝随人。混乱中烧杀抢劫，不仅杀掉几百南明随员和大臣，还有数位大臣惶乱中自缢而死。
四月份，缅甸一方派人来报，说芒漠方向有一支由咸阳侯祁三升带来的南明军前来迎驾，请永历帝派人出敕文阻止他们。
马吉翔气恼，立即派手下的锦衣卫军官携带敕令前往芒漠，命令祁三升退走。
由于有皇帝敕令，祁三升不敢再往前行，痛哭后退走。他们之所以后退，是因为明明白白有皇帝敕令，如果不退，迎驾就变成了逼宫。
而后，马吉翔给缅甸官员数道永历敕令，让缅方发至各个关隘，实际是马吉翔自拟，内容完全一样：“朕已往福建方向进发。以后有一切兵来缅甸，都给我统统杀掉！”
当其时也，李定国派出数部兵马，在缅甸境内四处寻找永历帝踪迹。
缅人各据险隘阻守，激使南明官兵杀心大起，千里之内，焚掠攻杀。由于遍找皇帝不着，南明军躁愤日甚。
五月十日，永历帝一行人方乘船行至亚哇城，隔河扎营。这地方原本先至的陆行明朝官员呆过，所以有现成的草房十几间，就成为永历帝的“行宫”。
至于文武大臣，皆自己率家人四处砍竹伐木，搭建临时茅棚居住。此时的永历帝，兵卫寡弱，每日仅有百名左右没有武装的士兵“守卫” “行宫”。
隔了两天，缅王派人送来不少土产品“进贡”。永历帝心知肚明，也赶忙“回赐”不少金银用品。土豆换黄金，如今不再是泱泱天朝找感觉，而是落难皇帝买安全。
缅王当时之所以“礼敬”永历帝，是因为对于杀入缅境的南明溃军来讲，永历帝的敕令非常管用。所以，明帝倒成了土王自保的“人质”。正因为看正大明皇帝奇货可居，缅甸土王更严加阻塞内外消息，千方百计阻挠南明军队找到永历帝一行。
虽被清军击溃，依南明军的战斗力，在缅甸境内横行，倒不是什么难事。
安顿下来后，缅甸不少妇人携带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进入南明君臣聚集的竹城，摆小摊，做买卖。永历帝的随行大臣们，皆恬然自安，再不穿官服，各个短衣跣足，挎篮提兜，坐在地上与缅甸妇人打情骂悄，砍价还价，乐得逍遥。
不少官员掏酒买酒，大醉喧哗，豪赌狂博，全无天朝大臣的风范。
为永历帝一行充当通事（翻译）的是个大理人，他私下对人说：“先前入关，如果大明君臣不弃兵器，还能有能力自卫。现在，他们身无寸铁，又废中国天朝礼法，看来是没什么善终的下场了！”
庸庸碌碌中过了三个多月。八月十三日，缅甸土王派人招沐天波渡河议事。
黔国公沐天波原本是缅甸宣慰司（土王的明朝官衔）上司，如今，他被缅兵强迫，椎髻跣足，以缅甸礼仪“参拜”缅甸土王，成为土王向各地土司显摆的“道具”。同时，他还被告知，中秋将至，明朝君臣要给土王送礼。
落难凤凰不如鸡。昔日沐天波富贵甲西南，缅甸土王日思夜想，弄个金山银山也巴结不上他，如今，他却落得要给土王下拜并遭勒索，真是奇耻大辱。
回来之后，沐天波泣告众人：“我不得已屈身下拜土王，忍气吞声，只为保全皇上。如果我当时反抗，对方肯定加兵来害，希望诸公能理解我。”
事已至此，仍旧迂腐的礼部官员上疏劾泰沐天波“贪生辱国”、“有失大臣礼仪”。
永历帝览疏，又可气又可笑，均“留中不发”。如今皆为案上肉，还乱哄哄搞内斗，真不知如何收场。
对于永历帝来讲，中秋佳节，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不仅仅是复国无望，他本人还患上了严重的腿病，伤口感染，日夜呻吟不停。内痛加心痛，这位末代皇帝怎一个惨字了得。
皇帝如此凄惶，奸臣马吉翔和太监李国泰丝毫不理会，与数位相好天天酣歌饮酒豪赌。特别是绥宁伯蒲樱的居所，紧挨永历帝“皇宫”。他的房子成为众人赌博的聚集处，大呼小叫之声，吵得永历帝根本睡不着觉。
大怒之下，皇帝派从人挑掀了蒲樱茅草棚的顶子。
一群人并不在意，纵博肆喊如故，声响比以前更剧了。
永历帝无可奈何。
八月十五当天，即使听见茅草棚内永历帝因腿疮不断发出大声呻吟，马吉翔、李国泰二人好心情一点不减，他们叫来随驾的梨园子弟黎应祥演戏给他们看。
黎应祥是个戏子，此情此景也伤心，他（或她）泣言道：“皇上龙体有病，行宫近在咫尺，此时此地，臣子安肯忍心演戏欢娱。虽死，我不敢奉命！”
马吉翔等人勃然大怒，他和弟弟马雄飞等人乘醉而起，用马鞭乱抽黎应祥，打得对方鲜血淋漓。
没隔几天，马吉翔、李国泰面见永历帝，嚷闹哭穷，索要“俸禄”。永历帝这个气，声嘶力竭唤来典玺太监李国用，让他把“皇帝之宝”弄碎分给众臣。
李太监叩头，表示不敢奉诏。
马吉翔、李国泰不由分说，从李国用手中抢过皇帝大印，当着永历帝的面，凿碎黄金印，分份而去。
秋收之后，缅甸人送来数担新谷，皆为马吉翔截留，私分给他关系好的人。
随驾总兵邓凯出面叱责，竟遭马吉翔及其手下一顿暴打，竟被打成跛子。
永历帝在缅甸的一切详细行止，皆出于两本笔记，一本是《也是录》，一本是《求野录》，这两本书，皆是这位被打伤的总兵邓凯本人所写，可称是“亲历记”，所以史料价值非常高。
由于邓凯在记叙中不是以第一人称“我”来记述，后来学者又有很多人不懂古汉语，往往把这两本书混同于一般的野史和小说。
龙落浅滩遭虾戏——永历帝在缅甸的最后岁月
李定国磨盘山之败后，身边残兵只有一千多人。他发檄四方征调南明残军，皆无人响应。
一行人在云南边境地区兜转非常辛苦，兵无粮，马无草，凄凄惶惶。
这时候，南明的庆国公贺九仪一部自广西南宁渡江而至。这部明军在先前战斗中损失不大，他们与李定国会军后，明军人数一下子达万余人，军威复振。
李定国指挥这只大军攻拔了孟艮（今缅甸景栋）。由于这里粮多地饶，一时间吸引了不少溃败的明军残部来投。
本来在军力有所恢复的情况下，李定国又犯下错着，杖杀了庆国公贺九仪。原因很简单，清廷秘密派人来招降，贺九仪接待来人。实际上，他本人并无真正降清的打算。否则，他也不可能迢迢远道从南宁跑到缅甸来会李定国。
李定国之所痛下杀手，根本原因还是门派问题，因为贺九仪是孙可望的老部下。
贺九仪被杀，其部下寒心，顿发怨言，不少人携械出逃。
深恐逃走的明军引清朝大军来攻，李定国慌忙烧毁孟艮城，率余部走往木邦缅甸，与白文选部合军。
二人相会后，宰牛歃血为盟，决定攻克缅甸，迎回永历大驾。
永历十五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二月，李定国和白文选联军，在锡波大败缅甸军。
听闻李定国、白文选率两万人来攻，缅甸土王没有十分惊惧，他派出大将牙稞，集众十五万人，在锡波江边结营，准备与明军决战。
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缅甸兵只是南明军力的十倍以上。而且，缅军有战象一千多，枪炮林立，横阵二十多里，隔岸喧噪，喊打喊杀。相比之下，明军因先前与清军战败，根本没有任何重武器，只有长刀长枪等物，近三万之一士兵手中的“武器”，只是一条棍棒而已。
哀兵必胜。
乘顷军松懈之际，白文选指挥明军抢河先渡，先发制人，李定国随后率军横击，把缅军打得大败。尸横遍野，河中流尸纷纷而下，缅兵被杀一万多人，连缅军主将牙稞也在混战中被杀。
剩余缅兵见势不妙，退入密林之中，一夜之间逃得精光。
明军休整后，渡过锡波江，逼临缅甸土王的都城亚哇。
缅方惊恐，再不敢野战，秉城拒守。
由于皇帝在缅人手中，李定国、白文选不敢轻易造次，只能派人送话给永历帝，希望皇帝发敕令。
永历帝已成瓮中之鳖，根本无法与明军联系上。
相持数日后，明军在江上搭浮桥准备进攻，复被缅军砍断。
由于缺粮多病，明军不能久侯，最终失望而去。
此次迎帝军事行动，无果而终。当时的白文选所部明军，其实与永历帝驻地仅六七十里。
三月间，出于义愤，沐天波和王启隆的几个家人密谋，准备斩杀马吉翔等人，劫皇太子出缅甸以图光复。
事泄，马吉翔派手下锦衣卫人员把几个参与策划的人都抓起来，以石击之而死（他们手中没有武器杀人）。
五月二十三日，缅甸内部发生政变。土王的弟弟弑掉兄长，自立为王。
这场小型的宫廷政变，起因其实也源自永历帝。
自永历帝入缅后，南明军数次深入，缅甸兵民相抗，缅人死者几半。不少“大臣”责怨土王说：“正是因为国王迎接皇帝至国内，招致兵祸！”
土王不服气，反责大臣：“我迎帝不迎贼。明朝兵贼杀扰地方，不是皇帝的错。”
上下猜忌之下，土王的弟弟乘隙而起，联合众臣，把国王哥哥绑在藤椅上，扔入江中淹死，自立为王。
杀掉兄长自立后，缅甸新土王派人见永历朝臣，勒索“贺金”，以“庆祝”新王登位。
永历帝身边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当贺礼，又觉得这个新国王得位不正，只得装聋作哑，不予理睬。
懵懂之中，永历君臣并不知道他们大难将临。
吴三桂留镇云南后，已有在当地做“云南王”的打算，正是他的不断恳请，才使得北京清廷下决心把永历帝捉到手。
本来，永历帝窜入缅甸穷荒僻远之地，清廷已经认定他是不可能复燃的死灰，准备放弃征剿。
吴三桂不依不饶，急忙呈上《三患二难》之疏，非要清廷擒拿永历帝，杀之而后快。所谓“三患”，吴三桂详述如下：“
夫永历在缅，而伪王李定国、白文选、伪公侯贺九仪、祁三升等分驻三宣六慰、孟艮一带，藉永历以惑众心，倘不乘此天威震赫之时，大举入缅，以尽根株，万一此辈立定脚跟，整败亡之众，窥我边防，奋思一逞。比及大兵到时，彼已退藏，兵撤复至，迭扰无休，此其患在门户也。
土司反复无定，惟利是趋。有（如）我兵不动，逆党假永庆以号召内外诸蛮，饵以高爵重禄，万一如前日沅江之事，一被煽动，遍地烽起，此其患在肘腋也。
投诚官兵，虽已次第安插，然革面恐未革心，永历在缅，于中岂无系念？万一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其患在腠理也。"所为“二难”，吴三桂详尽说明：“今滇中兵马云集，粮草问之民间，无论各省银两起解愆期，难以接济，有银到滇，召买不一而足。民室苦于悬磬，市中米价巨增，公私交困，措饷之难如此也。凡召买粮草，民间须搬运交纳。如此，年年纳，岁岁输，将民力尽用（于）官粮，耕作半荒于南亩，人无生趣，势必逃亡，培养之难又如此也”。
所以，吴三桂得出结论：
"臣彻底打算，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患，土司无惶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稍可宽舒，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谓臣言可采，敕行臣等尊奉行事。"
清廷下定决心后，拨银数百万两，指派内大臣爱星阿率一只八旗劲旅，亲赴云南，配合吴三桂进军，以图全力剿灭西南一带的南明残余势力。
缅甸新土王正气愤从永历帝那里得不到贺礼，同时接到吴三桂等人发来的恐赫信（先前洪承畴已经给土王的哥哥发过类似书札，表达过“留匿一人累及全土”的恫吓）。
谁势力大就投靠谁。没过多久，缅甸土王与其大臣便决定对永历帝一行下手。
土王先派人通知永历帝：“贼众已退，缅土获安，请天朝大臣过河，饮咒水明誓。”
沐天波认为缅人不可信，主张不要前去。
马吉翔、李国泰死催，认为缅甸人敬鬼重誓，吃了咒水之后，大家都可保长久平安。
1661年七月十九日，永历帝属下大臣尽数而出，渡河前往者梗，参加盟誓仪式。
永历“行宫”内，只有总兵邓凯和十几个老弱残兵“保卫”病病恹恹的皇上。邓凯命大，主要是他的腿被马吉翔打成残废，行动不便，故而得留。
众大臣刚到盟誓地点，就被三千缅兵团团围住。三十个人负责绑扎一人，并不多说，当时就把大臣们按地砍头。
马吉翔、王维恭、李国泰等二十三位大臣以及随从数十个皆被杀害。
本来缅王不想杀沐天波，派人把他驾出（主要想把这位沐爷和永历帝一起送给清朝报功）。这位沐爷夺刀而起，击杀缅兵数人，最后为乱兵所杀。
随从的锦衣卫官员有几个人“漏网”，窜逃回岸边“行宫”中告变。
永历帝闻报惊悸，想自缢解脱，被总兵邓凯阻止：“皇上若去，太后谁管！”由此，永历帝才取消自杀念头。
缅兵杀完大臣随员后，冲着岸边永历帝行营跑来，蜂拥而入，翻箱捣柜，把南明朝臣所剩物品洗劫一空。
先前侥幸逃出藏入永历帝床下的几个明朝随员，也被搜出，当场杀死在永历帝面前。
慌乱惊惧下，永历帝两个嫔妃及诸臣妻女皆自缢于树间，情状极惨，“累累如瓜果然”（邓凯《也是录》）。
缅兵把永历帝、太后、皇后、皇太子等二十五人驱赶至一个小屋子当中囚禁，派兵严加看护。
当时的南明暂住地一片惨状，遍地横尸，树挂悬尸，一幅人间地狱图。
不久，缅兵把永历帝等人驱至沐天波原住所关押。南明大臣皆死，惟余一般的家属、仆役、宦者三百四十余人，皆拥挤在一个竹楼内，哭声震天。
隔了两天，永历帝才被允许返回原来的“行宫”。
地上血迹犹在，屋中财物全无。
二十五日这天，缅甸土王派人送来一些银物，假意问候，并解释杀人原因：“我乃小邦王子，实无伤犯诸臣之意。只因天朝各营兵屡入缅境杀害民众，众怨难犯，相互约结，杀害大臣们以为报复，希望皇帝对我小邦不要怀恨！”
惊悸复得病，永历帝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只能向缅甸土王的使者微颔示意。
不久，营内又发传梁病，幸存人员死伤大半。剩下的人出走，缅人不加阻止，往往到半路拦截，抢劫财物后，均杀之不留。
永历帝大臣被杀后，白文选得知消息，曾一度又深入缅甸率兵来救。由于缅军有备，白文选失败而归。
退兵途中，部将张国用等人挟持白文选，退往云南。
吴三桂得知消息后，立刻派先前降清的明将马宝等人劝降。
众叛亲离，无奈之余，白文选只得选择投降。于是，四千多人的南明队伍，又成清朝降伍。
真龙堕地成飞灰——永历帝被绞篦子坡
十六年来，艰难苦恨繁双鬓，南逃北亡一游龙。
听说吴三桂率领清朝大军进入缅甸境内，刚届不惑之年的永历帝朱由榔惊恐至极。
在内心深处，他对这位昔日的大明良将，仍抱怀有一丝天真的幻想。
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永历帝满怀凄怆，提笔做书，字字血泪，给吴三桂发去一封亲笔信：“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崇祯）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臣民。将军（指吴三桂）志兴楚国，饮位秦廷，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哀，原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指清朝），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一带土字，非复先朝有也。
南方诸臣不忍宗社之颠覆，迎立（我）南阳。何图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就诛，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宗社计乎？诸臣强之再三，廖承先绪。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失，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
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巢穴，仆由是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只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微命于蛮服，变自辜矣。乃将军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旋之身，何视天下之不予哉？
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赐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弟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侧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王（指吴三桂）之祖若父乎？
不知大清何思何德于将军，仆又何仇何怨干将军也！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谥单薄。继此而后，史有传，书有载，当以将军为何如人也！
仆今者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矣。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
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沐雨露于圣朝，仆纵有亿万之众，亦付于将军，惟将军是命。
将军臣事大清，亦可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大德也。惟冀裁之。"末落帝王，流离龙子，低首乞哀，字字有血，笔笔带泪。信中的辛酸委屈，铁石心肠之人也会有所触动。
这封信，不仅仅是哀求一已之生，永历帝也从吴三桂自身着想，一针见血指出：“将军自以为智而适成其愚，自以为厚而反觉其薄！”
试想，连对家门世受其恩禄的旧主都肯斩尽杀绝、不留一丝情面的人，新主子满清统治者在“赞叹”之余，内心深处真的对你吴三桂不会起疑心吗？而且，万世千秋，史有传书有载，当以你吴三桂为何如人也！
1660年年底，由于吴三桂大军临江而阵。
缅甸土王大惊，忙遗使奉十六个大金盘，里面盛满贡物，前往清军军营示诚。
吴三桂也不同土王使者多废话，只表示一个意思：马上送来永历帝，否则，清军过江屠城。
缅甸土王惶恐惊惧，立刻执行吴三桂的命令。他派人去见永历帝，哄骗说：“李定国大军又来了，有马步军数万人，临江索求，定要见皇帝！”
没等永历帝有所表示，缅兵数名上前，把这位倒霉皇帝驾上一个竹椅，抬起来就走。
永历的嫔妃和宫女号哭震天，一路步行，踉跄行了五里多地，来到大江边。
一艘大船，已经在江边等候。永历帝及从人皆被押上大船。
大船抵达对岸后，有一壮汉近前，背起永历帝就往岸上走。
当时，永历帝还以为这个人是李定国手下的兵将，就问：“爱卿你是何人？”
对方答道：“我是平西王前锋章京高得捷！”
这时，永历帝知道自己已经落入吴三桂清军之手。
他倒没像弘光帝那样失态咬人，默然而已。
时已至此，只能认命。
大功告成，吴三桂胜利班师，率大军押永历帝返回昆明。
昆明百姓知道永历帝被擒一消息，无不痛哭流涕。
清廷大喜，向天下发布文告，宣布明朝皇帝已经落网的消息。
永历帝被关押在吴三桂大营后，清朝各级汉族官将，出于深深的好奇心，有许多人前去入见（其实是“参观”）。
永历帝这位帝君，长像确实庄重威严，即使被擒，仍旧有人君派头，清军入见的各级军将，皆不由自主地下拜或者叩首。
吴三桂本人也曾来探望。据戴笠《行在阳秋》上讲，吴三桂见永历帝，先是长揖不拜，默立久之。
永历帝不会分辨清朝官服服色，但见来人气质不同一般人，便开口问来人为谁。
片刻之后，未经再三追问，吴三桂竟然鬼使神差一样，膝头一软，跪在地上，伏地不能起。良久，他才用一种地底鬼魂一样微弱的声音回答：“臣吴三桂来见。”
史书笔记中，多载永历帝对吴三桂“切责”，恐非实情。十多年逢警即逃的永历帝，抱苟且偷生之念，不可能对掌握自己命运的人加以“切责”。
两个人一来一语，对话久之，大概是永历帝表达想回北京为祖宗“守陵”的意愿。
其间，吴三桂一直跪地回话，汗流浃背，色如死灰。
对吴三桂的这种表现，人们往往从最浅层的意义上理解，以为这个大汉奸是被永历帝威武庄严的人君相貌所威摄。实则不然！吴三桂乃儒将，非一般粗鲁军人，他一家世受明朝厚恩，面对座上流淌着朱明皇家血液的君王，内心肯定受着大义和道德的折磨。
所以，笔者认为，吴三桂应该是一个有历史感的人，他能感受到自己灵魂的罪恶，并且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所面对的，是近三百年朱明“皇恩浩荡”的一个象征人物，而不仅仅是个衣穿龙袍的傀儡架子。
此次会见之后，直到篦子坡行刑，吴三桂再没有去见让他心生凛惧的永历帝。
这种心情，有负疚感，有罪恶感，确实也有侯景见梁武帝的那种说不出来为何打哆嗦的被威慑感。
永历帝身边的侍卫总兵邓凯，曾借机面见皇帝，跪求道：“大事如此，望皇上能一烈殉国，为臣随后从驾陛下于阴间！”也就是说，他规劝永历帝自杀死社稷。
先前咒水之盟后，他曾劝阻永历帝自杀。如今见大势已去，他又劝永历帝自杀，效仿崇祯帝，死个明白，死个壮烈。
时已至此，本性懦弱的永历帝倒惜起命来，他以太后老母为辞，并讲：“洪承畴、吴三桂，都受我大明皇家恩典，未必肯对我一家斩尽杀绝！”
这位朱明爷们如此想，真是大错特错。洪承畴、吴三桂这两个大汉奸，正是受那种忘恩负义的负疚感所折磨，反而会使出最毒的招术对待故君，必欲除之而后快，眼不见，心不烦，而且可以永远保全他们自己的身家家族富贵。
邓凯见劝说无望，只得告辞。这位爷很有骨气，拒绝为清朝做官，遁入空门，出家为僧。
清朝凯旋大军到昆明后，吴三桂允许一些前明官员入见永历帝。这倒并非出于什么宽大的好心，而是清廷一种攻心政策，以便让前明官员活见人，死见尸，完全丧失恢复明朝的希望。
没过几天，一出戏剧性场面出现。
曾经为孙可望做事而又“婉拒”永历帝职位的前明大臣龚彝（可以温习本书“永历朝廷活曹操”一章），如今穿上一身明朝大臣服装，命从人抬了一满桌的酒具菜肴，大摇大摆来到永历帝拘押之所，声称要见皇帝。
守卫者当然不让进。
龚彝大叫：“君臣大义，南北皆同。我来见故君，如何相拒！”
吵吵嚷嚷之下，有人报吴三桂。
吴三桂很爽，立刻下令同意龚彝入见永历帝。
入得都督府大堂，永历帝在严兵看守下被搀扶落座。
对于龚彝的到来，实在出乎永历帝意料。想当初永历帝第一次由李定国等人拥入昆明，这位龚彝大庭广众之下自称受“秦王”（孙可望）厚恩，拒不接受任命，当时广遭大臣们谩骂讥评。
疾风识劲草，板荡见诚臣。如今，昔日高喊“忠义”的人皆一个不见，惟独龚彝来见，不由不让永历帝百感交集。
龚彝伏地痛骂，行足一套参拜大礼。
然后，他斟满酒，向永历帝跪进酒爵。
永历帝哀不自胜，痛哭之余，表示自己不能饮酒。
龚彝进劝再三。
永历帝离座，感动之下，他接过龚彝的酒爵，满饮三爵。
龚彝再行拜礼。
而后，他忽然大叫一声：“皇上保重，臣先走一步！”
言毕，龚彝快步冲奔，触柱而亡。
事出苍猝，永历帝以及周遭的军卫皆不及反应，眼睁睁看着龚彝在他们眼前碎首而死。
永历帝急忙跪过去，抚尸大哭，几近昏厥。
这一位龚爷，是他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位明服明冠的纯臣。
此事发生过后不久，又有一些汉八旗中下级军官暗中联结，想劫出永历帝拥之入陕西再建一国。
未几，谋泄，牵连被杀者数千人。
吴三桂为保险起见，上疏请求在昆明当地处决永历帝。
刚狠凶戾、心机叵测的吴三桂，为了向清廷表现他的“一腔忠勇”，在行刑方式上，非要把永历和他年仅十二岁的太子斩成两段，使他们身首分离。
最后，连和他一起作战的满族人爱星阿和宗室贝子卓越罗都心中不忍，劝说：“永历（帝）亦曾为君，给他留个全尸总该不过分。”
这两个满人的话，才保全永历帝在被执行时有个全尸而死的下场。
永历十六年阴历四月十五日（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榔，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箅子坡，时年40岁。
与其一同被绞死的，还有永历帝的十二岁儿子。
临刑之际，永历帝默然。他的十二岁太子，年纪虽小，很有风骨，对坐观的吴三桂骂道“奸贼，我大明朝有哪里对不起你？我父子和你有什么私怨？为什么要对我们下此毒手！”
弓弦嘎嘎响，喉结咝咝促。
看着皇明最后的血胤在自己手中终结，吴三桂的脸上，露出一种旁人难以察觉的痛苦神情......
绞死永历及其太子后，吴三桂为向满清表忠心，下令把永历父子焚尸扬灰，弃骨灰于荒野。
即使有杀父杀子之仇，也不会做出如此绝情寡义之事。
吴三桂这样一个奸贼，真让人难以相信他曾“冲冠一怒为红颜”。
明末清初的大名士吴伟业，写有《圆圆曲》一诗，其中妙笔生花，极力铺陈，把“白皙通侯最少年”的青年将军吴三桂和“前身合是采莲人”的美貌歌姬陈圆圆的情事，婉婉道来。
笔者估计，真能看完全篇长诗的人不多，其中流传最广的也只有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前因后果，当时现在没有多少有心人真正琢磨。
其实，本人也投降清朝的吴伟业，通过这首长诗，对吴三桂极尽揶榆挖苦之能事，特别是后面四句：“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
大文豪这四句诗，简直就是神来之笔，诛心之句――吴三桂因一貌美年轻歌妓背父弃君。想当初，石河大战之后，气急败坏的李自成，跑到半途，就在秦皇岛范家店虐杀了一直押在军营当人质的吴三桂之父吴襄。可以想象，刚刚损失数数十万精兵的大顺军，会怎样怀着刻骨的仇恨，细刀慢剐“伺候”这位吴老爷！逃回北京后，李自成仍旧笼罩在自身败怒狂极的情绪中，把吴三桂全家三十八口寸磔而死。
吴三桂以剃发背国、全家成灰的代价，换来“一代红妆照汗青”！
吴伟业于字里行间，刀笔戮入吴三桂的心肺骨髓，已把这个大汉奸的一生的宿命渲染殆尽。
康熙十二年（1673年），老贼吴三桂竟也厚颜以“为明报仇”为名起兵。
前前后后又折腾了八年，但在他起兵之日起，就已注定了他败亡的命运！
永历帝被杀时，李定国率数千人马驻扎于西双版纳的九龙江一带（又有说在景线，即今日泰国的昌盛）。
噩耗传来，李定国自投于地，悲恸欲绝，几次哭至昏迷。
数日之后，李定国即因悲伤过度而患重病，不久逝世。
临终前，李定国对养子李嗣光说：“宁死荒郊，千万不要投降！”
可惜的是，落入穷荒、走投无路的李定国余部没能坚持下去，几个月后，即在李嗣光带领下向清朝投降。
李定国此人，有将才而无帅略，犯过许多战略性错误。
但是，国灭矣，君亡矣，李定国收合余烬，崎岖以死，百折不回，不愧为自古至今威武烈丈夫！
他对大明朝的耿耿忠心，他那种至死不渝的抗清精神，他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足以让我们后人击节赞叹。
第十三章 浩然正气洒热血张煌言殉明
公元1664年（康熙三年）九月七日，杭州闹市弼教坊。
清军警卫森严，如临大敌。放眼望去，铁甲骑士有数千之多，紧紧包围着一块四方空地。
杭州百姓近万人，屏息引颈，鸦雀无声。
在紧张到窒息的气氛中，在秋阳如血的光辉中，有五人明冠明服，长袍大袖，乘轿而至。
清初，朝廷杀人无数，罕有犯人乘轿至刑场就戮者。当日主角，乃明朝最后一个英雄张煌言。
炮声响过，清朝监刑官举旗。
刽子手卑辞下意，请张煌言坐下（而非叱令使跪）受刑。从官罗伦与张煌言并坐。两个明朝武将叶云、王发面向张煌言而跪。张煌言的仆童、年仅十六岁的杨冠毓，年纪虽小，仰头向刽子手高声抗言：“我不跪！”立于主人身边待刑。
这五个人，即使到死，仍保持明朝伦序礼仪。
遥望凤凰山大好山色，张煌言叹道：“大好河山，竟为胡虏所据，遍染腥膻！”于是，他口占《绝命辞》：
我今适五九，复逢九月七。
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
利刀斩下，鲜血喷溅。
张煌言，继文天祥、史可法之后的又一个伟大民族英雄的名字，从此镌刻在我们民族历史的辉煌长卷之中。
杭州人民哭声四起之际，骤雨昼晦，临斩临刑的汉官满将，相顾失色……张煌言，字玄箸，号苍水，宁波鄞县人。其出身，乃明末诸生，并非达官显贵之后。
清军在江南因剃头大肆杀人之时，他奋然投笔从戎，加入抗清斗争，与众人奉鲁王朱以海为监国，在江浙地区坚持打起复明旗号。一腔忠奋为大明，屡战屡北，屡北屡战。
舟山战役失败后，他与张名振一起护拥鲁监国进入郑成功辖境。
张名振死后，张煌言成为鲁监国残部的统军人物。
郑成功被永历帝封为延平王，张煌言当时也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郑成功长江之役时，张煌言引本部兵数千人，率师先行西上，为郑成功先开辟上游战场。
虽然当时孤军深入，由于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张煌言所率明军迅速收复芜湖、沈州、宁国、太平等地。可惜的是，南京之役失败，郑成功不告自退，致使张煌言进退失据。
兵溃之时，张煌言仍旧镇定。他命人凿沉剩余战船，然后率残众登岸，在湖北、安徽交界处的英山、霍山一带艰辛辗转。清军围追堵截，从人星散，他一路经安庆、建德、祁门、淳安、义乌、天台等地，历尽万苦，步行二千多里，最终复归浙东滨海地区。
当地人民得知张煌言生还，悲喜交集。
张煌言重举义旗，召集人马，以台州临门岛为基地，继续从事反清复明的军事行动。清军势盛，在大肆推行“迁海”政策困窘反抗义军的同时，步步紧逼，四处逮人杀人，还逮捕了张煌言的妻儿，关入宁波狱中。
郑成功丧败之余，想入据台湾，远离大陆本土。张煌言心急如焚，派人送急信挽留，认为“军有进寸无退尺”，如果入台湾，则将来金门、厦门皆不可守，一定造成天下复明之士灰心失望的后果。
郑成功不听，扬帆而去。当时，张煌言已带兵行至福建北部的沙埕想与郑军会师。他扑空的失望，可想而知。
1661年，永历帝在云南被吴三桂俘虏。转年，永历帝被杀，郑成功病死。
张煌言恳请郑成功之子郑经重拥被郑氏家族软禁区的鲁监国朱以海为帝。但是，郑经冷酷似其父，连鲁监国平时的粮食供应都常常缺欠，更甭提拥之为帝了。
兵卫寥寥之下，张煌言处于浙江沿海穷荒僻岛，坚持抗清。清朝浙江巡抚张杰致书诱降。张煌言不为所动，复书表示，如果清朝割海边之地给明朝残余势力，双方保民息兵，明朝余部能等同朝鲜之地位，他本人可以挂帆远航而去，不再与清廷为敌。（《海东逸史》）这种缓兵计，自然为汉奸张杰所识破，但他心中不得不深敬张煌言对明朝的忠贞不贰。
1662年底，郑成功死后半年，鲁监国朱以海因哮喘病发作病死于软禁之所。至此，张煌言心中的复明希望，全然破灭。
痛哭之余，他对身边人讲：“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因主上（鲁监国）尚存。今事如此，复有何望！”
有部众劝他率手下乘船去台湾往依郑氏，张煌言不从。“偷生延年，不如在此，以死立信！”
于是，他在悬岙岛尽散其军，自己只带随从十余人居于山上邻近峭壁的茅屋中。
不久，张煌言与众人商议，欲尽数落发为僧，前往普陀山，静待时变，再起复明。
荒岛之上，张煌言作《满江红·怀岳忠武》一词，表达复国报仇之念：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
便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
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
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宫露，染园雪。双龙逝，一鸿灭。
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
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
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
不料，张煌言部下其中一位小校叛变，逃走至清朝浙江总督赵廷臣处告密，引来大批清军搜山。
猝不及防，张煌言被清军生擒。
他被押送至宁波，清朝总督赵廷臣从前到海上与张煌言谈判过，见到他非常礼敬，设宴举酒，问候到：“张老爷别来无恙。”
张煌言不入席，凛然曰：“我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何必多言！”
与张煌言一同被俘的罗伦见状高声说：“张公一死而已，何必与如此猪狗之辈絮语！”
清朝的赵提督识趣，以重兵护大轿，把张煌言礼送至省城杭州。临别故乡时，乡亲成千上万泣别送行，张煌言作《甲辰八月辞故里》诗：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阗。
桐江空悬严光钓，震泽难回范蠢船。
生比鸿毛犹负国，死留碧血欲支天。
忠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春史传。
船行途中，夜半时分，张煌言忽听有人低声吟唱《苏武牧羊曲》，大英雄立刻起身和歌，慷慨激昂。仔细一看，唱曲人乃看守士兵之一的史丙。
张煌言知道对方“劝死”的心意，说：“你真是有心人！你放心，我作为大明兵部尚书，绝对会为国尽忠，含笑而死，不会给大明朝丢脸！”
入杭州后，张煌方赋《入武林诗》，更加坚定了以死报国之心：
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赤手分三席，拟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字里行间，岳飞、于谦两位前辈先烈，成为张煌言的精神支柱。
清朝的浙江巡抚张杰亲自迎接，待以贵客之礼。张煌言不卑不亢，与清朝督抚官员分庭抗礼，岸然高坐，寒喧闲话。
汉奸张杰等人皆知，张煌言心坚为明不可劝转，所以，相见许久，皆略谈闲语海中之事，闭口不敢提招降的问题。
言谈之间，还有降清的不少从前张煌言部将来拜，均涕泣行礼。
对这些人，张煌言略微颔首示意。
叙谈许久，清朝巡抚张杰终于开劝：“张老爷，您如果肯降大清，富贵功名，即可立致！”
张煌言脸色一变，起身斥责：“这等事岂可与我讲，我惟求速死而已！”言毕离席。
清官清将，皆离席恭送，沉默久之。
张杰下令，将张煌言与被俘诸人软禁于豪宅之中。
这些清朝的文官武将之所以不甚坚劝张煌言降清，在于他们学深知这位张先生的大义凛然。因为，早在先前相互往来的书信中，张煌言已经明白无误地表示了自己的坚定信念。
"执事（指清朝总督赵廷臣等人）为新朝佐命，仆（张煌言自指）为明室孤臣，时地不同，志趣亦异。功名富贵既付之浮云，成败利钝亦听天之命。宁为文文山（即文天祥），决不为许仲平（即南宋末降元的许衡）；若为刘处士（即南宋末降元的刘秉忠），何不为陆丞相（即陆秀夫）乎！”
遭受软禁期间，张煌言欲绝食，其参军罗伦又劝：“大丈夫死忠，任其处置，死得分明即可。张公您该吃吃，该饮饮。”
这位罗伦，本是镇江书生，南京之役时，开始追随张煌言。郑成功败走之际，他曾驾一吐小舟追赶海舟，登船苦劝：“您兵势尚强，奈何因小小挫败即奔。清兵胜后必骄怠，如果您现在回帆反击，定破南京。”丧胆落魄之余，郑成功不听，令人把罗伦挟去。罗伦当时在船上顿足号恸，士众感动。有这样的忠贞之士陪伴，张煌言肯定心中更感安定。
被俘期间，张煌言终日方巾葛衣，南面而坐，以示不忘故君。
临到刑场前，他提笔欣然，作诗二首，表其忠贞之态：
○其一
揶揄一息尚图存，吞炭吞毡可共论？
复望臣靡兴夏祀，祗凭帝眷答商孙。
衣冠犹带云霞色，旌旆仍留日月痕。
赢得孤臣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
○其二
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
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
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
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这两首诗，诸书皆无，惟载于《明秀南略》一书中。
“螳臂挡车”，在文革以后的大批判语境中，皆比喻顽固不化者。但张煌言“姑留螳臂当轮”的悲壮，恰恰显示了百死愁绝之中我们那种勃勃不屈的民族精神。
浙江地方政府报告上达北京后，对张煌言的处置，清廷内部研究一个月之久。有人建议把张煌言押送北京处斩，有人建议对他优待释放以招降南明残众，有人建议暂先把他拘押在杭州，议来议去，日久不决。
最后，经清廷部议，得出如下裁决：“解北恐途中不测，拘留惧祸根不除，不如杀之。”
清廷既怕张煌言押送北京途中有人劫囚车，又怕把他押在杭州给明朝遗民心中留希望，最终只能想出杀人一招。
古人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于张煌言来讲，身死天下事，且死而有真成，造就大汉民族士气刚风，求仁得仁，为义赴义，殉节死国，成就了中华烈士又一个千古流传的佳话。
张煌言死后，由于其妻子已经三天前早于他死于清军之手，他的尸体由其宁波同乡出资收敛，葬于杭州南屏山北麓的荔枝峰下。
乾隆四十一年，虏君“赐”谥张煌言为“忠烈”。所以，张煌言的墓碑是“皇清赐谥忠烈明兵部尚书苍水张公之墓”。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张煌言的坟墓和碑石皆被捣毁，直至1983年才得以修复。虏君赐修墓，汉人复砸碑。其间辗转，发人深思。
一代完人张煌言，时至今日，知者寥寥无几。在他的家乡宁波，旅游者只知有天一阁、保国寺，从不知有“张苍水故居”。即使有人看见这个指示牌，想必也不知“张苍水”为何人也，说不定误认为是哪位红顶商人的大宅院。当然，有人爱看改编自鸳鸯蝴蝶派的影视剧，也可能把张苍水误认为张恨水。
在今日中国，言及南明，连妓女李香君、顾横波、柳如是等人，都比张煌言、张名振、夏完淳等人“有名”，毕竟她们是《桃花扇》等剧目的艳丽主角啊。香艳秦淮，妓女红杉，撩动世人遐思心肠。至于张煌言吗，我们伟大祖国的舞台荧屏，皆是大清皇帝的文功武治，我从未看见哪怕有一个单本戏或单本电视剧出现他的身影。
可悲！可叹！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波谲云诡、地动山摇的大动荡时期，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明末遗民杜撰，而是乾隆清政府《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官方统计数字（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
大汉忠烈，真是不绝如缕。所有这些人，或为封疆大臣，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屈不挠，杀身成仁。
痛呼天地痛，山川草不悲。通过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确确实实能更加坚定中华民族精神本质的信仰。
相较之下，李永芳、孔有德、吴三桂、洪承畴、尚可喜、许定国、郑芝龙、孙可望、骆养性、冯铨、孙之獬这样的贰臣贼子，屈膝虏夷，同流合污，残杀同胞。他们的低下人格，在张煌言等忠臣义士的名字前，尤显卑污。
如今，历史翻案风大起。对于贰臣们贪求富贵荣华偷活苟生的行为，近来不少小文人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角度，大讲特讲他们的行为是“弃暗投明”，是个人生存权的选择权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如此美化贰臣，如此解析“人性”，真真令人齿冷心寒。
历史，是用来提高价值认识的，绝不是拿来“超越”的。
国家、疆域、民族的概念因时而易，王朝更迭与政权对峙前因后继，但正义价值和道德标准，纲常伦理，应该是千年不变，历久弥新。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凛然大义的民族呼声，连同“虏”、“胡”、“鞑子”等等词语，在今天可能也成为敏感的东西。
有人会说，“历史上的女真、契丹、匈奴等等少数民族，都已经是中国人了啊。岳飞、文天祥、张煌言吗，都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大谬特谬！
作为今日的中华民族统一体，满蒙回汉各族同胞，相濡以沫，携手共进。但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作为主体民族，我们那些民族英雄在特定历史时期有感而发、保家为国的振聋发聩之声，当然不能被故意忘记或者歪曲。
历史上的忠奸、善恶、是非，绝不能因为民族大融炉的烈火而完全消融殆尽。这不是民族偏见问题，而是民族大义和道德价值观问题。
如果我们回避历史问题不谈，不分青红皂白，虚幻陶醉于今日的“大一统”，把历史发生过的民族抗争当成民族“内斗”，就一定会堕入忠奸不分、是非颠倒的谬误之中。
如果是非不分、不恰当地进行历史类比，我们历史上一切反抗强暴和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都将成为“阻挡历史潮流”的无谓反抗。民族虚无主义的无形恶臭，将会污染我们一代又一代年青人的心灵。
南明的历史，是一部民族的心灵痛史。南明小朝廷的腐败与内哄，丝毫不能反衬清朝的“伟大”与“光荣”。南明朝野中的志士仁人，他们为民族为国家的拼死抗争，代表了我们民族勃勃不屈的伟大英雄精神。
张煌言等人抗击满清暴政、反抗民族奴役的可歌可泣的英勇行动，必将照耀以后无数世代的中国人的心灵之路！
附录 南明大事年表
说明
1．南明诸帝，包括弘光帝朱由崧、隆武帝朱聿键、监国鲁王朱以海、绍武帝朱聿[钅粤]、永历帝朱由榔。
2．弘光帝被俘后，有两帝（隆武帝和鲁监国）并存的局面，为行文方便，纪年以隆武、永历纪年。
3．大事记中所记月、日均为明历。年龄均为虚岁。
○－万历三十年（1602）
朱聿键1岁。四月初五日生于南阳唐王府邸。
○－万历三十五年（1607）
朱由崧1岁。七月十五日，生于京师紫禁城储秀宫。
○－万历三十八年左右（1610）
朱聿[钅粤]约1岁。生于南阳唐王府邸。
○－万历四十一年（1613）
朱聿键12岁。朱聿[钅粤]约4岁。随父唐世子朱器城居于承奉司监狱。
○－万历四十二年（1614）
朱由崧8岁。三月，随父福王朱常洵“之国”，定居洛阳。
○－万历四十五年（1617）
朱由崧11岁。受封德昌王。
○－万历四十六年（1618）
朱以海1岁。生于山东兖州鲁王府邸。
○－天启三年（1623）
朱由榔1岁。十月十九日生于北京桂王府邸。
○－天启七年（1627）
朱由榔5岁。父桂王朱常瀛之国于衡州，随往。
○－崇祯二年（1629）
朱聿键8岁。父被毒死。唐端王惧，始为朱聿键请名，立为唐世孙，脱离囚所。
朱聿[钅粤]约20岁，脱离囚所。
○－崇祯五年（1632）
朱聿键31岁。袭唐王爵。
○－崇祯六年（1633）
朱以海16岁。七月，袭封镇国将军。
朱由榔11岁。被封为永明王，同母兄朱由木爱被封为安仁王。
○－崇祯七年（1634）
朱聿键33岁。自请捐千岁谋修南阳城墙。
○－崇祯八年（1635）
朱聿键34岁。十一月因宗室换授法，与礼部侍郎陈子壮辩驳。陈子壮因此被革职下狱。
○－崇祯九年（1636）
朱聿键35岁。八月朔，不待朝旨，率勤王兵北上。诸王擅兵，下旨议罪，十一月，被削爵，废为庶人，投入凤阳高墙监禁。
○－崇祯十二年（1639）
朱以海22岁。父鲁王朱寿镛病故，嫡长兄以派袭鲁王爵。
○－崇祯十四年（1641）
朱由崧35岁。正月，洛阳城破，逃难到怀庆。
朱由榔19岁。结婚，妃为王氏。
○－崇祯十五年（1642）
朱以海25岁。年末，清兵攻入山东兖州府，幸免于难，兄鲁王朱以派自杀。
○－崇祯十六年（1643）
朱由崧37岁。七月，袭福王爵。
朱聿键42岁。巡抚路振飞入高墙探视，赠以私钱。
朱由榔21岁。八月，张献忠大西军攻占衡州。随父出逃。二十一日于永州被擒，二十三日为焦琏所救，入广西。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
朱由崧38岁。
朱聿键43岁。
朱以海27岁。
朱由榔22岁。
二月初三日，朱由崧逃离怀庆，至卫辉依潞王常汸。十五日，朱以海嗣鲁王爵。
三月，朱由崧逃离卫辉，至淮安。朱由榔至桂林，与父兄相聚。
四月，朱以海弃兖州南奔，渡淮河。下旬，朱由崧被护送至仪真。二十九日抵南京。
五月三日，朱由崧监国于南京。五日，以史可法、高弘图、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七日，以姜曰广、王铎为东阁大学士。八日，马士英入朝。十三日，史可法请设江北四镇。十六日，马士英入阁办事。封黄得功、左良玉为侯，刘泽清、刘良佐、高杰为伯。十八日，史可法离朝，督师江北。二十三日，诚意伯刘孔昭廷侮吏部尚书张慎言。二十六日，召对高弘图、马士英、张慎言于行宫。二十八日，封吴三桂为蓟国公。
六月六日，马士英向弘光帝荐逆案阮大铖，命复冠带陛见。高弘图、姜曰广谏阻不听，乞罢。群臣交章劾阮大铖。十日，张慎言致仕。十六日，马士英请申逆案之诛。弘光帝命严查从逆诸臣（投降过大顺政权之官员）。“顺案”事起。十七日，史部左侍郎吕大器罢。二十日，御史黄澍入朝召对，面斥马士英。朱以海入浙江。朱由榔至梧州，桂王朱常瀛病故。
七月五日，弘光帝以左懋第为北使，赴北京与清议和。九日，下令刑部以六等定从逆诸臣罪。十三日，刘泽清疏攻左都御史刘宗周。二十六日，尽释高墙罪宗。朱聿键获释出高墙（监狱），辗转赴南京。
八月一日，弘光帝复东厂。谏阻不听。十三日，太后邹氏自河南到达南京。二十一日，以从逆案牵连逮员外郎周镳等人下狱。二十五日，诏选淑女及内官。三十日，中旨以阮大铖为兵部添注右侍郎。刘宗周疏谏，不听。
九月一日，高杰袭黄得功于仪真之土桥。高、黄矛盾加剧，史可法和解之。六日，内批逮巡按御史黄澍，黄澍入左良玉军，不至。九日，大学士姜曰广罢。十日，左都御史刘宗周罢。十五日，史可法复清摄政王多尔衮书，语多不屈。十九日，令童生纳银，免府州县试。
十月一日，吏部尚书徐石麟罢。四日，左都御史李沾受贿事露，马士英为之请，诏勿问。六日，大学士高弘图四疏乞归，允之。
十一月五日，北部左懋第被清强制遣还，至沧州又被清兵追回软禁。清朝只将暗中向其投降的陈洪范放回。是月，朱以海奉弘光帝命移居浙江台州。
十二月一日，清兵下江南。三日，弘光帝以刘泽清密议效忠、刘孔昭实心定策功，各进为侯爵。十五日，陈洪范还。通政使杨维垣请重颁《三朝要典》。下和尚大悲于镇抚司。二十二日，刑部尚书解学龙上奏从逆诸臣罪案。二十四日，高杰北征，发徐州。二十九日，加高杰太子太傅。
除夕，弘光帝愀然不乐，问其故，则以梨园子弟无一佳者相对。众臣失望。
是月二十五日，朱聿键上疏奏请恢复王爵，不允。命徙居广西平乐，遂离南京南下，因贫无路费，滞留苏州。
○－弘光元年闰六月二十七日后称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
朱由崧39岁。
朱聿键44岁。
朱聿[钅粤]约36岁。
朱以海28岁。
朱由榔23岁。
正月十三日，总兵许定国诱杀高杰于睢州，逃出降清。
二月六日，以阮大铖为兵部尚书。中旬，鸿胪寺少卿高梦箕上奏北来“太子”在杭州，弘光帝遣太监召之。三十日，诛和尚大悲。
三月朔，北来“太子”至南京。六日，会审北来“太子”于大明门外。九日，百官会审北来“太子”于午门外。十三日，童妃自河南被护送至南京，下狱。群臣交章论北来“太子”事，多信其真。黄得功上疏称东宫未必假冒，乞多方保护，并刊印传布。南京民间传闻马士英谋害“太子”，舆论纷然。十五日，复审北来“太子”于大理寺。中旬，史可法紧急上奏称北来“太子”必假冒无疑。二十二日，清取归德。二十五日，左良玉以“清君侧”举兵东下。
四月朔，诏史可法等入援。童妃死于狱中。四日，左良玉攻下九江，即病死，东下大军由其子左梦庚统帅。继续东进。八日，弘光帝杀光时亨，赐周镳等自尽。九日，清兵占徐州。史可法连章告急，乞选将添兵，马士英不应。十三日，左梦庚陷安庆。清取泗州，渡淮河，史可法退守扬州。十五日，弘光帝选淑女于元晖殿。命潞王朱常汸移湖州、周王朱恭枵移江西、鲁王朱以海移广东。十九日，扬州被围。史可法致书清军统帅多铎，拒绝投降，决心身死封疆。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殉国。召对群臣议迁都，钱谦益力持不可。
五月二日，黄得功击败左梦庚于板子矶。左梦庚降清。五日，弘光帝因演剧作乐，无暇视朝。七日，百官集议，各怀心腹事，无结果。八日，援师悉溃，江防不守。清兵由瓜州渡长江，镇江失陷。十日，弘光帝清晨传旨：三淑女在经厂者悉放还母家。南京全城紧闭。夜二鼓，弘光帝与内官数十余人弃南京出逃，奔向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十一日，马士英挟太后奔向杭州。南京士民出北来“太子”于狱。十二日，弘光帝奔芜湖入黄得功营。十四日，清兵临南京城下，南明（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迎降。十五日，清多铎入南京城。二十二日，弘光帝为叛将田雄、马得功及刘良佐所劫，献于清。黄得功死。弘光朝覆亡。二十五日，弘光帝被挟至南京，囚于江宁县。
六月八日，潞王常汸监国于杭州。十日，朱聿键到达杭州，请潞王去监国之号称帝正大位，不听。十一日，贝勒博洛帅清兵至杭州，潞王朱常汸与巡抚张秉贞不战投降。十七日，朱聿键至衢州，郑鸿逵、郑彩、苏观生共请其监国，不听。黄道周先后上三疏请朱聿键监国。二十三日，朱聿键被拥至建宁（今福建建瓯），接受监国。
闰六月朔，江阴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众起兵抗清。三日，朱聿键至水口驿。七日，到达福州，举行监国之礼。钱肃乐起兵于宁波，随赴台州劝迎鲁王朱以海监国。十三日，朱大典于金华、沈宸荃于慈溪起兵。二十日，使臣左懋第拒不降清，于北京遇害。二十一日张国维等赴台州，共请鲁王朱以海监国，允之。
○－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
闰六月二十七日，朱聿键即皇帝位于福州，以福州为天兴府，称福京。以当年为隆武元年，遥尊弘光帝为圣安皇帝。进郑芝龙、郑鸿逵等为侯，封郑芝豹、郑彩伯爵。以黄道周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苏观生为吏部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赐郑芝龙子郑森姓朱名成功。召路振飞为左都御史、吏兵二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朱聿[钅粤]被封为唐王。
七月十八日，鲁王朱以海正式监国于绍兴。以张国维、朱大典、宋之溥为大学士。二十二日，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愤师不前，自请募兵江西，率门下出征。
八月，鲁监国赐行人张煌言进士，加翰林院编修。是月，永明王朱由榔移居肇庆，安仁王朱由木爱袭桂王爵。
九月初六日，弘光帝朱由崧被执送北京。上旬，总督何腾蛟、巡抚堵胤锡招抚大顺军余部于湖广。
十月，隆武帝遣兵科给事中刘中藻颁诏浙东，鲁监国不受。金堡入浙，上书朱以海，言其坚持监国将祸患无穷，鲁监国下令法司究问，金堡逃去。
十一月初，隆武帝誓师西郊，以郑鸿逵为御营左先锋出浙江，郑彩为御营右先锋出江西。马士英请入朝，鲁监国不许，遂入方国安军中，阮大铖随后至。授方国安为大将军。
十二月初六日，隆武帝御驾亲征，发福京，唐王朱聿[钅粤]监国。二十四日，黄道周兵败婺源被执。此月，云南土司沙定洲作乱，攻陷昆明，黔国公沐天波逃至楚雄。鲁监国以谢三宾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铸“大明通宝”钱。
○－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顺治三年，1646）
朱由崧40岁。
朱聿键45岁。
朱聿[钅粤]约37岁。
朱以海29岁。
朱由榔24岁。
正月，隆武帝在建宁。马士英疏请入朝，不许。
三月，监国朝王之仁与清兵大战于钱塘江。七日，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于江宁就义。隆武帝驻师延平，诏封受招抚之大顺军余部为忠贞营，赐高一功名为高必正，李锦为李赤心，赤心之母即李自成夫人高氏为贞义一品夫人。
五月，弘光帝朱由崧被杀于北京。
六月朔，清兵渡钱塘江，进兵取绍兴。鲁监国逃至台州。尚书余煌、王思任及陈函辉、陈潜夫等死难。孙嘉绩蹈海死、张国维投池死、王之仁至南京不屈死。郑鸿逵闻浙东江上师溃，弃仙霞关而逃。诏削其封爵。郑芝龙撤兵赴安平，拜表即行，诏留之不得。仙霞关守兵皆溃。是月，桂王朱由木爱死。
七月，鲁监国自南田岛航海赴舟山，隆武之臣黄斌卿不纳，漂泊海上。
八月，鲁监国由张名振护拥下驻普陀。十一日，清兵挺入福建建宁。二十一日，隆武帝闻仙霞关不守，自延平出奔，拟移驾江西。二十二日，清兵入仙霞关。二十四日，清兵取延平。攻占天兴府（福州）。二十八日，隆武帝于汀州为清兵所执，与皇后曾氏同时遇害。
隆武朝覆亡。
十月，郑彩迎鲁监国入闽。十四日，朱由榔在瞿式耜、丁魁楚等拥戴下，于肇庆监国。二十日，朱由榔闻赣州失陷，逃至梧州。
十一月，鲁监国驻福建长垣，重组政府，以熊汝霖为东阁大学士、郑彩为建国公、张名振为定西侯。二日，苏观生拥朱聿[钅粤]于广州监国。五日，朱聿[钅粤]称帝于广州，以明年为绍武元年，是为绍武帝。十二日，朱由榔还肇庆。十八日称帝于肇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是为永历帝。二十四日，永历帝遣彭耀赴广州宣诏，被杀。遂遣兵部右侍郎林佳鼎督兵，进攻绍武。二十八日，于三水大败绍武之军。
十二月二日，绍武朝广州总兵林察于三山口大败永历林佳鼎军。十五日，清将李成栋率兵突然袭取广州，绍武帝死，大学士苏观生自杀。绍武朝覆亡。二十五日，永历帝弃肇庆逃向梧州。
○－永历元年（鲁监国二年，海上郑成功称隆武三年，顺治四年，1647）
朱由榔25岁。
朱以海30岁。
正月十六日，永历帝逃至平乐。前御史张家玉起兵东莞、给事中陈邦彦起兵攻广州。二十一日，永历帝走桂林。熊汝霖奉鲁监国出师抗清。
二月初十日，清袭平乐，趋桂林。永历帝大恐，不听瞿式耜劝阻，于十五日，逃至全州。司礼监王坤，左都督掌卫事马吉翔扈从。瞿式耜留守桂林。鲁监国克海澄、漳浦、建宁、邵武诸地。
三月十五日，留守瞿式耜及总兵焦琏击溃来犯清兵。十七日，张家玉复东莞。二十三日，孙可望率大西军余部以平沙定洲叛乱为名，进入云南。
四月朔，清攻新安，张家玉败走，还屯博罗。初四日，永历帝移驻武冈，受制于刘承胤。初十日，清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率兵分道取湖广。二十八日，郑成功复海澄。此月，张名振渡海抵崇明，遇飓风兵败。
五月二十四日，刘承胤军大掠桂林。二十五日，清攻桂林，瞿式耜、焦琏率众击退。
六月朔，永历帝密诏何腾蛟入武冈。陈子壮起兵南海九江村。
七月初五，陈子壮、陈邦彦率义兵攻广州失败。鲁监国攻福州不克。
八月初六，清兵下清远，陈邦彦壮烈就义。二十日，高明失陷，陈子壮死难。二十三日，清兵逼近奉天府，永历帝出奔。刘承胤降清。二十七日，永历帝奔柳州。鲁监国克连江。
九月朔，瞿式耜请永历帝还桂林。初十日，永历帝奔象州。鲁监国克延平。
十月朔，清攻增城，张家玉死难。鲁监国军克福安、福宁、宁德、福清、长乐、闽清、永福、罗源等地，至此，已连克三府一州二十七县。
十一月朔，清兵逼近全州，何腾蛟、瞿式耜、严起恒等协办击退之。
十二月，永历帝移驻桂林。
○－永历二年（鲁监国三年，海上郑成功称隆武四年，顺治五年，1648）
朱由榔26岁。
朱以海31岁。
正月，金声桓于江西叛清归明。鲁监国移驻闽安镇琅琦屿。鲁监国朝徐宁德、福安二城尚存在，至此所复州县皆失。
二月初十日，郝永忠掠桂林，永历帝出奔。二十日，何腾蛟入守桂林。
三月初十，永历帝移驻南宁，随扈大臣仅七、八人。二十二日，何腾蛟击退入犯桂林之清军。二十三日，瞿式耜檄诸将收复全州、梧州。
闰三月（清四月）十日，李成栋于广东叛清归明。
四月（清闰四月）朔，遣吏部侍郎吴贞毓等赴广州，劳李成栋军。封李成栋惠国公、佟养甲襄平伯、杜永和江宁伯等。
五月，清兵围南昌。郑成功收复同安。
六月初三日，瞿式耜劳师于全州。永历帝封金声恒豫国公、王得仁建武侯。十一日，永历帝出南宁，移驻浔州，封陈邦傅庆国公。
七月一日，永历帝移驻梧州。李成栋遣使迎驾广州，陈邦傅请留跸浔州。瞿式耜力请驾幸桂林，语甚恳切，帝意未决。
八月一日，永历帝还驻肇庆，李成栋隆重迎驾。召瞿式耜入朝，式耜乞归，不许，仍留守桂林。命李成栋攻赣州，以解南昌围。清兵攻占同安。郑成功遣使奉表于肇庆，始奉永历正朔。
九月，永历朝政悉决于李成栋养子李元胤。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刘湘客、给事中丁时魁、金堡、蒙正发五人附之，揽权植党，时称之为“五虎”。何腾蛟收复永州、衡州。
十月，宝庆、常德恢复。瞿式耜疏请永历帝回驻桂林。二十六日，李成栋兵溃赣州城下。
十一月，何腾收复益阳。瞿式耜上疏以天下大势在楚不在粤，力请永历帝移跸桂林，以图出楚之计，不纳。
十二月，湖南诸将矛盾激烈。马进忠、李赤心相继统兵劫掠，新复州县为之一空。湖南形势大坏。该月，清大同守将姜瓖举兵叛清。
○－永历三年（鲁监国四年，顺治六年，1649）
朱由榔27岁。
朱以海32岁。
正月十二日，清兵袭取湘潭，何腾蛟就义。朝中群臣植党相倾。分吴楚两局。“五虎”结李元胤称反正功臣为楚党。大学士朱天麟、王化澄、吏部尚书晏清、户部尚书吴贞毓、给事中张孝起、吴其雷等称扈从旧臣，内结马吉翔、外结陈邦傅为吴党。两党水火不容。十九日南昌城破，金声桓、王得仁死，姜曰广投池而死。鲁监国移驻沙埕。
二月二十六日，李成栋第三次出征兵败信丰，落水而死。
三月，以杜永和为两广总督，代领李成栋军，驻广州。李赤心兵败于茶陵，走广西。清兵攻占宁德。
四月，堵胤锡兵败衡州，走梧州。孙可望遣使入朝乞封王爵。朝议以无异姓封王之例，拒之。鲁监国于大陆所复之地皆失。
七月，杨畏知、堵胤堵矫诏封孙可望平辽王，孙可望不受。而此前陈邦傅与其将胡执恭已矫诏封可望为秦王，且已接诏，滇中悉知。孙可望怒，执杨畏知、胡执恭于狱，自称秦王如故。初五日，郑彩弃鲁监国而去。张名振迎鲁监国至健跳所。此月，永历帝封郑成功广平公。
十月，鲁监国进驻舟山。张肯堂为东阁大学士。
十一月，鲁监国遣使乞师日本，不得要领。
十二月，永历朝兵败于永州。
○－永历四年（鲁监国五年，顺治七年，1650）
朱由榔28岁。
朱以海33岁。
正月，南雄、韶州陷落。永历帝闻警出奔。李元胤留守肇庆。
二月朔，永历帝至梧州。“五虎”失势，吴贞毓等疏论袁彭年等五人把持朝政、朋党误国等十大罪。诏以彭年反正有功，免议，余下锦衣卫狱。瞿式耜七疏争之，不听。
四月，严起恒罢。召王化澄入朝。
五月，高必正、李元胤入朝。金堡、丁时魁谪戍，刘湘客、蒙正发赎配追赃。
九月，孙可望入贵州，并遣将取四川。
十月，太后致书罗马教皇请多遣耶稣会士来华。
十一月朔，清兵攻占广州。初四，桂林失守，督师瞿式耜、总督张同敞被执。初九，永历帝仓卒弃梧州至浔州。陈邦傅叛逃而去，至南宁。
闰十一月（清历十二月）十七日，瞿式耜、张同敞不屈遇难殉国。王化澄降清。高必正、李来亨率众走川东。封孙可望为翼王，不受。
十二月（清历顺治八年正月）命大学士文安之总督川、湖军务。
○－永历五年（鲁监国六年，顺治八年，1651）
朱由榔29岁。
朱以海34岁。
正月（清历二月）永历帝驻南宁。
二月（清历闰二月）张名振杀王朝先于舟山。清兵连取梧州、柳州。孙可望遣贺九仪赴南宁杀大学士严起恒、尚书杨鼎和等，以其阻封秦王之故。于是封孙可望为秦王。大学士杨畏知愤甚，怒斥孙可望，被杀。
四月，郑成功取厦门。永历帝嫡母慈宁太后病故。施琅降清。
五月，孙可望请永历帝移云南。
七月，张名振率师奉鲁监国攻吴淞。
九月，舟山失守。大学士张肯堂等死难。张名振奉鲁监国航于海上。陈邦傅诱杀焦琏以浔州降清，并为清取平乐、清远。二十八日，永历帝从南宁出奔。
十月，永历帝驻新宁。
十二月，清攻取宾州、南宁。永历帝仓皇由水道走土司，抵濑湍。孙可望遣将前来迎驾。
○－永历六年（鲁监国七年，顺治九年，1652）
朱以榔30岁。
朱以海35岁。
正月十六，永历帝逃至广南府城。鲁监国由张名振等扈驾至中左所（厦门），旋居金门。
二月六日，永历帝到达安隆所。孙可望令改为安龙，遂为行在之地。从此受制于孙可望。
三月，孙可望遣李定国取桂林，刘文秀取成都。
五月，李元胤于钦州被执，赴广州，不屈死。李定国取靖州。
七月朔，李定国取宝庆。初二日，取全州。初四日，取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死。叛将陈邦傅被获。十一日，李定国复永州。刘文秀取叙州、重庆。永历帝以孙可望之请，封李定国西宁王、刘文秀南康王。
十月，刘文秀兵败保宁，大将王复臣死。报至贵阳，孙可望拟诏：刘文秀罢职闲住。
十一月十三日，李定国复衡州。二十三日，衡州失陷，败退时设伏击毙清敬谨亲王尼堪。时孙可望欲篡位，无人臣礼。永历帝岌岌可危，密敕李定国以兵入卫。
○－永历七年（鲁监国八年，顺治十年，1653）
朱由榔31岁。
朱以海36岁。
二月，孙可望召李定国赴沅州议事，定国不赴，走广西。从此孙李矛盾加深。
三月，鲁王朱以海自去监国之号，奉表永历帝朱由榔。鲁监国朝至此结束。孙可望率军追击李定国与清兵相遇于宝庆，大败。
九月，张名振以郑成功之军挥师北伐入长江，破京口，以粮绝而还。
十二月，永历帝密敕召李定国入卫事为马吉翔探得。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
朱由榔32岁。
朱以海37岁。
正月，鲁王朱以海移居南澳。定西侯张名振、监军张煌言率师再入长江，抵燕子矶，望祭孝陵。
三月，永历帝密敕事发，孙可望杀大学士吴贞毓等18人。
四月，李定国取罗定、新兴、阳江、阳春等县。
十月，李定国围广州。
十一月，郑成功遣将援定国于广东。
十二月，李定国攻广州、新会，兵败。旋攻肇庆，不克。
○－永历九年（顺治十二年，1655）
朱由榔33岁。
朱以海38岁。
二月，郑成功改中左所（厦门）为思明州。李定国退兵入南宁。
五月，刘文秀攻常德，失败。张名振以郑成功之军收复舟山。
十二月，张名振卒于舟山。
○－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
朱由榔34岁。
朱以海39岁。
正月，永历帝在安龙受制于孙可望，困窘万状。李定国击败孙可望兵于田州，急赴安龙。
三月，孙可望遣将白文选赴安龙，文选与李定国联合，共扈永历帝入云南。刘文秀迎纳。永历帝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各将领均有封赐。
八月，清兵复取舟山，迫民过海，舟山遂空。
○－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
朱由榔35岁。
朱以海40岁。
四月，上弘光帝庙号曰安宗简皇帝、隆武帝庙号曰绍宗襄皇帝。
五月，遣张虎送孙可望妻子部属还贵州。
八月，孙可望举兵犯云南。
九月，削孙可望爵，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连师进讨孙可望。交水大战，孙可望大败。
十月，孙可望败走长沙，降清。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
朱由榔36岁。
朱以海41岁。
正月，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授张煌言为兵部左侍郎。
二月，清遣贝子洛托为宁南靖冠大将军率军偕洪承畴、吴三桂等分道取云南。
四月，清兵攻下贵阳、遵义。刘文秀病故，遗表上永历帝：“若有仓猝，请驾幸蜀”。
七月，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以率师抗清。郑成功、张煌率师北上，遇飓风而退。
十月，李定国遣冯双礼守鸡公背、张先璧守黄草坝、白文选守七星关。
十二月，永历朝三路师溃，李定国于炎遮河大败，清兵抵曲靖。十三日，李定国微服还昆明。十四日，永历帝召群臣议迁都。卒采纳沐天波西赴大理，危可入缅甸之议。十五日，永历帝率臣民离昆明出逃。李定国断后。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
朱由榔37岁。
朱以海42岁。
正月初三日，清兵占昆明。初四日，永历帝驻永昌，下罪己诏。李定国自请削秩，不许。
闰正月（清二月）十五日，白文选兵败于玉龙关。十八日，永历帝至腾越。二十日，李定国兵败永昌之磨盘山。二十九日，永历帝入缅甸。
二月（清三月）十八日，永历帝驻缅甸之井梗。李定国驻兵猛缅，白文选入缅至阿瓦城，求永历帝不得。
三月（清闰三月），沐天波及绥宁伯蒲缨总兵王启隆谋奉永历帝出缅甸，为马吉翔所阻。
四月，咸阳侯祁三升以兵迎永历帝于缅甸，马吉翔遣使以敕书止。
五月，永历帝移驻缅甸者梗。郑成功、张煌言率师入长江克镇江，攻克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不久，败于南京城下。当时鲁王朱以海接永历帝仍令其监国之手敕。郑成功坚持不可，迁朱以海至澎湖岛软禁。
十月，李定国驻军孟艮。
十一月，沅江总督、土知府那嵩，抗清失败死之。
○－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
朱由榔38岁
朱以海43岁。
七月，白文选举兵入缅至阿瓦城迎永历帝，为缅所拒。
九月，李定国、白文选率兵从孟艮出发，分道入缅迎永历帝，仍被缅人所拒，至次年八月方撤军。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
朱由榔39岁
朱以海44岁。
三月，沐天波与总兵官王启隆密谋除马吉翔及太监李国泰，劫持太子斩关而出，谋泄。
七月十九日，缅甸以饮咒水盟誓为名，杀永历帝大臣沐天波、马吉翔、王维恭、蒲缨等42人。
九月，吴三桂率师入缅甸。
十一月，白文选降清。
十二月初三日，缅人执永历帝献于清军主帅吴三桂。永历朝覆亡。是月，郑成功收复台湾。
○－康熙元年（1662）
朱由榔40岁。
朱以海45岁。
三月，吴三桂执永历帝还昆明。
四月十五日，永历帝被吴三桂以弓弦绞死于昆明篦子坡。郑成功迁鲁王朱以海居金门。
五月初八日，郑成功病逝。
六月二十七日，李定国病逝。
七月及八月，张煌言接连上书请鲁王朱以海正大位称帝，以号召天下，被拒绝。
十一月十三日，鲁王朱以海病逝于金门。张煌言解散军队，隐居山中。二年后，为叛徒告密被捕，七月就义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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